陈独秀1941年1月19日给二位友人的一封信中，阐述了他“探讨真理之总态度”。

　　这封信收录在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陈独秀文集》第四卷，现摘录如下：

　　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

　　近作根本意见，，，，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廿年余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

　　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譬喻吃肉，只要味道好，不问其售自何家，倘若味道不好，因其为陆稿荐出品而嗜之，是迷信也，倘味道好，因其为陆稿荐出品弃之，而此亦成见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纸短话长，不尽万一，惟弟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当以此得为二先生所了解也。

　　陈独秀这封信写于1941年1月。一年后，1942年5月，他就离世。这封信讲的“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可以看作是陈独秀对自己一生探求真理，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概括和总结。

　　从这封信所论内容看，他所说的“探讨真理之总态度”，也是根本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路线。

　　陈独秀这封信言简意骇，态度鲜明。

　　（1）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立论

　　陈独秀申明，他“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这就是说，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包括历史实际和现实社会的实际。他不喜抽象地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从某某书怎么说，从某某人怎么说出发，人云亦云地立论。

　　（2）尊从“事变之试验”、“时间之淘汰”

　　陈独秀坚持看“事变之试验”、“时间之淘汰”，这就是要看实践检验的结果。对事，对文，对人，都是如此。他用日常生活中的吃肉作譬喻。他说，只要味道好，不问其售自何家，味道不好，即使出自陆稿荐那样的名家，也要弃之。陆稿荐，是苏州、无锡制售酱汁肉的老字号店，名声很大。陈独秀以陆稿荐比喻权威、名家，即使出自权威、名家的东西，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也要看实践的结果，决不盲目认定。

　　（3）迷信与成见，两不取之

　　陈独秀说，“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他反对迷信，也不抱成见。

　　他说，那种只要出自于名家的东西就“嗜之”，即盲目赞赏膜拜，就是迷信；反之，如果对名家的真正好东西也弃之，那就是“成见”了，也是不可取的。

　　他尖锐指出，那种“圣言量”的态度和办法（“圣言量”是宗教用语，有的书，如《陈独秀书信集》误印为“圣言董”），是“宗教之武器”，而“非科学之武器”。

　　在陈独秀看来，迷信与成见，是探求真理之大忌。

　　（4）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

　　陈独秀是中国最早尖锐犀利揭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在1940年9月写的一封长信中指出，俄国的苏维埃制，用秘密政治警察，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是反民主的独裁制。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史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是制度问题。他说，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 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稍后，1941年4月，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又进一步阐明了上述观点。他再一次强调，“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的民主制的问题”（《陈独秀文集》第四卷第662页）。

　　陈独秀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他对斯大林的评析，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析，“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就是说，他不是依据本本，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书本的条条，而是“根据苏俄廿年余的教训”，即依据对苏联社会实际的观察。

　　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的评析，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析，是他探讨真理总态度的审慎而又勇敢的实践。

　　“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陈独秀这个话，点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有意思的是，四十年后，邓小平也讲了类似的话。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邓小平的话，包含了更多“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包含了更多的实践经验（邓小平1980年讲话，又过去了四十年）。

　　胡德平同志在一篇文稿中披露，陈独秀早在1922年9月17日给张东荪的信中就提出：“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绝非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实践社会主义，应当允许一些私人企业存在和发展。德平赞赏陈独秀这个如何在中国实践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好实际、好深刻的观点”。陈独秀所以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多，当时人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情况下，能提出这样符合中国实际的主张，是因为他熟悉中国的现实，坚持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

　　陈独秀早年的思想主张，他一系列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直到他晚年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评析来看，他一生自始至终坚持了自己“探讨真理之总态度”。真是难能可贵！

（作者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顾问）

　　2021年7月7日初稿

　　2021年7月1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