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牐�2003年9月，新版《胡适全集》在北大隆重发行。在这前后，也欣闻新编的《鲁迅全集》即将出版。这些新全集的出版，对推动胡适或鲁迅的研究深入和学术事业的繁荣无疑很有助益。从研究资料方面来说，也是锦上添花，因为此前胡适或鲁迅的研究资料可用“丰富”二字来形容。这批新全集的出版，也蕴涵着一层意思：希望能以此带动研究范式的转移而“重估价值”。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高倡“重估一切价值”的陈独秀，同为“新文化人”，这位先驱者却显得有点“孤独”。

　 从研究情况来看，陈独秀这位“新文化的旗手”是无法和昔日的“朋友”相比的，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也无法和昔日的“同志”相比，甚至也不能和昔日的“对手”相比。单说研究资料的出版这一项。198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独秀文章选编》，这是最早的较为全面的陈独秀研究资料，但搜罗有限，与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地位很不相称。三联在出版该书的同时，还计划出版一套《陈独秀研究资料》与之配套。该计划分五个部分，分别由北京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历史所和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等单位承编。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于1983年完成，当第一部分交到出版社时，突然宣告停止执行。计划从此搁浅。

    这只是二十年前的一桩旧事，今日重提，说陈独秀的“孤独”，只能谓是我等“后生多情”。如果把它放在陈独秀的生前和身后种种遭遇来看，又算得上什么呢？。陈独秀的研究，不仅是资料的不足，有的材料还没有解密，属于“敌伪档案”之列。现实里陈独秀的研究却又有着种种限制，其中包括一些民众的观念影响。远的不说了，就我们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所接触到的陈独秀恐怕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像“右倾机会主义者”、像“托陈取消派”、像“汉奸卖国贼”等。这些帽子，有的是陈独秀在世时就有的，有的是其身后所加的。印象中陈独秀是个批判的对象，以前的现实也确是如此。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以前，陈独秀谈不上研究，多被作为批判的对象而提及，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说陈独秀“混入党内”并非玩笑！由此可见陈独秀的“处境”。　　　　

    这里可举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五四运动”词条为例，该词条只有一处提及陈独秀，原文为：“五四运动前夕，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开始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学”。陈平原先生对这段文字从史实上表示了怀疑：“谈论影响五四运动之得以形成与展开的‘知识分子’，李、陈、毛的排列顺序令人费解。就算排除‘温和派’的蔡元培与胡适，影响最大的‘激进派’，也仍非陈独秀莫属。尤其是谈论‘创办刊物’，还有比陈之主编《新青年》更值得夸耀吗？至于毛泽东在湖南主办的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总共只出版了五册，文章质量再高，也无法挤进五四时期重要刊物的前三名。更值得注意的是，《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1917年7月14日，将其放在‘五四运动前夕’论述，无论如何不恰当。”（陈平原：《触摸历史》）《大百科全书》出版于1986年，应该是“思想解放”的时期了。这里我们也不用怀疑编写者对这些基本史实的了解水平。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1942年陈独秀逝世时，陈铭枢先生的这副挽联可谓写出了时人对陈独秀的看法，不仅写出了“历史”，也预示了“未来”。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当时国民党一些人通电要求予以严惩，迅速处决。而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也幸灾乐祸，要求处理陈独秀。苏维埃的《红色中华》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此事的评论几出一调，这可能是当时处于严重对立的国共两党的唯一共识。“两个都自称‘革命’的政党都要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除去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余杰语）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这位“终身的反对派”，拒绝走别人为他规定的路。“他的一生，有毁有誉，但毁过于誉。值得注意的是，对他的毁，多半来自萧墙”。（《陈独秀研究》第一辑）历史怎么会如此呢？难道历史真的是如此吗？

　 “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这是陈独秀在国民党法庭上的慷慨陈词，也是陈独秀一生的写照和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在陈独秀的“自传”里，他把自己的人生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康党——乱党——革命党”。甲午惨败，促使陈独秀关心时事，由“选学妖孽”转为同情康梁派，被目为“康党”。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忠君爱国、请缨前敌为国赴难，却被说成是“犯上作乱”而遭通缉。报国无门，走向革命，转为乱党。一战之后，组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自称“一生差不多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坦承大部分都失败了。1929年11月，由他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将他开除党籍。后来，他的托派学生再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1930年代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登了七年，出狱后他拒绝了中国共产党要其去延安“休养”的要求，拒绝了国民党出资由他组建新党的建议。晚年寓居江津，布衣蔬食。

   陈独秀在中国政治史自有其地位，而在中国文化史也是一座丰碑。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自必待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提出了“民主和科学”这个近代史上的两大课题，把人权观、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看作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的三大发明，积极倡导个性自由和政治民主。从《安徽俗话报》到《甲寅》杂志再到《青年杂志》（《新青年》），陈独秀致力于“惊钟适铎”，“开通民智”，其影响不止于精英文化，还包括家庭、婚姻和妇女解放等大众文化。作为一个观念人，“陈独秀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姜义华先生语）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对于种种困苦磨难，陈独秀是坦然处之的。但我想到要以这句来做某种“借口”与“安慰”时，却有种不自在！只是希望种种艰难能早点过去。1980年代以来，在坚持真理的各方面的努力下，陈独秀研究终于突破了传统的“口径一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像“右倾机会主义者”、“汉奸卖国贼”等帽子都被摘除。但影响所及，恐非一时所能消除。这里不禁想起了在独秀故乡的所见。那是在陈独秀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　　　　 有时回忆往事是件很无奈的事情。

　 2001年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创建八十周年之际，笔者曾和一批学子“寻访先烈的足迹”，去了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在那里，我们所寻访到的只是几块饱经风雨的石碑，上面刻着“陈独秀诞生地”之类字样。仅此而已。走在先烈曾经走过的路上，“先烈的足迹”只是一种想象的存在。而伫立在陈独秀的墓前，连这种“想象”都荡然无存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表达自己那时的心情，好在这里的情形和几年前袁鹰先生来时几乎一样，不妨借用袁先生的一段话：“夕阳无语。几行萧疏是树木，轻轻摆动尚未完全枯黄的叶子。周围没有房屋，也没有人影，墓园是寂寞的。//并不是无主孤坟，也不是乱草丛中的荒冢。墓前也有一块墓碑，碑前也有一方几米见方的小空地，供人凭吊，供人祭扫——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来送过花圈。//简朴的碑石上，只有五个大字：陈独秀之墓。”一切依然。其实现在的这里和十年前王观泉先生来此的感觉“杂草丛生”又有何变化呢？

 　 作为此次活动的内容之一，青年学子们在安庆进行了有关陈独秀的知识和影响的调查。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安庆人民的支持响应，也想以独秀乡人的热情来淡化观瞻墓园的失陌。那种失望的结果不想再提起了。让我惊诧的不是故乡人对陈氏的隔膜，而是那种极力回避的态度。青年人和中老年人一听说是来“调查”陈独秀的，就匆匆地走开。这种情况在意料之外，似又在意料之中。那日去看陈独秀的故居，房屋的破旧倒不必说，居住在里面的市民拒绝我们入内瞻仰的态度确实让人无语。

    我们不是在寻求对陈独秀的崇拜，将陈独秀”偶像化“是不符合陈独秀自己意愿的，他曾极力要打倒”偶像崇拜”。我们只是希望能对先驱者应有的了解。如果这就是真实的现实，我们又怎么能面对那些曾经为国家、民族和子孙——今天的我们而艰难奋斗的先驱呢？

    汤因比在分析解体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时说：“这些知识分子如果按照我们所下的内部无产者的定义来说，乃是双重的，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他们虽然在最初阶段还可以安慰自己说，对于两个社会来说，他们都是不可缺少的，可是到了后来，连这一点安慰也没有了。”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适合陈独秀。我想还是以陈独秀的话来做为本文的结束吧：

　　 　　 “此骨非饥寒所困，一身为人类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