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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主要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明确全党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从而制定出新的方针、政策和路线。这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其本身就说明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对这次大会的重视，以及对中国革命一如既往的“关怀”。由于六大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及八七会议后中央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后召开的，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因此，当时与会代表的心情都不是很好，据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回忆：“我们的心情却很沉重，与会的同志也都是这样。中国革命受到这样严重的挫折，经验教训是什么?往后究竟应当怎样进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①
在六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指名要陈独秀等人作为特邀代表去莫斯科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个意见，中共中央觉得应该挑选一个与陈独秀关系比较好的同志去传达，可能效果会更好。于是，首先想到的是王若飞。李培之回忆道：“考虑到他曾是第一任中央秘书长和他与陈独秀的关系，中央让他劝陈独秀也一起去莫斯科。王若飞向陈独秀转达了中央的意见，并传达了共产国际对陈独秀还是爱护的意见。但陈独秀提出说，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批评他的错误时，没有让他参加，也没有让他发表意见，这是不对的。他以为如果到莫斯科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因此，表示不会去莫斯科。但他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承认他过去的错误。”②对于王若飞去劝陈独秀，笔者以为，以王若飞对陈独秀的了解，以及王若飞在大革命时期的许多问题上，站在陈独秀一边，并尽力为陈独秀辩护来看，比如，“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这次会议”。③因此，在对待陈独秀是否应该去莫斯科出席六大态度上，王若飞与中央的意见显然有分歧。王若飞认为：“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也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时人家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的缘故来打击他。”④基于这种认识，王若飞在劝说时肯定不会勉强陈独秀，甚至还可能设身处地地劝陈独秀慎重考虑此事。基于此种看法，王若飞在感情上必然会对陈独秀的拒绝表现出一定的理解。果然，在六大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王若飞认为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批评陈独秀的错误时，没有让陈独秀到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此，他认为陈独秀不来参加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⑤连王若飞的劝说也无效，可见陈独秀态度之坚决。“后来瞿秋白、周恩来也去动员他去，但陈独秀主意已定，谁也改变不了”。⑥虽然陈独秀自己坚决拒绝出席六大，但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阻挠或煽动别人不去，相反，鼓励支持其他人前往。当张国焘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时，陈独秀就表示张国焘等“应当前往参加”。至于他自己不愿出席的理由，他说：“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明国际早有牺牲他的决心：他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免有所挽回的。”同时，陈独秀还表示了另外一种态度：“我以往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文章，今后还可以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我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⑦
对于陈独秀拒绝出席党的六大，本文作如下探讨性分析：
首先，陈独秀拒绝出席党的会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应该的，也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何况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对他发出了邀请，这起码可以看作是党组织对陈独秀的尊重；而陈独秀拒绝党的邀请，这种目无组织和政治纪律的行为，是陈独秀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反映，是极端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陈独秀所列举的拒绝出席六大的各种理由，即是以上思想的具体体现。陈独秀耿耿于怀的是他对大革命失败负的责任太重，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没有让他出席!诚然，他说的这些“理由”不无合理之处。但如果借此来“报复”党组织——你们以前不让我参加，现在你们请我参加会议，我偏不去!这种心态就谈不上什么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了。一个投身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如果不能经受住各种挫折考验，受不得一点儿委屈，那怎么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呢?假设陈独秀去了莫斯科要受到责难、批评，甚至流亡、杀头，也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本色!一个真正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敢于牺牲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抛弃个人的私心杂念，把对真理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在这点上，王若飞的表现无疑是一个榜样。王若飞到莫斯科后，就经历了各种政治风险，但最终是挺过来了，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陈独秀所谓“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其话里话无非是说：如果六大对他不是批评得太厉害，不会让他承担太多的责任，那么“我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也就是说，陈独秀是否“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是有条件的；因此，当他了解到在六大会议上“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六大政治决议案中也没有追究他的个人责任时，陈独秀的心里才找到了平衡。正是因为陈独秀对六大抱有这种希望——或者说是“私心”，也正是因为陈独秀对六大的认识是肤浅的，这种脱离革命利益而过分为自己考虑得失的狭隘思想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当他接触到托洛茨基为自己“开脱”的文章后，就感激涕零。很快就对六大决议中符合历史客观的公正结论进行诋毁。先前对六大的肯定也转眼被否定了。陈独秀这种作为革命家的致命弱点即过于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决定了陈独秀政治命运的悲剧性。
其次，就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来讲，一般犯了错误的同志，往往以送到莫斯科“学习”作为惩罚。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去莫斯科“学习”实际上成了受处分的代名词。以致很多人不愿去莫斯科。王若飞起初也不愿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因为他才受到处分，工作中又受到瞿秋白的‘责难’；同时鉴于当时对许多犯错误的同志都是采取送莫斯科解决的办法，王若飞向当时的中央提出，在开完国际‘六大’以后，一定允许他回国工作，以示不是对他的‘处罚’”。⑧不能排除陈独秀也受了这种观念的影响，所以坚决拒绝出席六大，以证明自己的立场正确。
再次，可以肯定，在当时的形势背景下，陈独秀去莫斯科出席六大，肯定会在大会上成为众矢之的和斗争的对象；况且以陈独秀一贯固执争强的个性，必不肯轻易接受大家的批评。当时的联共(布)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中共党内也必然受到影响，出现整人的现象。以陈独秀的“错误”，即使态度再好，也必定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更何况他不会轻易认错呢，因此，结果可想而知。“国际曾一再召独秀同志到苏联去，他都拒绝了，他知道史大林的阴谋，这一去不是被软化，便永无回国之望”。⑨陈独秀最终没有去莫斯科，似乎躲过了这一劫。而作为陈独秀的所谓“同情者”的王若飞，果然不出所料，在莫斯科惨遭一系列的打击。这是因为王若飞坚持为陈独秀辩护，甚至在六大也帮陈独秀说话，“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时候，若飞曾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王若飞惹火烧身，马上引起其他人的围攻，李培之回忆说：当时“有人以为若飞袒护陈独秀，会后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瞿秋白和张国焘，都有这种看法”。所以就在莫斯科出现了刁难、打击王若飞的残酷斗争，而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王若飞与陈独秀的关系，所以打击王若飞，实质上就是打击陈独秀。六大后王若飞被留在了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1929年年底联共(布)党内进行清党运动，“若飞在这次运动中受到很大的冲击。清党委员会的结论说他在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赞同陈独秀的领导；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这次会议；在六大上仍提名陈独秀当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开除他的党籍”。⑩由此，人们可以推想如果是陈独秀本人在莫斯科，会有怎样的遭遇!有的研究者指出，即使陈独秀后来不参加托派，也必然会被开除党籍，这种估计不无道理。
B11 李立三在莫斯科的遭遇似乎更加证明了这一点。1930年年底，李立三下台后也到了莫斯科“学习”，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厄运般的生活，期间停止党籍一年，5年多不能过党的生活，每次开会，“李立三就被叫起来，站在那里作一通自我检查和批判”。然后，“很多人接着发言批判，说李立三检查不深刻，态度不老实，必须进一步深刻反省……”最后，李立三还被当作“人民的敌人”流放到阿拉木图坐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牢狱。B12
虽然陈独秀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又连任了五届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陈独秀的身上毕竟旧的痕迹太多太深了，他缺乏像王若飞这样的“成熟的职业革命家的风度”。只是一个人躲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生闷气，写情绪化的文章。如果他也能到莫斯科去坦陈意见，主动承担责任，站在真理一边为自己辩护，这样即使受到一时的打击，甚至遭受最坏的后果，也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风度!当面临打击时，王若飞坦然说：“共产党员应当是最坚强的人。这点事算不了什么，真相一定会弄清的。”历史证明，王若飞的信念得到承认。在党的七大时，毛泽东肯定了王若飞“在六大时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B13
最后，即使在六大以后，陈独秀也有去莫斯科的可能，因为六大确实像陈独秀所希望的那样，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有所“矫正”，这正符合陈独秀在1927年底多次写信的内容。可以说这是中央对他写那些信的一个间接肯定，这多少让陈独秀有一种自慰感和成就感，此其一；同时，六大对大革命的责任强调的是“党的领导机关”，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指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B14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六大的这个结论是公正的，绝对没有苛责陈独秀个人之处。所以，陈独秀心宽多了，态度也有了缓和，此其二；所以，当彭健华受王若飞的委托，在上海找到陈独秀，“并把王若飞劝他切不要消沉，并劝他还是到莫斯科去，和苏联党内的负责同志把过去的问题详细谈一谈，把前段的经验教训好好总结一下，在莫斯科住个时期，作点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备将来对中国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对此，陈独秀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坚拒了，彭健华回忆道：“他听了之后，略作沉默，便说，若飞的意见对，不过我想还是稍等个时期再去较妥。”B15但是，历史的机遇很容易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中擦肩而过，陈独秀毕竟是陈独秀，如果他去了莫斯科，那就不是今天史学界研究的陈独秀了!
注释：
①③⑩B13李培之口述，李小丁整理：《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4月8日。
②⑤⑧马连儒、袁钟秀：《王若飞传》，90页，91页，9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④《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174页，东方出版社，1996。
⑥陈志凌：《王若飞传》，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⑦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367、366—36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⑨赤光《陈独秀底生平及其政治主张》，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203页。
B11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110页，131页；王观泉《陈独秀研究二题》，《安徽史学》，2000年第2期。
B12唐纯良：《李立三传》，138—13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B14陈铁健：《瞿秋白传》，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B15彭健华：《回忆和陈独秀的两次会晤》(1979年8月)，《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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