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明的概念，简言之即是光明而有文采。《易·文言》：“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
行，是以元亨。”《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永塞。”唐孔颖达《疏》曰：“以天纬
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的涵意即是深奥、智慧、温和、纯粹、充实之谓也。清李渔
在《闲情偶寄》中则将文明界定为：“辟草莱而致文明。”释文明是有文化的状态，犹言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而实现的社会意识形态，文明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进化的。
文化是文明的动态词汇，文明和文化都是中国的古老词汇，这两个词汇具有近代新义，大约
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报刊，在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鲁迅等
人的撰述中，都出现过文化一词，鲁迅还专门写了一篇《文化偏至论》，论述文化问题，发
表在1908年的《河南》杂志上。不过比较起来，当时报刊使用文明这个词要比使用文化一词
为多。在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从一开始就是跟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正是激烈的政
治斗争和急剧变化的政治风潮，推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而文化也反过来为一定的政治
任务。由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各阶层都很重视文化的社会功能，文化视点和文学
思潮的发展变化空前剧烈，因而激起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中古文化冲突，已经从政治制度层面进入新文化精神层面，
新文化运动演成了新文学运动。在论及新文学运动，就会想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文化运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以1915
年《青年杂志》（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的出版，为其开端。当时揭竿而起的领导者是陈
独秀，以及随之而起的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鲜明的树立起民
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展开猛烈的进攻。他们反对袁世凯之流推行的政
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主张政治民主和思想文化民主；反对封建文化传统的迷信、屈从、恭顺
，主张解放思想，尊重科学，对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评价；反对保守复古，主张革新创新，从
而掀起了我国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故也称之为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可以有不同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
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
3页）启蒙运动采取何种形式，不能离开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同时又都必须和应该
致力于改造传统和开创新的时代精。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之所以显著，无疑是“五·
四”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但是陈独秀从事政治运动，为时实际甚早，可远溯
至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他在晚清以至辛亥革命运动中，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活动人物，对当时
革命的催生、推动，以至武装革命的组织，尤其关系重大。至于就其思想方面来说，其时也
已看到他的思想倾向迥异时流，而与新文化运动时代他所揭橥的理想，既贴近而又有一脉相
承之处，其思路理念和实际行动，十分吻合马克思所持的“不是随心所欲”的观点。
陈独秀在办《新青年》之前已享盛名，他的学养早已受到同侪友朋的推挹。早享大名而以文
章自诩的刘师培、章士钊、王无生等人，对他更是积极推许，说他“弱冠工属文”（王无生
《小奢摩讲话》、“学识优长”（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稿》）。章士钊甚至称誉他“早岁
读书有声，文学有贾生不及之叹。”（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
《新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拉开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标志着“五·四”运动的滥觞
。在正式出版的九卷54号《新青年》中，依其基本面貌，约略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以主编
陈独秀1917年的北上与1920年春的南下为界标，因编辑出版相对滞后，体现在杂志的面貌
上稍有延岩。大致而言，在上海编辑的最初两卷，主要从事社会批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
，掷地有声，幅射扩散，声名远扬。最后两卷着力宣传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运动与革命斗
争
，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密切关联。中间在北京编辑的五卷，其特异之处，在于以北京大学为
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更能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代表学术界众多同仁的
文学兴趣与理想追求，以促进现代文明的演进。
《新青年》一问世，即自觉地把独裁专制与封建主义作为靶子，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
封建主义进行猛烈的进攻。《新青年》首期的《敬告青年》一文，历数社会的黑暗腐败及封
建专制的罪行。指出：“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
年，发挥人间固有的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
朽腐败而不容置留于脑里，利刃断铁，映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
几其有清宁之日也……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一）自主而非奴
隶的；（二）进步而非保守的；（三）进取而非退隐的；（四）世界而非锁国的；（五）实
利而非虚文的；（六）科学而非想象的。”文章郑重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
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所讲的人权，即是民主，是：“脱离夫
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至于“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
车之
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于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
违，其效当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妄作之风息焉。”（以上均见
《新青年》第一卷第1号）关于这一态度，陈独秀在1917年12月间的《新青年宣言》中说得
更为明确。他说：“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
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
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
合前代圣哲、当代圣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
时代精神，适应社会的环境！”（《本志宣言》、《新青年》第七卷第1号）民主英文为Dem
ocraoy,音译德莫克拉西；科学Science音译赛因斯、德、赛二先生成为时人传唱不绝的口号
。
《新青年》在“五·四”思想革命运动中突出的作用和巨大影响历史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
动中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功绩，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斗争的重要领导不是别
人，而是陈独秀。从历史阶段和阶层层面上，1915年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其
历史意义及深远影响，在中国现代文明上，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刊物可与之相比埒的。到了五
四运动以后，《新青年》俨然成为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堡垒，而领导着这一新文化运动，在
这个运动之中，包括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文学革命种种倾向，蔚为时代潮流，关连着每一
种意识形态都有着深浅、强弱程度不同的反映。正如一树烟火，时机成熟了，引信一燃，轰
然一声光芒四射，一连串的劈扑、爆炸之声，继之而起，满眼都是飞红散花绚烂的场面。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曾对海外同志通信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
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逐致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
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为爱国之运动。”（韦政通回眸《新青年》序）文中所谓“出版界
之一二觉悟者”，指的正是陈独秀，而引起“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的，当然是指《新青年
》的言论，在当时舆论传播媒体独领风骚。所以我们在谈到新文化运动，就会想到1919年的
五四运动，谈到五四运动的兴起，就会想到《新青年》杂志，陈独秀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新青年》在以勇猛的态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还把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作为文学革命的历史使命，乘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导向演成了新文学运动。作为《新青年
》杂志主创的陈独秀，充分认识到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可开一个时代的风气，进而影响一国
的历史，推动其发展进程，显示社会价值的导向。通过《新青年》的载体，进一步深化新文
化运动，促进中国现氏文明的发展，从而开创从传统诗歌中脱胎划出具有现代典型意义的中
国新诗，和域外文学思潮的翻译。繁荣报刊文学，以适应现代工业化和都市生活环境，贴近
现实，贴近生活，不失时机地紧扣现代文明的脉搏，向着社会主义方向拼搏、前进！陈独秀
在中国现代文明的具体实践中，其业绩事功传世无亏，提纲挈领约略有如下三个方面：
独立潮头把新文化运动推向纵深
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也是一场波澜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不但对当时的爱国民主斗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
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
年》一文，痛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号召青年向陈腐的封建思想意识展开斗争，他说：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人权与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民主
与科学两大口号，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
陈独秀主张提倡的民主，是以法国为榜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独裁政治
服务的封建旧伦理道德，亦即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
》一文中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
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他认为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有政治觉
悟，而不能希望于“善良政府，贤人政治。”（《新青年》第一卷第6号）陈独秀提倡的科
学，也就是指自然科学和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
的科学的精神。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表明提倡
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
除迷信，坚持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
。”树立“真实的合理的”（《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五卷第2号）信仰。此时鲁迅
也继之积极宣传科学思想，指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这味药来
医治思想上迷信、愚昧、不改现状、不思变革的病。（《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新青
年》第五卷第4、5页）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演成了新文学运动，深层原因当然是
社会价值导向，但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也充满着许多偶然的机缘。陈独秀和胡适从不打不成
交，到携起手来，一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过程，就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因缘。1915年
，以《新青年》的出刊，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非常广远，使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殷切关注
起来。胡适看到《新青年》一卷3号上刊登了谢无量的一首五言旧体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
韵》，并附着加以赞扬的编者按语，便立即给陈独秀写了封诸诘的信：“足下之言曰，‘吾
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的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然贵报3号登谢
无量长律一首，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足下论文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
独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也。”（胡适《通讯》、《新青
年》第二卷第2期）不料陈独秀不但不恼，反而由衷地恳请胡适，一起来推动新文化运动。
当即回信道：“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
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多求足下
，赐以所作写实文学，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陈独秀《致
胡适信》，《新青年》第二卷第3号）由于陈独秀的邀请，胡适便把他关于文学改良的八条
意
见，写成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新青年》1916年第二卷第3号上，随后陈独秀立
即也撰写了论文《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发表
于《新青年》1917年1月的第二卷第6号上，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
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正
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陈独秀与胡适一经联手，五四新文化运动便终于以奔涌之势澎湃起
来。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把文学的革新与政治的革新联系
在一起，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我国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主张
“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主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
学”，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关于文学改良的八条意见，即“八事”是“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言套语；六
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便是他的“八不主义”。随后他又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八不主义”，改作了肯定的口气，总括为“四条主张”，
四条是：“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
、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接着他把这
四句话概括为十个字，即：“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是亿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
也就是他的根本主张。这种主张，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平淡之谈，但在当时不啻向古旧的文
坛施教了一枚像陈独秀所说的“四十二发的大炮”，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震撼。
陈独秀在这场文学革命中，通过实践，对文学形式也作了积极的革新，出色地将反封建的革
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关于文学形式问题，当时主要是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用
白话文写作虽由来已久，清末还出过一批白话文报纸。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运动，则是《
新
青年》发动的。《新青年》从第四卷第1号（1918年1月）起，即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
符号，并开始刊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及国民教育的推广起
着积极的作用，对文学革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独领风骚启蒙发轫中国新诗
中国新诗，它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而形成的，把新文化
运动以后的诗歌视为新体的一个独立阶段和特殊部分，称之为新诗。这不仅它在时间上属于
现代，而且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诗歌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典型意义上的诗歌，这也就是新诗
之所以“新”的所在。新诗最早倡导者是陈独秀而发轫于《新青年》。
中国诗歌发展到晚清，其形式己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
、谭嗣
同、夏曾佑等人有过“诗界革命”的呼吁，黄遵宪又首倡“新派诗”，这些都是为随后的五
四新诗运动起了前导的作用。新诗它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接近群众的白话语言，反映现实
生活，表现科学与民主的革命内容，以打破旧体诗词格律形式的束缚，为主要标志的新体诗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新青年》则是其主要阵地，最初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
是《新青年》。
在文学革命的浪潮中，诗歌随之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中国旧体诗专讲格律，不论是五、七言
律诗还是绝句，每句都拘执着平仄，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语言的表达。为了打破这种局面，
《新青年》开辟子白话诗的园地，从1917年2月第二卷第6号到1921年7月第九卷第6号，共刊
新诗170多首，还刊登了不少经翻译的外国名诗。《新青年》在第二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
学改良刍议》之后，于1917年7月在第二卷第6号上刊登胡适的白话诗8首，这是中国诗歌运
动中见诸文字出现的第一批白话诗。
关于新诗的起源，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选感想》中说：“新
文学运动起于民六，新诗运动也起于这一年，民八到十二诗风最盛。”并在该书的《导言》
中具
体地指出“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1号上，作者三人，胡（适）氏之外，有沈尹
默、刘半农二氏，这是民国七年正月。”而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 引言》中则“说到
正式提倡要用白话作诗，都不得不大书特书：这是民国六年中的事。”实际上《新青年》提
前一年从第二卷第6号起，即发表了胡适的8白话诗。朱、刘二氏在新诗出现的时间上，说法
虽略有先后不同，如果追溯新诗运动勃兴的始末，都是在《新青年》开辟的园地里而茁壮成
长的。
1918年1月，改版后版《新青年》第四卷第1号，即全部采用白话文，显示了文学革命迈出的
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期刊登的9首诗，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有典型意义的白话诗，它标志着中
国新诗跨出了坚定的第一步，宣告了中国新诗渐趋成熟的诞生。9首包括胡适的《鸽子子》
、《一念》、《景不徙》、《人力车夫》，沈尹默的《鸽子》、《月夜》、《人力车夫》
，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周岁日造像》，一开始就表明了新诗鲜明的社会功能
和新诗人对现实主义的追求。其中两首《人力车夫》都表现了对下层苦力劳动者的同情，不
过，沈尹默的一首要深切一些：“人力车上，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穿来，身上
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坠。”不平之音，扬出诗外。《月夜》则表
现了一种追求个性解放的独立不倚的性格，面对霜风，不倚不靠，与高树并排立着，这也是
时代精神的某种折射。特别是《相隔一层纸》，反映贫富悬殊，矛盾尖锐，对比鲜明，富者
在火炉前嫌太热，要开窗买水果，穷叫化子却冷得要死，“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
簿纸！”对剥削者的血泪控诉，对穷苦人的同情及对吸血者的谴责自在不言之中。这是新诗
创作中典型的“平民文学”，为穷苦人说话，并颇有民歌风格，这些新诗，诗体都是解放了
的白话自由诗，或含蓄，或暴露，或写景，或抒情，都能给人以审美感受，显示了新诗创作
的最初成绩。接着，《新青年》连期登载了不少新诗，直到五四运动兴起。主要作品包括沈
尹默的《宰羊》、《三弦》、《生机》，鲁迅用唐诶笔名写的《梦》、《爱之神》、《桃花
》、《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周作人的《小河》、《两个扫雪人》，刘半农
的《学徒苦》、《卖罗卜人》，胡适的《老鸦》、《关不住了》、《一颗星儿》，陈独秀的
《丁巳除夕歌》，李大钊的《山中即景》，沈兼士的《真》、《山中杂诗》，俞平伯的《春
水》，陈蘅哲的《“人家说我发了痴”》等等。以上许多早期诗作，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
直为人们称道，并具有深远的影响。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是新诗中出现得最早的同
情底层人民生活，并揭示人道主义主题的作品。沈尹默的《三弦》开始以新的语言和方式，
表现生活，并注重音韵的动听和谐，它以鲜明的意象和深沉的意境，自然、真切，极富弦外
之音，的确意味深长，透过三弦的悠悠诉说，表现了无尽的哀伤，既对世道衰微的兴叹，又
是对改变这个社会发出呼唤，从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等是新诗中一首最完美的诗。鲁
迅创作的新诗也很有分量，虽然他自己谦逊地称：“只因为那时诗坛寂莫，所以打打边鼓，
凑些热闹。”（鲁迅《集外集·序言》其实他的白话诗思想很新，语言很新，表现手法也是
全新的，如《梦》诗人以切身的感觉，警惕大家不要上当，并且呼唤“明白的梦”，渴望反
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早日到来。周作人的《小河》也是五四前夕反响较大的一首诗，它完全
摆脱了旧体诗的束缚，完全用白话口语入诗。立意新颖、朴素、细密而又自如。而且意象明
晰，境界开阔，寓意深远。胡适在《谈新诗》中称之为“新诗中第一首杰作”。朱自清在《
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它做到了“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足见其在新诗坛的地位。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创人物，在五四的巨潮中，对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及新文化运动，
其功绩是辉煌的，他在《新青年》为新诗初创开辟园地，而且带头做新诗，刘半农曾说：“
陈仲甫先生白话文做得很好，白话诗就我知道的说，就有《除夕》一首，这一首原稿也保存
下
来了。”（《初期白话诗稿·引言》）这首《除夕》是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后的第一首白话
诗，刊登在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3号，标题为《丁巳除夕歌》（一名《他与我》）
，表现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秩序的痛恨与不平，对人民疾苦的深刻同情和关怀，忧国忧民的情
怀与风格很少能与之伦比。同期《新青年》还刊登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同题的《除夕》
白话诗，同题作诗可能是当时一种风尚，既可展示诗人间的实力，又可供诗人一个共同促进
诗艺的机会，颇为新鲜，不难传为佳话。由于各人的家庭、素养、年龄、习惯之描述与感受
的不同，代表社会层次和思维触觉显然差别，诗味意境难能取得共识，这是当时陈诗与他们
的不同，预示后来在人生归属上各奔前程的远因。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散
发
亲拟的《北京市民宣言》遭逮捕，关押98天后经各方营救获得出狱，当他出狱时，《新青年
》六卷6号特刊发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写的新诗，欢迎他出狱。同时《每周评
论》第30号上也发表了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怀陈独秀》的一首新诗。为了答谢大家的盛
情厚谊，陈独秀又写了《答半农的D—诗》，发表于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2号上
，这首新诗李大钊极为赞许，他说：“此稿全篇旨在热爱人生，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全非自信涅〖SX(B-*6〗〖HT7，4”〗般〖〗木〖SX)〗者可比。”又说：“仲甫平生
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如大匠旁观
，缩手袖同，窥其用意，盖欲专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技耳。”（罗章龙《亢
斋汗漫游诗话》，《湘江文艺》19979年第11期）陈独秀新诗虽不多作，但以后在其自编的
《革命文学史》上，也还发表了《献诗》和《致读者》两首新诗（见唐宝林《陈独秀传——
从总书记到反对派》）。
陈独秀文章奄世，学究天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屹立潮头，举旗呐喊，为中国现思想启蒙
史及新文学运动的开创和发展，披荆斩棘，开拓革新，尤其对“诗界革命”脱胎出的中国新
诗的发轫与力行，其功是不可没的。
学贯中西沉耽域外文学的翻译
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激烈的碰撞和相互交汇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艺术、思想都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大量译介外国的文学作品，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专著是当
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严复和林纾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翻译家。1896年林
纾翻译了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使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大都市中，
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1897年严复在《国闻汇编》上连载他自己所译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
论》，让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当时最新的西方思想，两人都获得巨大的成功，故康有为在一
首诗中说：“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林琴南先生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梁启
超也盛道严复译书“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
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在一篇杂文
中也称道严复”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鲁迅《热风·随感录》）由此
可见，近代文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而又融会贯通的过程中，翻译是中外
沟通必不可少的媒介。
陈独秀在1904、1905年间办《安徽俗话报》就有丰富的文学革新的内容。在其时又提倡国语
教育。他用白话文撰写的《论戏曲》一文尤重要。极力宏扬戏曲作用，主张戏曲改良。除此
之外，陈独秀精通多国文学，浸沉于外文翻译，《新青年》一出刊，在一卷一号上他就编发
了俄国屠格涅夫的《春潮》，美国马克威·斯密士的《青年论》和他本人翻译的法国人薛纽
伯《现代文明史》。以后每卷各期译文都占相当比重，并不乏他本人的译作，如四卷1号的
德国赫克尔《科学与基督教》；以后在《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他还译了俄国洛若夫斯基《共
产主义之劳工运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
在文学方面，他同苏曼殊一样，曾热衷于拜伦和雨果作品的译介。1932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国
文系演讲时说，中国近代“把法国文学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入中国，陈先生（独秀）算是最
早的一个，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胡
适所说是根据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3、4号刊登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而言的。事
实在此之前，陈独秀早已从事西方文艺的系统译介。从这可以推断，近代中国关涉当时较新
文学理论和思潮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也以陈独秀为最早。在《绛纱记》序中，他提到：
“王尔德（Oscar Wilde）以自然派文学驰誉今世，其书写死与爱，可谓淋漓尽致矣。法人
柯姆特（Comte）有言‘爱情者生活之本源也。’（《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
近代文学家中，苏曼殊之钟情专意于拜伦和雨果作品，是较为人知的。实则在清末，陈独秀
、鲁迅、马君武等都热衷于拜伦的作品译介，这是清末革命知识分子追求革命浪漫主义和个
性解放的表征，是近代文学性情思所表现形成的“拜伦现象”。陈独秀曾依旧体格律译拜伦
《留别雅典女郎》诗四章，丰神透逸，情思缠绵，韵律合辙，语言有致，骤看几疑来自域外
？不失为译品中的佳作。有人考证这四首译诗出自曼殊译的《拜伦（Brron）诗选》，曼殊
即苏曼殊，其实非是，拜伦全名乔治——戈登·拜伦（George—Gordon Byron，1788—1824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身贵族，学生时代即身受启蒙思想影响。1809—1811年游历西班
牙、希腊、土耳其等国，受各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鼓舞，开始创作诗，表达对封建
专制的压迫憎恨，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向往，深受时人爱戴，1924年4月，拜伦逝世时，
希腊临时政府下令举国致哀，鸣炮三十七响，声震山河，说明人们对拜伦的景仰。
拜伦在诗创作中，常塑造的叛逆性格，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以致其表现被人误解，而
遭毁誉参半，英国湖畔派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称他为旷世诗魔，义即诗坛魔鬼。1907年，
鲁迅借骚塞的咒语，采纳梵文中“摩罗”或“魔罗”一词，反其义而用之，作《摩罗诗力说
》曰：“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人本以目拜伦。”鲁迅视拜伦为
“摩罗诗派”的“宗主”，在其文论里详述他“立意反抗”，“为世所不甚愉悦”的短暂生
平。鲁迅肯定拜伦性格“率直”，写诗“极诚”，其诗力“曼衍于欧土”，所以其所作诗歌
对欧州浪漫主义文学有较大的影响。苏曼殊浪漫成性，天才横溢，叛逆性格和拜伦极为近似
，在《题拜伦集》诗中曾道：“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零君与我，可能
异域为招魂？”对拜伦的崇拜可谓倾倒备至。所以在上世纪初，中国人对拜伦这样的大诗人
还知之不多的时候，苏曼殊已经开始以极大的热情介绍这位为爱情和自由的理想而献身的浪
漫主义大诗人。
《拜伦（Byron）诗选》苏曼殊于1906年译成，1908年出版。另据1934年上海华成书局出版
的《曼殊大师诗文集》称：《拜伦（Byron）诗选》发刊于民元前六年，出版于日本东京三
秀舍。该诗选据柳亚编的《苏曼殊全集》译作仅五篇，即：《赞大海》、《去国行》、《哀
希腊》、《答美人赠束发毛带诗》、《星岛峰耶俱无生》。至于《留别雅典女
郎》四章，据曼殊《文学因缘自序》：“则故友译自Byron集中。《文学因缘》系苏曼殊自
编的两本英译中国古代诗歌的集子。其在《自序》中尝与陈独秀论及英译古诗问题，如：“
畏友仲子尝论‘不知心恨谁’句，英译微嫌薄弱。衲（曼殊自称）谓第以此土人译作英语，
恐弥不逮。是犹倭人之汉译，其蹇涩殊出意表也。”陈独秀原名仲甫，又简称仲，一名由己
，号仲子，和苏曼殊交谊最深，声应气求，莫逆于心。在学问方面，曼殊甚受仲甫的影响
，
所译《惨世界》由仲甫润饰，开始学做诗也由仲甫指导。所以曼殊称他是畏友仲子。《文学
因缘》共收译诗6首，其中《留别雅典女郎》署名盛唐山民。，当时《天义》集刊第15卷登
载的《文学因缘》广告目次，亦将《留别雅典女郎》四章署为盛唐山民译。按盛唐山地貌景
观古属安庆市，陈独秀故居即在其山麓。史载汉武帝元封五年（106年），南巡狩，自浔阳
浮江，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至于盛唐，登礼潜之天柱山，作盛唐枞阳之
歌。盛唐即盛唐山，见《安庆府志》，陈独秀译诗随意摘取家乡地望作为笔名，犹如他在19
14年以后易名独秀（也是原籍一座山名），其思路如出一辙。何况苏曼殊在《文学因缘》里
注明《留别雅典女郎》译诗作者是“故友“，而且又同”畏友仲子“讨论译诗义法，足资证
明盛唐山民非陈独秀而何？难得的是将《留别雅典女郎》是译自《拜伦集》，而非《拜伦诗
选》，下了一个明确的注脚。
1903年8月，陈独秀（当时笔名由己）在上海与章士钊、张继和谢晓石主持创办《国民日日
报》，其时苏曼殊同他住在一起，嘘寒护暖，友情弥深，苏曼殊译法国文豪雨果（旧称嚣俄
）的名著《惨世界》（一译《悲惨世界》），连载于《国民日日报》。陈独秀对苏译作了不
少修改和润饰。《惨世界》又名《惨社会》（Les Miseradles）是法国19世纪杰出文学家维
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贯串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写
一个思想激进，充满献身精神，对恶势力深恶痛绝的英雄男德，借以发挥自身的思想和政见
，来表明反清的决心与鼓呼民主与科学的实现。其具体译介过程，据柳亚子转述陈独秀的话
：“《惨世界》是曼殊译的，取材于嚣俄的《哀史》，而加以穿插，我曾润饰过一下。曼殊
此书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我的润饰，更是马虎到一塌糊涂。此书原初在
《国民日日报》登载，没有登完，报馆就被封闭了。当时有个甘肃的同志陈竟全在办镜今书
局，就对我讲：‘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若你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
行。’我答应了他，于是《惨世界》就在镜今书局出版。并因为我曾在原书上曾润饰过一下
，所以陈君(指陈竞全)又添了我的名字，作为两个人同译了。“（《记陈仲甫关于苏曼殊的
谈话》上海
北新书局1927年版）后经柳亚子校勘，认为“曼殊原稿只到十一回上半回止，而十一回的下
半回，以及十二回至十四回，都是仲甫续成。”所以柳结论说，陈独秀之于该译著，不仅作
过修饰，还续成后三回。另外，卢冀野也说：“惟悲惨世界一种，予闻后半部即陈独秀续撰
。”（以上均见《曼殊大师年谱及其他》）由此可见，陈独秀文德风骨光彩照人，从不掠美
的高尚气节足资垂范。
1915年10月《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刊登了陈独秀翻译印度恒河边的诗人达喝尔（泰戈尔）
的《赞歌》四首和美国诗人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F.Smith,1808—1895）的《亚美利亚
》美国国歌四首。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印度作家、诗人，一生创作丰富。1913年获诺
贝尔文学奖。1924年曾来华访问，在当时中国文坛引起轰动。他的作品，对当时英帝国主义
统治下的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妇女的痛苦处境表示极大的同情，谴责封建和种姓制度，反
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对正统的印度教的抵触。
泰戈尔自19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出现了波及世界文坛
的“泰戈尔热”，广泛的国际影响引起了全球性的研究的兴趣，陈独秀从英文翻译他四首《
赞歌》，可能是运用传媒引进，来为中印文化交流拉动契机。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应蔡元培、梁启超之邀，访问中国。泰戈尔的中国之行既受到热烈
的欢迎，也遭到猛烈的围攻。资料显示，围攻的组织者是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始料未及
，1915年10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一卷二号发表自己翻译的泰戈尔诗作《赞歌》，泰戈
尔的作品在中国荣获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十年以后，竟又遭受围攻，事物的发展逻辑，表现
极大的反差。陈独秀组织对泰戈尔的围攻是近代中国东西文化论争的一个部分，也是当时政
治斗争的曲折反映。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正像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一样，有其偏
激的“左”的一面，但是，我们从中仍然可以看出，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的一贯追求。（以
上事见杨天石《陈独秀组织对泰戈尔的“围攻”》，(《百年潮》2003年第8期)。
至于美国国歌《亚美利亚》，意在数典而不忘祖，呼唤民主自由，和平公道，这与陈独秀在
新文化运动中高扬民主和科学大旗，渴求思想解放，其思路理念是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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