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的一天早晨,陈独秀照例从少夫人潘兰珍（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女工,南京狱中陪伴）手中接过《解放》周刊,也顾不上吃妻子给他买的早点就看起周刊来。当他打开共产党办的机关刊物,一行如同重磅炸弹的显赫标题展现在他的眼前：《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其署名者：“康生”,那一行行“汉奸”、“匪徒”的文字,如同钉子一样钉入他眼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察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察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察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
    陈独秀读着,读着,气得脸色煞白,心怦怦地剧烈跳动,他一把把《解放》杂志猛力抛进了庭院。王明作祟借刀杀人，其实早在康生发表此文之前,陈独秀就听说,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一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得知中共中央与罗汉联系与他合作抗日事宜后,坚决反对。王明自称是共产国际派他回来的,是斯大林派他回来的。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并且声色俱厉地威胁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联合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还说：“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这样,康生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于1938年1月、2月连续在《解放》杂志上抛出了16000字的长文《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用心险恶地制造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有名的“陈独秀事件”。
    陈独秀面对王明和康生向他抛来的重磅炸弹,蒙受“汉奸”天大冤屈,恼怒万分,气得高血压大发,卧床多日不起。“康生”,一个好熟悉的名字。他想起来了。当年他在上海任中共总书记领导上海工人运动时,康生只不过是上海总工会的一名干事,现在却飞黄腾达,成了中共要员,把持着中共宣传大权。可是,他与他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区区的小干事,何来的矛盾？何来的恩怨？现在他为何紧跟王明之后,无中生有,竭尽造谣之能事,诬陷他为“日本间谍”呢？噢,他想,康生只不过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和策划者,其祸乃起源于王明。他清楚地记得,1926年,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王明,在副校长米夫的吹捧和举荐下,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成了米夫的掌上明珠。1927年年初,米夫率联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就把没有毕业的王明选作翻译,后又带王明参加中共五大。这年6月,王明又参加米夫与陈独秀的谈话。在谈话中,米夫向陈独秀把王明吹捧了一番,并举荐王明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陈独秀既不愿接受,又不便推辞。陈独秀本来就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存有芥蒂,对米夫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架势十分反感,同时,对王明这个“毛孩子”也看不顺眼。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些年轻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不比王明强的。于是,他让王明在中央宣传部当了个干事,王明对此大为不满,耿耿于怀。7月,大革命失败前夕,武汉白色恐怖笼罩,汪精卫磨刀霍霍,贪生怕死的王明,惧怕环境恶劣,又跟着米夫返回苏联,还向米夫告了陈独秀一状。陈独秀想到此,对于蒙受“汉奸”冤屈也有了几分明白——原来是王明在作祟。王明借斯大林反托派的这把刀子,伙同康生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让他在国人面前永世不得翻身。公正人士鸣不平王明、康生别有用心,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且积极主张抗日、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打成“日本汉奸”,是耸人听闻的。顿时,舆论大哗,使各界富有正义感的人士对中共及其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从1938年3月15日起,《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等报纸,在显著的位置发表了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长）、傅汝霖（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校长）、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段锡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九人联名的公开信。信中指责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议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
    这封公开信发表后,在武汉三镇引起强烈反响,说出了支持公正人士的心里话和正义感,谴责了王明、康生的无耻谎言。3月18日,张西曼又给《新华日报》写信说,“因为他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由他那抵抗日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开创中苏文化协会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项庄之舞意在沛公此时,性格倔强的陈独秀,见到友人为他辩护的公开信,心中得以很大的安慰,在他蒙受如此之大的冤屈时,友人们敢于出来为他辩护,主持公正,更觉友情之重、之温暖。然而,当他看了《新华日报》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诬陷他的“短评”时,他越发恼怒,不再沉默了。于是,他3月17日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信,措辞十分激烈,但《新华日报》拒绝发表。几经周折,后改在《血路》、《武汉日报》和《扫荡报》上发表。
    但陈独秀哪里知道,王明、康生制造他的“间谍”案的背后,还隐藏更大的杀机,即寻找“石子”打人,在毛泽东、张闻天与罗汉、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问题上大做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共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王明心中一直不满。这次他从莫斯科回来,以冷嘲热讽的双眼注视着中共的动向,企图再次篡夺中共大权。
    陈独秀致《新华日报》公开信发表后,《新华日报》秉承王明旨意,于3月20日发表《关于陈独秀来信》的短评,指责陈独秀要求拿出证据来,是“无赖的口吻”、“装腔作势佯作不知道”。又狡辩道：“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俘虏,正是这个原因把陈独秀和托派联结在一起,不是没道理的。”这种说法,更引起公愤。此时,罗汉又发表了一封很长的致周恩来的公开信,叙述1937年8至10月与叶剑英等“很融洽”的接洽情况,驳斥了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罗汉等的诬陷。这时,不仅陈独秀与中共关系是剑拔弩张,而且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势态日趋扩大与严重。在这十分困难与复杂的条件下,周恩来为了捍卫中共的利益和抗日统一战线,对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对各方人士做了许多工作,以求缩小事态,尤其几次托周钦岳等陈独秀友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独秀“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继续扩大。陈独秀对周恩来的印象不错,认为他是有政治头脑,处事冷静,善于处理问题的人。所以,陈独秀听了周恩来的话,一时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同时,时在长沙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在陈独秀北大学生何之瑜（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为托派）的陪同下,专程从长沙到武汉,调解由王明、康生的诬陷引起的陈独秀与中共的纠纷,这使陈独秀大为感动。这样,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了下来。
    然而,受了一场天大耻辱和委屈的陈独秀,对此却不肯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后陈独秀避难江津,戴笠、胡宗南曾登门来访问,拿出王星拱等9人在《大公报》就他“间谍”案发表的公开信剪报给他看时,陈独秀仍气愤不已,抖着剪报说：“此诬陷之事,虽经徐特立先生调解,但我陈某的人身受到极大的攻击,至今仍未忘怀。”
    这样,陈独秀与中共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地破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