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寒假，我和三个好朋友考入江津中山小学高中一年级。开学前，我们一起乘船由重庆去江津，看见船长室里坐着一位很有风度的长者，一打听，他是陈独秀，就住在江津城墙脚下。我读过他写的《我对抗战的意见》小册子。从这本小册子上我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和目的，我们必须奋起抗战才能挽救中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又知道他是有名的学者，办《新青年》杂志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他很敬佩。听说是他，我十分兴奋，立即去拜见他．请他在我的日记本上签名。这位长者和蔼可亲，问了我一些情况后，慨然在我的日记本上书下了“少年中国，中国少年”八个大字。并旁题注明：“张富培同学纪念，陈独秀於民哲舟中。（图，张定，2001）

同行的三位同学并没去找他，但船到码头、我们四人都被宪兵扣下检查，没收了我们的几本小说和《全民抗战》等期刊。放行后天色已晚、我们去四川旅行社投宿，晚九点光景。宪兵又来，再次检查行李，叫我和另一同学带上被子，将我们押去宪兵十二团司令部。我们被分别关在两个监房里。监房地上有一一些稻草、潮湿阴暗。我披着被子，合衣坐着靠在墙上。下半夜，被叫到审问室由一个军官审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我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知道读书。”又问：“你与陈独秀有什么关系：”答：没有关系，只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教授、很有学问。”他们问不出个所以然。我急中生智、要求打电话回家。他问：“你家长是干什么的？”我说：“我父亲在二十一军司令部。”他不让我打电话，但不一会儿就把我们俩放了。

第二天，我们到学校报到。校方说，你们得等一下，还须口试。我们一听．猜到是学校借此取消我们的入学资格，不然入学通知书都发了，老远跑来，为何还要口试？年纪小，没有经验也不懂得据理力争。

想起陈独秀对青年是那么关怀，就按照那位乘警告诉的地址，在江津较墙脚边找到了陈，我向他诉说自己的这一段遭遇，表示：决定不上学了，要革命去。陈听着脸上露出严肃而又十分关切的神色对我说：“要革命也不能不上学。没有学问革命也搞不好。”我说：“现在学校都开学了，也没学校可上了。”陈说：”那你就先自修半年再考。这半年，除温习功课外，可以读一些历史书籍。例如，可以读克鲁泡特金写的《法国大革命史》，还可以看看其他历史书籍。克鲁泡特金写的《我底自传》也可以看。我已经看到这本书，是可以买到的。总之要读书，一定要继续上学，真要革命就要有本事，有学问。”他的关怀与忠告，令我十分敬佩与感激，决定继续求学。这样，我们
几个人又一起回到重庆，自修功课。几个月后，我回到初中时就读的广益中学，干1942年暑假毕业，考入燕京大学。1944年到1945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年，抗战胜利后复学，1947年从燕京大学到晋察冀，被分配在中央青委工作。

1948年在平山县的土改、整党工作期间，中央青委机关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我如实讲了这一段经历。有同志追问我与托派的关系，有同志追问我思想上受了陈独秀什么影响？我只能说我没有见过托派，和托派没有任何关系。陈独秀劝我要上学，要读书，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他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我改变了空想的革命道路，而决定再上学。如果说他对我有长远的影响，可能是悟出要从人类的历史去了解人类的未来，然后去找寻革命的道路。另外，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革
命者的可亲可敬的形象，觉得共产党是好人。别的，说不出他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有同志觉得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不搞清楚不行。还是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同志为我解了围。他说：“张定当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在那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去请教一位有学问的长者，陈独秀告诉他的那些话是可信的，对一个青年人来说也是有益的。没有什么根据硬要和托派扯上关系嘛！”

“文革”中批斗我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是档案里有中央青委机关党委的结论，倒没有提出来追查。但是，“造反派”抄家时，陈独秀的珍贵题字也和我所有的日记、笔记本，连同其他书籍、信件、照片一起被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曾载《炎黄春秋》，责任编辑 舒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