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从一个前清秀才，一跃而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进而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甚至是中共五届中央的总书记[2]。曾几何时，斗转星移，陈独秀成为“反对派”，遭共产党唾弃，被国民党判刑，最后贫病交加，客死他乡。

对陈独秀的一生，至今人们的评价不一。有的是因为观点不同，有的却是因为资料欠缺。综其一生，与共产党关系最大。恰恰是陈独秀在共产党的这一段时间，许多资料长期不得披露，研究起来困难最多。国内几乎所有谈及陈独秀生平的文章和著作，都肯定地说，由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对中国共产党1927年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时期陈在党内主持工作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都不了解的话，焉知他的那些“主义”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背景？何况，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并直接受到莫斯科派来的代表的监督指导，我们又如何知道他没有进行过内部的抗争？

1929年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历数自己当年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形[4]。但共产国际早已给陈独秀的“错误”定性，声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着“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于是，什么“右倾分子”、“投降主义”之类的政治名词纷至沓来。[5]陈独秀的辩白，自然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直至今日，即使那些为陈独秀鸣不平，高度评价陈是那个牺牲自己、造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们，也仍旧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并没有疏忽他投身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应承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以及在理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和在与国民党右翼斗争方面的缺失。”[6]然而，有谁真的能够说清楚，那些“责任”和“缺失”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陈独秀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党、一个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过避免的碰撞或探索？更何况，前些年中俄学者中已经有人在指责陈独秀犯有“左倾”的错误了。[7]于是，陈独秀“左”耶“右”耶，时左时右，亦或“形左实右”的问题也出来了。

坦率地说，“右倾”也好，“左倾”也好，未必是历史学家应该讨论的话题。是非对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人们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研究陈独秀主持中共工作期间的这段历史，关键在于搞清楚基本史实，即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它们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特别是要弄清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以便使我们最终能够知道，真实的陈独秀究竟是怎样的。在陈独秀留下的那许许多多文字中，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其实是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和决定。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所展开[8]，但一些关键性资料的欠缺仍然是一个明显的障碍。随着俄、德、中三种版本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1920－1927）》（文件集）的出版，这样的条件得到了重要的改善。本文即准备在此基础上，就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某些传统的说法，作深入一些的探讨。

   陈独秀“幼稚”，全党更“幼稚”

   和列宁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俄共前身）时的条件比较起来，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无疑要“幼稚”得多。根据《毛泽东选集》中的说法，陈独秀就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的。[9]这句话，逻辑上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因为党初创时期“幼稚”，所以才选了“幼稚”的陈独秀来做总书记。

说共产党当时“幼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当年党成立起来了，但党的领导人以及党的其他成员，“理论准备”普遍欠缺。通俗地说，就是大家当时都还不很清楚用于指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相对来说，陈独秀在当时接受列宁主义则确实是比较早的和比较彻底的。

陈独秀何时开始信仰列宁主义？1920年夏天。这一年的9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而就在4个月前，即1920年5月1日，他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他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10]仅仅几个月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如果我们依据目前所知的情况，相信在1920年6月间，陈独秀等人组织过一个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11]，一个月后又受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的委托，组织筹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和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12]。如果我们进一步相信它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或至少在同一时期他还在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等共产主义小组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陈独秀在六七月间应该就已经开始倾向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了。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列宁主义者，这在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并迅速开始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那就是他曾经有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帮助。

维经斯基从1920年5月到上海，到1921年1月回国，他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与陈独秀的接触和交往超过他认识的任何中国人，时间长达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论是组建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筹建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者是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起草诸如《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件，维经斯基都曾与陈独秀等人密切协商，给了陈独秀十分重要的帮助。因此，从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随后这段时期“对于政治的见解”，几乎都是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的。而这些理念和经验，自然都是得益于维经斯基的介绍与灌输。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当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而不是他在理论和经验方面比当时党的其他成员更成熟。关于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共一大通过的那个众所周知存在严重缺陷的决议和陈独秀此前的文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读物都认为，有关中国革命需要“两步走”的思想，中共一大期间基本上还不存在，直到1922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意见之后，人们才认识清楚，然后才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什么叫中国革命“两步走”？简单地说，就是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存在严重问题，也就是因为它完全无视中国当前存在的客观需要，不仅没有提到反帝反军阀的问题，一厢情愿地主张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为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而且反对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共同敌人。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真没有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呢？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读陈独秀1920年九十月间发表的文章，我们就会发觉，陈独秀实际上早就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陈独秀当时就明确指出过：“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的幸福，简直是妄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能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当然，“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13]

陈独秀上面的话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是肯定历史的进步必然要经过由封建到共和（即指资本主义），再由共和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程，不能跳跃。第二是强调他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谋全体人民的幸福。第三是相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第一步必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社会革命未必一定要等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很长时间再来进行，它完全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迅速发生。第四是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该联合民主派，帮助他们反对封建势力。在这里，中国革命要“两步走”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了。当然，这个时候的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都相信，中国从1911年帝制被颠覆之日起就已完成了从封建到共和的革命转变，陈独秀也不例外。因此，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革命要“两步走”就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摆到第一位来。此后的陈独秀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并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乃情理中事。但是，他长人之处在于，他毕竟已经或多或少地看出，“民主派”与“君主派”的斗争在中国其实依然存在，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应当支持，而遇着“民主派”反对“君主派”的斗争的时候，“吾党”应该帮助前者反对后者。很显然，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当国民党占据广州，邀请陈独秀前往主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时，已经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从1920年九十月，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1921年7月，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共一大却因为维经斯基回俄，陈独秀在穗，通过了一个既不能清楚表达共产党最高纲领，又极端自我孤立，无论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明显较前有所倒退的决议。决议对于中国当前的实际需要一句不提，反而硬性规定所有党员必须断绝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联系，主张必须对现有的其他政党一概采取攻击的态度。会议虽然仍旧不能不推举陈独秀做领导人，实际上却明显地在反对陈独秀关于应当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不赞成陈独秀继续与国民党合作。[14]不论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是否就此有过争论，会议的决议已经清楚地表明，当时全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较陈独秀更加“幼稚”。在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也是说得通的。

既然全党“幼稚”，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自然也要接受共产国际，其实也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指导。除了由中共通过决议，明确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以外，莫斯科从中共成立之初，就开始向中共中央派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任务，就是监督和指导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意图。共产国际最初甚至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是因为陈独秀的坚持反对，此一规定才没有具体执行。[15]但是，在中共，乃至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则是确定了的。不仅如此，由于数十名各地知识分子初步结合，尝试革命，知识、实践均十分欠缺，因此，他们最初对俄国的经验，甚至对俄国的代表，也只好抱着一种“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学习心，决心以俄人的理论为理论，以俄人的政策为政策。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有人说陈独秀一开始就向共产国际闹独立，从上面的情况看，这恐怕也有些言过其实。[16]

    陈独秀：“暂时支持国民党”

对俄国人“孔步亦孔，孔趋亦趋”，当然不是说双方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许多人都回忆过陈独秀的性格，对他的“家长作风”印象深刻，尤其蔡和森关于陈独秀对CY中央的一个决议“大发雷霆，碎之于地”的描述，人们更是耳熟能详。[17]甚至有人极而言之，称陈独秀是“性格刚毅，意志顽强，脾气暴烈，桀骜不驯”。[18]不管陈独秀的性格是否真的到了“脾气暴烈，桀骜不驯”的程度，他对共产国际不会完全服服贴贴大概是真的。

有记载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春“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马林建议的前提是，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织，“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不知道陈独秀与马林是否为此有过口舌冲突，至少马林当时就记下了这一情况，说：他4月间几度同中共领导人谈话，建议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而“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19]“我们的同志”，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

如前所述，深知先有民主革命，后有社会革命的陈独秀是不会拒绝联合国民党的。他从广东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之后，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赞同联合战线的政策，主张同这时唯一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就在他反对马林建议的同时，他还在写文章呼吁劳动阶级要援助国民党革命成功。[20]他之所以反对马林的建议，纯粹是因为把自己变成国民党员，必然要以服从国民党的领袖和主义为条件，这难免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损害其利益。正如他得到马林的建议后，写给这时已回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的信中所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都不同，国民党联合美国，甚至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等军阀，与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张太不相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受其束缚，绝不可能[21]

但是，这时共产党只有几十个人，要想推动中国革命，非联合在南方有相当影响和基础的革命的国民党不可。为此，陈独秀不止一次地写文章呼吁，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华后也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主张，却均被孙中山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成了实行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几乎唯一的途径了。[22]

1922年8月12日，马林从共产国际回来，带回莫斯科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指示[23]，再度劝说陈独秀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赞同党内合作。8月28－30日，马林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最终通过了党内合作的方针。不难想象，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未必十分理解，但现实条件的困难，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权威性，都促使陈独秀等不能提出重要的反对意见。尽管如同陈独秀一年以后报告所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但马林当时的笔记却显示，更多的讨论其实是在会前，会上的争论已不严重。他写道：除了广州方面以外，“我们团体内没有重要的反对意见。”[24]

不论陈独秀是否对加入国民党仍旧心怀疑虑，他几乎马上就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颇能反映此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特点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陈独秀很快接受了马林的说法，开始公开宣传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他并且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 [25]然而，宣传归宣传，这并不等于说陈独秀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了。[26]只要看一看他1922年11月前后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国民党所做的分析，和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即他并非如我们许多文章所说的，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他当时写道：国民党员百分之七八十是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员都是钻营家和官僚，只有孙中山一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暂时支持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为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纠正这个党接近张作霖和日本的错误，“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因为中国工人是共产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运动前景广阔，深受压迫的中国工人甚至会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更具战斗精神。因此，根据他的归纳，由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宣布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任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第一，通过对国民党内工人的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摆脱孤立局面，把群众团结到我们周围，一面向帝国主义斗争，一面分化国民党。[27]

真的按照陈独秀的上述方针来指导共产党人，大概是很难适应国共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的。需要注意的是，陈独秀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批评。不仅如此，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共产国际这段时期有关中国问题的指示，就不难发觉，共产国际其实同样赞成把争取工人群众当作共产党人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即使是在马林1922年8月带回来的那个国际指示当中，也是突出强调要组织劳动群众，建立工会，争取国民党内的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28]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2月5日就中国问题通过的决议，更是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决议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几乎一句没提。[29]这同共产国际后来的方针有极大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陈独秀真的打算“二次革命”？

要求中共将主要注意力都用于发展自身，这未免与共产国际刚刚确定的联合战线政策有些矛盾。由于回莫斯科述职的马林坚决反对，一个月之后，即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专门就国共关系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一上来就宣称：“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尽管决议再度重申了共产党人要加紧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观点，但强调的重点已经明显变化，原来要求共产党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如今则强调，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只是共产党人“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它并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说：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共产党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共产党应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30]

一面强调民族革命是中心任务，一面要求共产党仍旧要把组织工人当成“重要而特殊的任务”，这无疑给中共中央出了一个难题。

其实，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需要实行联合战线的观点，与陈独秀的看法并无太多矛盾。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加紧在革命的过程中为社会革命的目的组织无产阶级，还是全力去帮助资产阶级首先实现民族革命？

自建党伊始，陈独秀就认定，落后于俄国的中国，一定要按照俄国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即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功二月革命，再联合工农成就自己的十月革命。他几度公开发表文章，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要两步走，就在于“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只不过，陈独秀一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资产阶级也同样幼稚。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远远大过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力量最后势必大过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成功后，紧接着自然是一场“十月革命”，“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争取和组织无产阶级，壮大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以便民主革命成功时，即可在最短时间一举而成就社会革命。[31]共产国际转而突出强调民族革命，这与陈独秀最初的观点显然有多少差别。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国内舆论与社会对此竟没有太强烈的反响，对京汉铁路罢工负有领导责任的共产党人因为自身力量太小，虽义愤填膺，却也一筹莫展。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它一定的道理：必须首先集中全力打倒封建军阀，否则难有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实行阶级斗争的有利环境。

“二七”惨案之后，国际代表马林首先开始写信给莫斯科，尖锐批评共产国际根本就不该强调在中国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说这纯属“幻想”[32]。当然，马林未必真的主张取消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他其实就是希望共产党人只要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就好了。[33]

来自共产国际和马林的影响，也促使陈独秀更深刻地体会到走好革命第一步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而“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如今，“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共产党人很清楚：“虽然明知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34]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直接从事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幼稚的劳动阶级和幼稚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在推翻帝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做他能做的工作，除了国民革命运动，还有何路可走？”[35]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与马林结成了统一战线，突出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推动国民党左倾的工作上来。三大通过的决议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即一面强调保存党的组织，努力从工人群众，包括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觉悟的革命分子，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一面解释说：由于工人阶级尚未强大，不能发生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国民党。而整个决议的中心在于说明：“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故“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36]

过多地注重国民党，并且把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到发展扩大国民党的问题上来，也难免产生陈独秀过去曾经担心过的问题，即使共产党人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一面坚持：“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并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一面又叮嘱说：这一切作法要自然，“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可见，涉及到任何可能引起国民党反感的行动，中共领导人都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37]

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陈独秀等人当初之所以反对加入国民党，很大程度上就是担心会因此受到国民党的纪律束缚。而中共三大刚刚开过不久，孙中山和广州的国民党人就因陈独秀等在《向导》等刊物上批评国民党，而大起纠葛。孙中山甚至当着马林的面提出警告，扬言陈独秀若再不收敛，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通过决议，决定避免在报刊上过多刺激国民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开始启动国民党改组工作，一批国民党元老再度借机抨击陈独秀“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结果又引起新一轮矛盾。[38]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除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强调谨慎以外，陈独秀还不得不发表文章，公开表示共产党纯以国民革命为重，并无社会革命之计划。他表示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若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如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39]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陈独秀的这段说法，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二次革命论”，批评陈独秀想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发展后再谈社会革命。[40]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未必有什么错误，因为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取得了政权，然后再由布尔什维克发动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何况，即使在上面的表述中，陈独秀也并没有断定将来中国的二月革命不会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联系到在他主持下刚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决议，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虽然是含混地，却是特意地强调了彼时“也许有新的变化”，足以看出陈独秀这时其实并未放弃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和希望迅速实现十月革命的愿望。他之所以没有像过去那样断然否定存在着资产阶级建立稳固政权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像上面的文章本来就是为了消除国民党人的疑虑而作的，不能不讲得比较含混些。我们很难简单地把它同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划上等号。

据说，有关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与“二次革命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要不要将无产阶级领导权贯彻到底的问题。前者主张无产阶级不仅要领导十月革命，而且要领导二月革命，以便由二月革命紧接着就不间断地转向十月革命；而后者则放弃二月革命的领导权，等于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任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然后再由无产阶级领导十月革命。然而，这种看法大概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不要说陈独秀依据的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布尔什维克没有掌握二月革命的领导权没有错，陈独秀何错之有？何况陈独秀也并非不想要所谓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的力量对比，当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公开利用党内合作的条件从国民党内部来夺取其领导权又势必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进而导致民主革命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想像一下中国可能也将不得不像俄国那样，经历一个从二月革命克伦斯基政府到十月革命劳农政府的转变，又何错之有？

关于领导权问题要随着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只要比较一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就应该能够有所了解了。毛泽东当时曾多次讲：未来只能是与国民党一道，并且是以国民党为主体来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用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独裁加若干民主”，领导权多半仍旧在国民党手里。他开始时甚至讲，那时不用十月革命了，到一定时候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国共两党大家开个会讨论讨论，“通不过，慢慢再来”。即使在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说法也还相当慎重，只是使用了“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说法。[41]很显然，没有人因为毛泽东一度讲过这样一些话，就认为他右倾，或是说他主张“二次革命论”。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多半只是因为陈独秀、毛泽东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而对未来前途的估计变得比较实际一些而已。同在1923年，身为陈独秀（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比陈独秀的看法实际上更为悲观。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以中国当时的落后，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商人的作用较工人、农民“尤为迫切和重要”，强调“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大，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42]如果我们说陈独秀主张的是什么“二次革命论”，那么毛泽东呢？

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冲突   

陈独秀是不是准备“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是不是从此把国民党的利益置于共产党的利益之上，准备让“资产阶级”来当权，这一点从陈独秀1924年同鲍罗廷的冲突中间，可以看得更清楚。

1924年1月，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全力推动下，国民党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依照俄国共产党的形式进行了全面改组和重建。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都是中共党员。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基本上都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共总共只有200多名党员，差不多都担负了国民党的重要发展工作[43]。以致从1923年10月以后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几个月时间里，中共自己的活动大大减少，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明确告诉鲍罗廷说：我们的党员无法抽出时间做群众工作，已经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9个区委会，64个支部，党员7780人，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只有30余人，目前主持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个支部中的13个，就已经忙不胜忙，自然无暇顾及自己组织的发展问题。[44]

对于这种情况，负有苏联外交部使命的鲍罗廷似乎比较满意。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萎靡不振”，不过是读些小册子然后把它们散发出去而已，只是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中，他们才变得“人心振奋”和“异常活跃”起来。在莫斯科对中国事务有极大发言权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兴致勃勃地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有纪律，说他们没有用任何左派言辞给国民党一大制造麻烦。[45]话里话外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共的发展不仅毫不关心，而且生怕中共惹麻烦。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此却明显不满意。维经斯基就专门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共的同志们加入国民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因此停止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和知识分子中的宣传组织工作，这是不妥当的。他明确认为：“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国民党工作。[46]

1924年5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维经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等领导人召开了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一反共产国际决议过去关于国民党是一个包含四个阶级的民族革命集团的含混说法[47]，肯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党[48]；一反鲍罗廷必欲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真正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党的计划，断言“国民党依它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49]；一反中共三大关于“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的主张，提出：党现时的根本任务是“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狠（很）大的错误”。会议的基本目的，明显地在于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发展，认为只有成功地训练好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50]

根据已有的资料，可以知道维经斯基在五月扩大会议开会前半个月就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不断地开会”，陈独秀所介绍的国民党内右翼势力强大的情况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会上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陈独秀虽与维经斯基同一立场，决心一面加强自身的发展壮大，一面在国民党内加强阶级斗争，但不难想象，他未必没有同样激烈的想法。[51]会后，陈独秀马上就向鲍罗廷提出了公开共产党人的左派面目，使派别斗争合法化的问题。国民党内这时批评苏联对华政策和中共党团活动的舆论正烈，鲍罗廷穷于应付，也乐得把这一分歧归结为派别斗争。他于是公开讲：“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52]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暴露无遗。由于党内合作的关系，所有共产党员都已是国民党员，不管陈独秀等人以何种名义发表批评国民党的言论，都不免被国民党人看作是党员反党的证据。不过几个月时间，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人违纪，进而联署反对共产党“跨党”的案件就有20多件，党员达2000余人。到6月18日，更进一步发生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共党案。让陈独秀深感意外的是，孙中山对此不仅不压制，反而决定开中央全会进行讨论。

陈独秀自国民党一大以来，一直都把孙中山视为国民党左派。因此他坚持适度的批评，并不担心会引起严重问题，因为他相信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完全可以压制右派。但进入7月，孙中山同意讨论弹劾案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看法都开始变化。鲍罗廷断定：“让左派去打击右派是困难的，这样做国民党必然灭亡”。而陈独秀却告诉维经斯基说：国民党内大部分都是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他建议：“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53]

五月会议本来就激起共产党人对党内合作形式的潜在的不满，随之而来的两党矛盾的白热化，不可避免地在党内激起了一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浪潮，陈独秀显然也在考虑万不得已时的办法。鲍罗廷见状急忙做广东区委的工作，劝说广东区委于7月15日通过一项决议，批评中央准备退出国民党“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他同时写信给瞿秋白，通过瞿转告陈独秀：“我们的同志现在对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太多”，不了解“我们的整个方针应该是召集和组织国民党左派”。[54]

不论陈独秀是不是得到了来自广州的劝告，他显然我行我素。在7月21日的中央通告当中，他以“委员长”的名义通告全党称：五月扩大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此时国民党只有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为此，陈独秀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要以各种方式公开表示对右派的不满，努力获得和巩固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并且“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吸收一切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左倾分子，以“形成国民党左翼与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陈独秀虽然没有在通告中谈及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且仍然主张“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他无疑是做好了万一破裂，另组“新国民党”的准备的。[55]

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始专门讨论容共问题。瞿秋白刚好应鲍罗廷之邀前往广州，被鲍罗廷推举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一同与会。当他从鲍罗廷处得到消息，得知鲍罗廷和孙中山内定成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分歧问题时，马上专信告知上海。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直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极其强硬地规定：（一）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56]

由于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的通讯条件十分落后，陈独秀得到瞿秋白通知，再开会做出决定，发往广州，实际上已经成了马后炮。没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全会上采取进攻的态势，鲍罗廷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辩解，反对国民党中央监委提出的请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提议，但仍旧赞同了那个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57]

消息传来，上海的中共中央内部一片愤怒。蔡和森等人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所实行的一整套妥协路线。陈独秀则倍感沮丧。他在随后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明了这一可悲的情况，称：“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虽然不能开除我们，但却利用右派来压制我们，“目的在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令人气愤的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58]

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后，陈独秀派高尚德赶往广州，以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中共中央进攻路线，决心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并通过决定规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瞿秋白9月23日刚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不管瞿秋白如何解释说，国民党全会的决议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中共中央还是强硬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批评瞿秋白的同时，谴责鲍罗廷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陈独秀一面要瞿秋白通知鲍罗廷：中共中央决定召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一面上书共产国际远东部，要求共产国际对鲍罗廷提出警告。[59]

就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严厉批评鲍罗廷的同时，高尚德在广州也推动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展开了同鲍罗廷的辩论。广东区委这里与鲍罗廷的争论也颇为尖锐。共产党人不赞成孙中山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江浙军阀卢永祥来对抗直系军阀吴佩孚，鲍罗廷却不予反对；共产党人不赞成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廖仲恺以支持北伐，服从大局为名，强迫广州印刷工人停止争取改善自身权益的罢工，鲍罗廷却坚持劝说共产党领导人要工人复工；共产党人反对听任商人资本家组织武装威胁广州政府，鲍罗廷却赞同孙中山搞所谓“新经济政策”，用所谓实行广州自治的办法来缓和紧张局势。不仅如此，共产党这时与国民党还有许多具体矛盾，如共产党人前脚帮助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国民党区党部后脚就强行予以解散；共产党人刚刚召集了民众大会，就有国民党军队前来抓人。由于共产党人始终是以国民党干部的身份出面做群众工作，国民党人的破坏已经使共产党人的工作开始陷入困境，使民众也产生了恐惧或困惑的心理。对此，鲍罗廷更是熟视无睹。

正因为如此，当高尚德带来陈独秀等人的意见到来后，以谭平山为首的广东区委立即召开会议，同鲍罗廷进行了长达几天时间的反复辩论，明确主张，即使不退出国民党，也应该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尤其应该拒绝在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作，否则无法独立地出面争取和保护工农的利益。会议并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做出决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涉及有关地区性的问题时，鲍罗廷只能参加由谭平山、冯菊坡、周恩来等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并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进行工作；涉及全国及全党性的问题，鲍罗廷则必须与中共中央代表协商，并报中共中央同意。

由于10月中旬突然爆发了广州商团叛乱事件，10月下旬又突然发生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中共中央以及广东党组织与鲍罗廷之间的冲突，不得不暂时地搁置起来了。但到一个多月后，即维经斯基再度来到北京和上海，先后参加了12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和1925年1月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个问题仍旧成为陈独秀等人突出抱怨的一个重点。

1924年12月上旬，维经斯基同陈独秀等在上海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其中的一些谈话内容很清楚地反映出了陈独秀对鲍罗廷乃至对共产国际的某些不满。陈独秀等人不仅对鲍罗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也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表示了极大的困惑。陈独秀明确说：我们给他送去了许多决议，发去了许多电报，他从来不予答复。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工作。他在广州非常清楚地知道，整个国民党的工作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做的。他的理由是，在中国，在现在这个时期，一切工作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如果共产党员想要进行工作，他们可以在国民党内进行。因此，他从来不谈共产党的工作，甚至答应给张国焘的1000元，也是通过孙中山给的。事实上，不仅是鲍罗廷，就是共产国际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我们每个月只能得到1000元来搞中国的全部工作。中国的国土如此之大，派一个人到北京去，就得给他一百元，没有钱就办不成这件事。香港一家微不足道的国民党的报纸，每月却能够得到2000元来写文章反对我们。用于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组织的开支，苏联一年提供的费用就达到200万元。而我们甚至没有经费为党的机关报《向导》在报纸上做广告，没有办法把它们免费散发到更多的工人手中，因为每期如果不卖到五六分钱就无法维持出版。[60]

不难看出，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其他共产党人，在涉及到共产党切身利益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上，没有谁真的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他们不仅对鲍罗廷，就是对莫斯科也颇多怨言。他们相信，莫斯科过分重视国民党了，共产党的发展不该受制于鲍罗廷。值得注意的是，维经斯基事实上是倾向于支持陈独秀的，他告诉他们，莫斯科并不等于共产国际，共产党没有必要听鲍罗廷的，它应当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而不能一心不乱地为国民党做苦力。

让大多数中共党史著作津津乐道的中共四大，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它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共产党自身独立性和斗争性的决议。尤其是陈独秀起草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突出地表达了陈独秀这时对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看法。它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着胜利”。反对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担任，宣称革命成功即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左倾；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忘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便是右倾。

据此，决议案明确认为：国民党固然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决不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全部。“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会议由此做出决定：“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当然，会议对五月扩大会议决议也有修正，如规定今后必须独立地组织工农的同时，不再笼统地反对中共党员及在中共指导下的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只是强调：非工作需要不再加入国民党。[61]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决议案，用瞿秋白的话来说：“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对决议中关于“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一句，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作出某种‘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62]很明显，这个观点同陈独秀1923年的说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包括瞿秋白等在内，都是赞同的这一观点的。他们并不同意泛泛地谈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不断革命”。因为他们了解，以现有的力量对比，要想一举实现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飞跃，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社会革命，确实要看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准备能至何种程度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如何。

陈独秀的所谓三次“大让步”[63]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无疑是中共历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一次旨在加强自身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大会。不少对中共后来有重大影响的观念，如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都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的。何以不过一年时间，它就重新陷入妥协的泥沼，以致有了人们所谓的陈独秀的三次“大让步”了呢？这种转变之突然，同样有些让人难于理解。

陈独秀的第一次“大让步”，指的是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向国民党右派妥协，破坏了广东党组织以共产党人和左派占据国民党中央绝对多数的选举计划。其实，作出这一判断的前提是颇值得考虑的。即，能否认为以共产党人和左派（事实证明国民党内部几乎没有几个确定的“左派”）来占据国民党中央肯定是一个好计划呢？是否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就能够阻止发生“三二0”事变，或其他旨在排除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的类似事变呢？这是很令人怀疑的。

当时的形势是，中共四大之后，中共组织上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过1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9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2428人。尤为重要的是，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前后，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公开分裂，在北京西山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此即后来史称西山会议派之前身），随后因上海的日本厂主和英国巡捕枪杀示威工人和学生，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64]

共产党势力与影响的迅速扩大，进一步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支持容共政策的廖仲恺遭到暗杀，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胡汉民卷入暗杀事件，过去曾经被中共视为左派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站到右派一边，公开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这在最初显然是鲍罗廷不愿意看见的。

还在1925年5月初，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双方就再度发生严重争执。鲍罗廷坚持共产党必须把全部力量放到广州去做国民党的工作，即使损害其他工作也在所不惜。不仅陈独秀，就连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工作人员也深感鲍罗廷要求过份。而讨论到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新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时，双方之间更是意见冲突。陈独秀提出7人，鲍罗廷却坚持不要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人数，说是“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争到最后，陈独秀不得不妥协至4人，鲍罗廷这才勉强同意下来。[65]

鲍罗廷回到广州以后，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他利用孙中山逝世后自己在国民党领导层中的特殊身份，纵横捭阖，大刀阔斧，挤走了胡汉民，赶走了国民党内最高的军事领导人许崇智，把与苏联顾问靠得最近的汪精卫和蒋介石扶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显赫地位。因此，鲍罗廷胆子明显地变大了。不过陈独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虽然肯定汪精卫、蒋介石是“左派领袖”，称赞他们“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但他对鲍罗廷必欲限制共产党的情况，始终难以释怀。注意到共产党影响进一步扩大势必会更加刺激国民党，导致国民党或共产国际反过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陈独秀再度明确提议：适当时机应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66]

这个时候，形势之复杂与微妙，就连共产国际内部也意见分歧。如果说过去共产党因为过于弱小，不得不借用国民党的旗帜，在国民党内进行群众工作的话，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继续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占据国民党的领导机关，不可避免地要更加加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维经斯基就明确认为，共产党在广州与国民党混同一起，稍一突出便引起左派的怀疑和右派的攻击，再加上“过于突出他们要占有国民党机关的意图”，自然会导致关系紧张。他相信：同国民党的关系有必要“从联盟转向联合”，否则将蕴含着很大的危险性。但共产国际却相信，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变为党外合作，难免会使国民党内右翼倾向抬头，使苏联控制和影响国民党的力量减弱。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反对任何退出国民党的企图。它的书记瓦西里耶夫9月21日上书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警告说：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有产生左倾的危险，必须赶紧重新审查它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性质。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对国民党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共产党不应当要求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67]

1925年10月，带着共产国际的意见来到中国出席中共中央四届一中全会的维经斯基，贯彻了共产国际反对退出国民党的意图。[68]不过，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对国民党的看法仍然不尽一致。陈独秀为全会起草的有关国共关系问题的决议，仍旧坚持要同戴季陶等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决议称：过去将国民党分为左中右三派是不妥当的，等于把自己等同于左派，把靠近自己的国民党人视同中派，实际上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汪精卫等为左派，戴季陶等为右派。“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维经斯基却鉴于戴季陶等与西山会议派有所矛盾，坚持将戴季陶等视为中派，说什么：“当我们对中派进行批评和论战时，应当考虑到合作”。因为我们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并通过国民党实现全面的统一战线。[69]

1925年11月底，利用冯玉祥的国民军驻守北京地区的机会，国共两党联合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示威游行，试图发动一场“首都革命”。尽管革命本身没有成功，但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维经斯基显然进一步为他的妥协主张找到了根据，因为没有巩固的国共合作，包括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共产党无法在北京发动如此规模的示威行动。因此，他强调说：“在那些无产阶级数量很小，特别是没有像在上海那样出现革命运动的地方，不巩固统一战线，不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工作，是不行的。”而要想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就要学会自我克制，“委员不妨少些，多做基层工作”。对于右派，也不要采取过于激烈的方针，“要揭露、批评，但不要把他们当反革命看待”。他这时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对右派“不要实行打掉牙齿的政策，而要实行更加谨慎的策略。”[70]

正是由于维经斯基坚持的结果，陈独秀在这之后与在上海正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孙科、叶楚伧等人进行了谈判，劝说他们改变初衷，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他为此保证说，共产党绝没有包办国民党的企图，并可以“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如三分之一等。[71]比较一下5月间陈独秀费尽口舌才争到4个名额，可以想见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在陈独秀未必是个妥协的数字。何况，陈独秀对此也并非心甘情愿。联系到陈独秀这时还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措辞尖锐的政论文章，坚持把国民党分为左右派和联合左派反对右派的立场，断言戴季陶乃国民党右派思想之集大成者，断言右派乃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代表，断言中国的资产阶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72]可以清楚地看出，把维经斯基所说的这些“中派”请回去，并许下若干让步的保证，并不是陈独秀所主张的。

不论陈独秀意愿如何，请回孙科等人，与广州的鲍罗廷和广东区委这时的意图是矛盾的。在巧妙地运用策略手段改造了广州政权之后，鲍罗廷已不那么缩手缩脚了。共产国际和维经斯基等主张团结和妥协，而鲍罗廷却对军事受到苏联顾问控制，政权在左派汪、蒋手里的广州局势充满信心。对于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与汪精卫商定的初步方案，一反过去反对多选共产党人的态度，决定国民党中执委中应有一半，或至少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候补委员中至少一半为共产党员。中共广东区委对此举双手拥护。只因随后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鲍罗廷才转而同意把戴季陶等重新选入中央，在新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里，让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但最后仍然把掌握着国民党实际权力的中央党部中将近80％的领导职位，交给了共产党人。[7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人没有在国民党中执委中占据多数，只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结果还是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弹。“三二0”事变发生，以及随后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显而易见都是针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来的。换言之，在不掌握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占据国民党的中执委也好，占据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也好，最后的结果恐怕没有太大的区别。

陈独秀的第二次“大让步”，指的是“三二0”事变时不敢反击，让蒋介石轻易得逞。但这个说法明显与事实有距离。

当时的情况是，由于莫斯科不满鲍罗廷擅自在广州策动政变，搞掉胡汉民、许崇智。国民党右派公开提出要求撤换鲍罗廷，深知此中内情的维经斯基也不表示反对。再加上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也对鲍罗廷大权独揽颇多怨言，主张撤换，竟至迫使一向支持鲍罗廷的加拉罕不得不同意召回鲍罗廷。国民党二大闭幕后，鲍罗廷以回国述职为名，打道回府，实非得已。[74]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莫斯科这时对国民党现状的担心所在。而事实很快也就证明，莫斯科的担心可能并非毫无道理。

鲍罗廷对当时的广州形势自然是信心十足的。他在路经北京时，向刚刚到达北京，准备前来广州的苏共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汇报过国民党内部状况，他明确肯定，包括他所选定的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领导人，都是值得信任的和站在左派立场上的。但就在布勃诺夫刚刚到达广州不久，鲍罗廷打过保票的蒋介石就在3月20日发动了一起令人目瞪口呆的军事政变。他一举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所，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逮捕了自己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所有共产党员，并且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在广州实行戒严。这就是所谓的“三二0”事变。

“三二0”事变的直接诱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过于自负的处事态度，与蒋介石“天性多疑”和“虚荣心特别重”的性格发生了冲突，引起了蒋的严重疑惧。但从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一系列排斥共产党的措施看，不难看出政变归根结蒂是冲着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太大的权力来的。如果这时布勃诺夫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加上有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支持，再争取到其他与蒋有矛盾的军事领导人的附和，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蒋介石，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莫斯科几个月来一直在谈论：“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反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占据国民党领导机关，再加上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几乎所有苏联顾问都曾报告说，蒋介石是坚定的左派，因此，布勃诺夫几乎毫不犹豫地就采取了妥协的作法，同意了蒋介石关于撤换季山嘉等一系列要求。[75]结果，季山嘉被布勃诺夫带回苏联，汪精卫孤立无援，被迫去职赴欧，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就攫取了党政军大权。

上海的中共中央得到关于“三二0”事变的具体消息，已经是在事变发生的一周以后了。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对事变临机的指导实际上起不到任何作用。[76]事变后不论广东的共产党人内部有无争论，在布勃诺夫批评军事顾问和共产党人过分突出自己、发号施令是引起事变的重要原因之后，中共广东区委的态度事实上与布勃诺夫没有两样。3月底广东区委已经发出公开信，保证说：“共产党是要国民党团结的”，“把国民党认为是现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并且宣布说：“我们广东现在已有很好的革命领袖，但我们还要使这领袖更团结，更强固，更有指挥能力”。[77]很显然，当时在广州实际指挥退让的，是布勃诺夫，并非陈独秀。

至于陈独秀的第三次“大让步”，则是指陈独秀派张国焘等到广州，逼迫广东党组织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但第一，应当看到，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是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的。第二，接受《整理党务案》既不是陈独秀的主张，也不是张国焘能够说了算的，它是莫斯科最高当局的决定。

对于“三二0”事变起因的具体了解，陈独秀主要是听路经上海回国的布勃诺夫介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头脑里对事变起因的认识，自然比较多地是俄国顾问和共产党人所犯错误，引起了误会之类的印象。陈独秀在3月29日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就明确肯定事情是国民党右翼的孙文学会成员蓄意制造，蒋介石误以为真造成的。但他同时也谈到，“蒋介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对共产党人疑心很大。从这一点出发，考虑到蒋介石还是左派，蒋、汪关系破裂和国民革命军因此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陈也同意“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主张“应该全力‘拯救’他”，使他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从而不再害怕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很快发表文章，公开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决不会去推翻他。[78]有许多人批判他这时“千方百计地向国民党讨好，结其欢心，瞻其马首，绝对服从命令，不敢越雷池一步”。 [79]查一查他在“三二0”事变后这段时间的文章，对蒋介石几近阿谀的言论也确实可见。问题在于，远在上海，不清楚事变真相，又不能火上浇油地把蒋逼到右派一边去，以致丢掉广州，在当时情况下，陈独秀除公开向蒋示好，消除“误会”外，如何能够去表示强硬的敌视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事变过于突然，多数人又相信其中确有误会，共产党人解决事变问题的全部希望，最初自然都寄托在了对蒋最了解的鲍罗廷身上。事变发生后，布勃诺夫就提议将正在返国途中的鲍罗廷紧急召回广州。蒋介石事变后也确实很快发表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声明，并讲了不少高度称赞共产国际的话，陈独秀相信蒋介石可能还不是右派，也不无理由。据说，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曾同广东区委商量，“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而这时恰逢蒋介石专门写信邀请陈独秀到广州，共同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汪精卫也已离开，陈独秀又始终担心广州国民革命军其他将领更加反动，他自然没有表示赞同的意见。[80]中共中央这时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电报说明了它的设想：国民党5月15日准备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已派张国焘、彭述之与蒋介石商谈，争取在全会召开前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下一步的策略是正确的话，那么蒋介石就会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当共产国际来电，询问中共中央是否有退出国民党的打算时，陈独秀明确答复说：“我们不打算退出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也无意开除我们，他们只是想限制我们在国民党里开展工作。”[81]可以看出，陈独秀直到这时在上海仍然没有得到更严重的情报，因此仍旧相信有可能争取蒋介石。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而4月底莫斯科实际就已经做出决定，并通过电报通知了鲍罗廷。决定的内容很明确，即“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82]因此，不论鲍罗廷是否曾经提出过“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的主张，他的态度已经迅速转向了妥协。在与蒋介石反复谈判后，他转而力劝中共代表张国焘等人采取妥协态度。有莫斯科的指示，张国焘等自然也只好转而去劝说广东区委的同志们。最终，蒋介石的整理党务办法被认可了。据蒋介石日记描述，当他提出这一方案时，“全场相顾惊愕”。但无论鲍罗廷，还是与会共产党人，均未争辨与反驳，蒋当然喜不自胜，马上与鲍罗廷重叙友情，并兴致勃勃地下令去鲍公馆“看影戏”。 [83]

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恐惧心理。它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者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凡中共给其党员的训令，均须先交联席会议通过。[84]结果，共产党人纷纷被迫从国民党的重要机构和军事部门当中退出，国民党明显右转。显然，这并非是陈独秀预期的结果。只有鲍罗廷出于迎合莫斯科的目的，报告说：《整理党务案》使国民党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个策略步骤，旨在消除共产党与诚实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误会”，但它“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蒋介石对广州的右派领袖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退出后，几乎所有部长都是左派。[85]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较孙中山两年前的那个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办法，明显地要苛刻得多。陈独秀当年对“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办法已经是怒不可遏，如今对《整理党务案》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上，对付《整理党务案》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退出国民党。维经斯基此前也在信中特别提到了需要调整方针，“不再与国民党一起组成混合联盟”的设想，莫斯科的命令当中其实也委婉地提出，如果问题严重，同意讨论改变党内合作形式的可能性。因此，在不能破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关系的情况下，陈独秀只好一面公开否认《整理党务案》对中共具有约束力，称：“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于贵党党外之机构，则殊无所关涉”。一面召集会议，决定：“1、从内部联盟的政策过渡到联合的政策；2、制定明确的独立的政治路线；3、实现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成为国民党的基础；4、要使国民党不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而是使它的组织采取俱乐部的形式。”简而言之，就是做好退出国民党的准备，不受《整理党务案》的束缚。他在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坚决“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86]严格地说，这才是陈独秀对《整理党务案》的真实心态的反应。

在蒋介石已经开始掌握国民党大权的情况下，退出国民党，是否对中共更有利，同样值得讨论。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确的。维经斯基6月下旬再来上海后，马上就反对陈独秀等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在维经斯基“坚决同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作斗争”的情况下，7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党内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被压制下去了。会议决议表态说：“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只能便利资产阶级实现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对国民革命的指导。

这次会议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得出了蒋介石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结论。因为北洋军阀势力一向被认为代表封建地主势力，西山会议派只能被认为是代表大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依照逻辑蒋介石也只能被定性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了。据此，会议一反陈独秀过去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不革命的观点，断定“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基于不能退出国民党的考虑，会议只能强调：“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对蒋介石，虽“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87]

既然肯定蒋介石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会后，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承认：由于我们过去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把它们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壮大，结果“广东的革命领导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去了”。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当前的整个问题在于：“谁领导中国的国民解放运动？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如果是资产阶级，那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断送革命；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进一步发展下去。”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怎样争取我们的领导权？”他的看法是：既然现在革命还不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要试图马上就去推翻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现在对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全力争夺小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在使蒋介石成为我们的同盟者的同时，努力排除他对国民党的领导。[88]不论如何解释陈独秀的上述说法，他并不打算对《整理党务案》做无条件妥协是可以断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