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抗日民主运动走向高潮，发生十九路军上海抗战，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危机时，已被中共开除党籍的陈独秀认为革命形势到来了，坚决排除托派内部极左派的反对，呼吁在国民会议政纲下，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合作，进行抗日反蒋运动。

1932年1月6日，陈独秀写了《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及自救》，他说：“不抵抗而交涉的结果，等于是战败的结果，我们是可以预见的。”他还主动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合作抗日”的愿望，他说：“任何同志，谁还固执教派精神拒绝合作，他将会在革命之前铸成莫大的罪恶。我们应当提议，马上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决定在群众行动中一致步骤问题，希望你们不要使革命失望。”（《红旗》第34期1932年4月1日）。陈独秀明确指出：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要“联合行动，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与破坏，以便统一我们的力量向阶级敌人进攻。我们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他还一改过去对红军的看法，认为“南方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了，已经不仅仅是过去大革命之余波”。（《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272页）

但是，当时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党中央的回答是，把托陈派视为与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一样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他们不仅反对和拒绝了陈独秀的提议，甚至还胡说：“妥协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向我党提出要求联合、开联席会议”。王明一伙人甚至还说：“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再一次在上海被捕，文化舆论界立即掀起了一阵营救陈独秀的热潮，蔡元培、柳亚子、林语堂、杨杏佛等八位知名人士快邮代电致国民党政府，为陈独秀说情——“此君早岁提倡革命，曾与张溥泉、章行严同办《国民日报》于上海；光复后，复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运动时期，鼓吹新文化，对于国民革命，尤有间接之助，此非个人恩怨之私所可抹杀者也”；胡适不仅参与营救工作，且于 1932年10月30日在北大国文系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他认为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

一、  由我们的“玩意儿”（胡适开始写白话诗带有游戏的成分）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  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标榜科学和民主）；

三、  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胡适曾说:“他这种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的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

陈独秀虽身陷囹圄，却不屈不挠，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自己后来的辩护状中光明磊落地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在这里，他仍以共产党自居，并宣称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并表示：“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回忆录中说：“他（陈独秀）有坚强的民族自信，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命。”国民党反动派何应钦曾请他题词，陈独秀则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32年10月28日的《大公报》惊叹道：“中国社会……领袖中，能够真诚信念，不变节，不改话，言行始终一致的，能找得出几个？我们希望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