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室主任）

　　故事梗概：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被吓倒、被征服。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毅然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建立了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

　　发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电影发行放映分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编剧：陆柱国赵琪刘星李平分宋业明

　　导演：宋业明董亚春

　　主演：刘劲 侯勇 吕良伟

　　摄影：姜力军 王敏 宾主 于学军

　　200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那个日子对于中国的意义已不用赘叙。年年，我们都在反复咀嚼。这部以“8月1日”命名的影片其实已经标示出自己是一部重读历史之作。

　　8月1日，已经被读了80年，这其间有足够多的发现感悟，被不同的人记录、抒发。使之保持着持久的魅力。电影的一次重要重读发生在1981年，它的记录者是著名电影导演汤晓丹。今年的重读是由同样以8月1日这个日子命名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来完成的。

　　八一版的重读，意义也在于发现。影片的创作者在谈到《八月一日》的创作缘由时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量历史史实的新发现、电影技术和观念的日新月异，使得重新拍摄南昌起义有了必要性。其实这里的“发现”不仅仅限于史料、史实，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发现。历史是一段有头无尾，无限延伸的时间轨道，昨天的事情，今天已经成了历史，再来回忆便是读史。所以我以为对历史的讲解，有近读和远读，近读常常是在历史事件刚刚发生，或刚刚过去，远读则在过了相当的时间以后，有了一定的距离之后。虽然两者并不能完全区别开来，但是近与远读史的角度、感情、甚至目的都是有所不同的。一般说来，近读更感性，特别是在当事人还在的情况下，站在自己的立场，回忆发生过的事情，情感的因素、情绪的因素，包括个人认识的局限，都会对客观反映历史产生一些影响。在影视创作中，近读比较注重讲述事件的发生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兼有新闻的作用。远读相对更理性，更客观，它站在中间人的视点，从具体事件中走出，站在一个更宏阔的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冷静的剖析。同时，一些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出来，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原有一些模糊的观念也逐步清晰，这些都是重读的基础和前提。

　　《八月一日》得到了史学界专家的认可，其重要的一点，是该片对于一些曾经被误读，或者因为时代原因，有意或无意回避的问题和人物的把握。例如陈独秀，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把他反对“南昌起义”的反面人物来刻画。陈独秀反对起义是真，但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为什么反对？这些问题很少有人理会，或者是有意不去理会。在一些作品里，陈独秀几乎就反革命。当然，这与时代和历史的限制有关，现在我们可以更接近历史真实来表现这个人物。作为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他反对起义，一方面是对形势判断的偏差，他认为起义的时机不成熟，还有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压力，绝不是想与革命为敌，更与他的人格、人品无关。实际上，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当事人在当时很难看清楚它的全貌，是后人在经过历史见证后才能说明白的。《八月一日》比较客观地表现了陈独秀及当时的党中央在起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也表现出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幼稚，这可能也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影片中周恩来为陈独秀送行的一场戏非常有意味：在武昌一所老宅子里，陈独秀收拾行装准备离去，周恩来起来送行，他带来了陈独秀的儿子被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在凄风冷雨中，陈独秀黯然落泪，他不顾周恩来的挽留，独身走出，周恩来黙黙地站在雨中，望着烟雾迷茫的长江沉思……一位历史专家在审看了《八月一日》后专门给剧组写信，对作品给予肯定，他认为该片对陈独秀这个人物政治尺度、分寸的把握是以往文艺作品少有的。

　　“刻画起义中的人物众生相”是《八月一日》的创作者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影片的魅力之一。

　　在大革命的潮流中，各色人等都是上台表演一番，而“南昌起义”这一事件，就成了形形色色的“众生”展示“众生相”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有人叱咤风云，有人豪气冲天，有人光明磊落，有人委琐暧昧，有人选定了人生道路，有人改变了生命的轨迹。这一切构成了无限丰富的社会画卷。好的讲史者应该只须描述出这样的场景，让观众自己去感觉、去评价。而不必跳出来去说教。在《八月一日》搭建的这个大舞台上，有几个人物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独特的“众生相”。比如贺龙，他是一个从旧军人行伍中走出，走进革命队伍的元帅。“南昌起义”实际上就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部影片表现了这个过程。影片开始时，贺龙身上多少表现出一些“匪”气，包括他的语言、行为，包括他的部队抢粮、下级军官争斗等间接流露出贺龙坎坷人生的痕迹。同时对贺龙的侠骨热肠，正直凛然也是大力彰显，使他的转变有充分的依据，像他救芳芸，帮魏老三，临危不乱，果断处理叛乱事件等。

　　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但在此前，他却是一名国民党的左派。南昌起义是他走向反面的第一步。所以《八月一日》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转向中的汪精卫，“四·一二”以后，从上海逃出的周恩来匆匆赶到武汉，去见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汪精卫此时的态度还是暧昧的，他想“东征讨蒋”，又想反共，还想为自己争势力，所以在几股力量中周旋，但是他说的一句话显露出他的阶级本性：“贵党的农民运动常有过激之处，举事谋反的事件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在他感到共产党要拿起枪杆子，对自己阶级的利益有损害时，出于阶级本性，他必然走向反面。

　　南昌起义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周恩来，最难塑造的人物也是周恩来。周恩来的难度可能来自他的“完美”。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这也是以往一些影视作品中周恩来的形象总有点温呑水的原因。“南昌起义”是周恩来革命生涯中极有光彩的一页，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周恩来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干和指挥能力。26年前，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汤晓丹版的《南昌起义》没有能酣畅地展现周恩来的风采。今天，我们再次重读南昌起义，对于周恩来理所当然要有新的解读。《八月一日》把周恩来放在矛盾的中心，给为展示人物的才华搭建好了舞台。“四·一二”以后中国革命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从血泊中走出的周恩来，痛切感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所以他极力主张武装起义，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但此时他要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复杂、残酷的局面，敌人的强大，来自不同方面的军队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来自党内和共产国际方面的压力，都把周恩来推到风口浪尖上，再加上周恩来此前在上海等地组织的起义失败，他深知自己已经“输不起”了。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起义的组织工作之中，他用坦诚争取贺龙的加入，用理解赢得了叶挺的信托，用宽厚、智慧团结了不同方面的力量，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与张国焘尖锐的争论，绝对鲜见的“拍桌子”。在起义前夕，出现叛徒时，周恩来果断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保证了起义的成功，让观众看到一个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周恩来。这是影片给我们的最宝贵也是最新鲜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