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熟悉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会知道红楼。它建于1918年，是北大老校舍之一。知道它，还因为它是五四运动策源地，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划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一处革命圣地。

    每次去北京，经过沙滩北街，总看到路边矗立着一座通体用红砖砌成的楼，我知道它就是红楼——这也是它得名的由来。很想进去拜谒，但都由于事情太多，行程太紧，擦肩而过。十月底又去北京，狠狠劲抽了半天时间，站到了它的面前。

    它呈工字形，共四层，进大门处，四根圆石柱撑起突伸的方形门厅。红楼现在辟成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一楼东西两面共布置了六个展览室，从东到西依次为：李大钊办公室，蔡元培展室，陈独秀展室(东半边)，放映厅，复原的教室和阅览室。

    李大钊办公室位于最东边横条南边一间，北墙一排书橱，与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之间，是一把皮圈式的转椅。一张圆八仙桌，靠南墙角一把竹躺椅。大楼建成不久，李大钊即在此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种子在此种下，灯光在此点燃，中共的胚胎在此孕育。“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这是他在这里写的名篇《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中的名句。正是凭着这种认识与胆略，他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我真的很想听到那皮转椅能发出一声转动的声音，真要能这样的话，那无疑是大钊先生仍坐在那后面对中国的前途进行深沉的思索。

    在蔡元培的展室，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图片与实物，看到蔡先生不平凡的一生。我们都钦佩蔡先生主办北大提倡的兼容并包原则，但我更钦佩蔡先生来主办北大的勇气。没有他来主办北大，也许北大还要在黑暗与歧途中摸索很久。在接到任命后，许多人劝蔡先生不要来就职，说北大很复杂情况很糟，你蔡先生假如就职，会让你的英名蒙羞。蔡先生思考后说，正是由于它处在这样的境地，我才要去。蔡先生来了，引进了《新青年》及陈独秀，引进了民主与科学，引进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引进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引来了北大兼容并包民主自由的光荣传统，引来了中国崭新的大学教育理念，更引来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国的文化天空自此一派自由敞亮且一轮红日冉冉东升。

    说到陈独秀，我感慨万千。月初，我去了安庆独秀园，以前的独秀墓，仅一孤零零的坟茔，凄惨悲凉，现在扩展成了一阔大的墓园，修了牌坊，塑了铜像，气势磅礴。我不是说增加了这些就是在真正纪念一位伟人，但对于陈独秀来说，意义可非同小可，它象征着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至少得到了承认与尊敬。前几年北京五四大街修建五四纪念碑时，书页状的纪念碑上有李大钊、蔡元培、毛泽东的头像，独少了陈独秀，当时舆论界一片讨伐之声，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头像不能刻上，这是在尊重历史么？当我在红楼里看到了陈独秀展室，我想到了独秀园，想到了那尊仍然矗立在街口的纪念碑，有一种长出一口气的欣慰。这个展室布置独特。在进门处，复原了陈独秀当时在北京住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的箭杆胡同9号四合院的院门，院门紧紧关着，两尊小石狮子忠于职守地各蹲一边，陈先生是在家写文章呢，还是出去为革命奔忙去了呢，我真想俯下身去问问它俩，假如他在家，我就要拍动门环，不是想进去，而是想就在这儿邀陈先生合影。

    参观的人不多，关于红楼的历史纪录片不可能放映，其实人不多就这么静静地看一回就足够了。来到教室，一排排椅子整齐地排着，没有课桌，用什么作记录呢，椅子右手，前端放宽，身子稍侧正好可以放下笔记本。在去昆明参观西南联大旧址时，得知当时学生们对这种椅扶手叫火腿，那是对战时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嘲讽，我还认为那是由于在那种情况下的独创呢，没想到源头在这。想想这种设计，还真叫绝，任何一个坐在这上面的人，采取这种坐姿听讲会分神么。坐下，你可以做一个旁听生，可是大师们在哪？也许在对面的阅览室吧。可是里面也只有排排空荡荡的桌椅。桌子不是平的，靠面前稍微倾斜，正好适合阅读。报架就放在对排在一起两排桌子的上面中间位置，放下手中的，可以随手去换新的，不必站起去寻找从而打扰别人。报夹也新鲜，两头旋成鼓鼓的圆锥状，中间的圆木棍，横着挖一细条槽，嵌一铁条，一头固定，一头里面置一弹簧，此端紧套一铁环，铁环朝另一端推去，铁条即弹起，可以把报纸夹进去。每一报夹都粘有毛泽东的手印吧。在此间玻璃柜里，我看到了张工资条，蔡元培600元，陈独秀300元，李大钊120元，毛泽东8元。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平，经杨昌济找到蔡元培，又经蔡批示李大钊，得以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理论书刊，接触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使自己的人生目标更加明晰。当时他和一帮青年学子正在规划赴法勤工俭学。自己是不是要去呢？他征求胡适的意见，毛泽东后来这样写：“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我们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是不是就是萌芽呢？我们后来曾大批胡适实证主义，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种借鉴呢？

    走出红楼，抬头上望，上面的楼层上不去，我知道那里还有胡适、鲁迅、蒋梦麟、周作人、沈尹默等人的身影。我很羡慕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在不经意间，撞见这些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