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评论详细内容 - 陈独秀研究网

用户：密码：验码：看不清？点击刷新

[ 访问新版 ]

[ 注册新版 ]

[ 联系我们 ]

ChenDuxiu.Net 当前在线1240人

栏目导航当前位置：网站首页>>评论详细内容：

发表人：游客

IP：61.191.248.146

发表人邮件：guest@feitium.net

发表时间：2006/8/14 15:34:56

谈谈陈独秀晚年民主观并回溯到卢森堡 ——读“给西流的信”有感张光明在国内，陈独秀研究早已不是禁区，陈独秀晚年思想也已多有论述，但共运史学界至今似极少注意。其实，陈独秀晚年思想多涉及社会主义重大理论问题，惟有从国际共运史角度分析方能看得清楚。　　　　一所谓“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历来备受关注。在革命、民族、民主等问题上，陈独秀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而谈论民主问题，尤以陈独秀1940年9月写给西流(濮清泉)的一封信最为集中。在该信中，陈独秀自言“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其中关键部分言简意赅，与其转述，不如照录。 “(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按：即无产阶级；下文资级即资产阶级)独裁，必然沦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括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作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六) 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制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话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按：即托洛茨基)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注：《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553—556页，第560页，第607页，第560页。) 上述言论，观点鲜明，言辞激烈，正是陈独秀数十年政治生涯中一贯的风格。所不同的是把矛头直指他曾热烈拥护过的苏俄了。怎样评价这些观点? 不难想见，对国民党及其学人的反共需要来说，这是一份可资利用的极佳材料。所以自从这封书信及其他陈独秀晚年著述发表(1949年)以后，几十年中一直被台湾方面的出版物解释为陈独秀晚年幡然悔悟，转而批判罪恶的“共党制度”的证据。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与国民党当权者在政治理想上颇有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致处，也得出了陈独秀晚年“大觉大悟”，放弃马克思主义、重归自由主义的结论。在中共方面，历史上长期视陈独秀为叛徒，对他的主张一律抹杀，他的“晚年见解” 更是叛徒言论无疑。好在待到“晚年见解”终于在大陆面世时，已是改革开放之门初开，实事求是之风兴起了。近十几年来，党史学界对陈独秀的研究有很大进步，对他的历史功过有了较为实在的评价，对这封书信也不例外。但总起来看，至今的许多分析，显然是对陈独秀彻底否定苏俄的态度感到棘手，以致评论起来仍然束手束脚，流于皮相之见。在我看来，陈独秀的这封信连同其他一些文件，不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它们的评价，是不能仅用“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注：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页。)这样的含糊之词滑过去的；也不能一面赞扬陈独秀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一面又说他“把现象看成本质，把特殊当成规律”(注：王观泉《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第420页。)，陷入自相矛盾。　　　　二首先，这封信对苏联作了猛烈抨击。斯大林当政时期尤其是大清洗时犯下种种令人恐惧的罪行，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除了撒谎抵赖者外，今天未必有人再否认了。问题只在于怎样看待这些事实。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通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农业全盘集体化、大清洗等一次次政治运动，从肉体上消灭了大批忠诚的革命者和无辜人民，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斯大林个人专权独裁制。在这个体制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高度一体化，领袖高居社会之上，用他个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不但不允许发表任何不同意见，也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的思想。显然它们不是个别人一时糊涂犯错误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不足”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扭曲变形。在这种情况下，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来揭露和抨击它吗?陈独秀说“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注：《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 3年版第三卷第553—556页，第560页，第607页，第560页。)，“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注：《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553—556页，第560页，第607页，第560页。)，就算是“偏激之词”罢，也是深刻尖锐的“偏激之词”。所以，与其说陈独秀“偏激”，不如说这些恰好表明，陈独秀直到晚年的孤苦之境，仍是一个充满理想信念、疾恶如仇的社会主义者。其次，陈独秀的晚年言论表明，他的确已经离开了列宁主义，但仍然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去思考的。有些学者因为陈独秀批评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便断言他根本脱离马克思主义，这是按传统思维方式把苏联模式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了。(注：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有些非马克思主义者还比较正确。例如郑学稼关于陈独秀晚年思想说：“虽然内中还有些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不合于列宁主义。”(《陈独秀传》台北1989年版第114 3页)郑学稼一生写了大堆著作，量多而质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多少有点道理。) 我们应该承认一个早已公认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史是一个不断演进分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发挥和应用，列宁的解释是其中的一种。列宁主义是以建立一个组织严格、高度集中的党、由这个党对阶级群众实行理论灌输和政治领导、通过各种灵活的策略在经济落后条件下实行夺取政权等主张为基本特色的，这些主张使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了重大胜利，建立了苏联。但不能不看到，它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确有着若干重大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基础在于，确信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所造成的历史必然性将创造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强调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和自我管理等等，这些理论是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中介，才能演化为列宁的政治主张的。我之所以断言晚年陈独秀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由于以下事实：(1)他虽然用关于民主的观念激烈反对苏联的社会制度，但他认为“大众民主”要优于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它实施的范围要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什么是“大众民主”?不难看出，这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民主，它意味着由工人阶级实行自我管理的民主制去替代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他认为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实现了人们的“政治解放”，但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作保证，仅仅靠“政治解放”是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的。因此他认为必须走向“人类解放”。马克思确信当人们把自己“组织成为社会力量”时，才能克服“政治解放”的局限而实现“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所以很显然，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用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民主的办法去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所达到的民主，它是对“政治解放”的超越而不是消极的否定。沿着这个思想前进，马克思一生从未怀疑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应当是高度的民主制，换句话说，只有民主制才能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相适宜，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是不言自明的。而通过《法兰西内战》等著作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自治的非官僚化政治组织是社会主义的适宜形式。这种形式正是陈独秀所说的“大众民主”。陈独秀认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注：《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5 53—556页，第560页，第607页，第560页。)，这与马克思是毫无矛盾的。(2)不仅在这封信，而且也在其他晚期著作中，陈独秀都认为，社会主义应当通过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从而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加强的途径去实现。这与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思想大为不同，也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观念相左。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于中国革命有害，但却不能认为他因此便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确无法设想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建立在后来列宁主义对革命道路的新认识之上的。晚年陈独秀不同意这一道路，不妨碍他仍是一位非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3)晚年陈独秀仍坚持唯物史观，并力图用这一历史观去分析社会现象。这一点在他同时期的许多著作中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在这封给西流的信中，他也力图对斯大林现象作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解释。他反对把苏俄的问题仅仅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认为应从必然性(“事势所必然”)的原理出发去分析。是否同意他的分析是另一个问题，关键在于他在方法上并未违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要求从必然性范畴对历史现象进行深层分析，这一方法当然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有什么理由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自己的社会运动中的丑陋现象时，可以放弃自己的方法论原则，突然把事情说成是个别的、偶然的呢?(4)晚年陈独秀在思想上仍与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批判精神是相通的。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416页。)恩格斯也指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愈是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8页。)在较早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确贯穿了这一精神。当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探寻事物本质的真诚态度，有追求真理的忘我境界，他们不怕直率地说出对自己对别人都残酷的事实。然而当斯大林模式确立以后，这种无私精神在研究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正是马克思所鄙视的那种“有益还是无益，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的卑下考虑了。(注：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陈独秀直到晚年是一位生性耿直、宁折不弯的知识分子，他没有个人的或党派的利益考虑，直言不讳地说出他所认定的事实。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但没有理由责备他的这种精神。总之，依我之见，陈独秀的这些看法，固然脱离了当时的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流，但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今天应当把这些见解看作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分歧，并由此去作出评价。　　　　三如果把陈独秀的上述意见放到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去考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从社会主义民主角度对苏联的社会体制进行批评，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是有着久远传统的。如前所说，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这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形成了一种牢固的信念。在十月革命之前，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都信奉这一信念。但其内部又有不同意见。愈来愈占优势的一种意见是，可以利用现有的议会民主去取得政权并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出了后来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另一种意见是少数派的意见，认为议会道路不可能引导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革命。但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大众去进行，他们在胜利后将实行比议会民主更广泛的民主，即直接民主制。这一意见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德国和波兰的著名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列宁的主张独树一帜。他认为无产阶级自己不可能自发地提高到社会主义的高度，因此只能由一个理论上高瞻远瞩、组织上严密有力的“革命家组织”或“先锋队”赋予他们以阶级意识，通过中央决策者、各级执行者和群众外围力量紧密结合的方式去实行革命。这一思想提出于1903年，十月革命后大见成效。但它也引来了种种批评。其中观点最广为人知的人物之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罗莎·卢森堡。卢森堡的批评之所以特别有名，是因为她同列宁一样，都属于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她不仅在批判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时站在最前列，而且后来也激烈批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她同列宁一样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持否定态度，在十月革命后对布尔什维克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和支持。以她这样的政治立场，对俄国革命的批判自然格外引人注意。卢森堡的意见主要表达在两篇论文中。一篇是1904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另一篇是1918年的《论俄国革命》。前文集中批评了列宁所主张的党的集中制，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只能由无产阶级自己去推动，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独立首创精神和积极活动，任何社会主义都只会是徒具虚名。她认为列宁的集中制计划是企图用一个 “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去代替工人阶级“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她针锋相对地主张：工人阶级不需要这种“托管”，他们有自己决定和自己犯错误的权利，“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注：《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后文则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控制言论、禁绝反对派的政策提出了异议。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但它“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因此民主必不可少。如果取消了出版、集会自由，取消了不同意见，那时“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卢森堡预言说：“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注：《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504页。) 平心而论，卢森堡的看法是深刻的，但却无法适用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革命。为什么?因为它要求以无产阶级的成熟为前提，而这个前提在资本主义未发展起来的俄国是不存在的。可是列宁的“革命家组织”理论恰好是要在这个经济落后的俄国去规划革命，夺取政权，这个目标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卢森堡的主张在这里便显得富于理想主义而缺少实用性。就以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而论，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想想，如果他们不解散立宪会议，他们刚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就会被众多反对党派合法地拿过去!实际需要从来比理论考虑更强大，所以布尔什维克不可能接受卢森堡的意见，列宁则认为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不要以为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都是权力迷，并非如此。他们是怀抱真诚理想的革命家，夺取政权只是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只能以民主为基础，只是他们认为，在他们所处的特定条件下政权就是一切，为此他们允许自己用非民主的方法去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在内战的环境下苏俄党和国家始终是在不断地走向高度集权。不但外部的反对党派被取缔和严厉镇压，党内的民主也越来越受到限制，直至禁绝一切自由争论和派别活动，而这些在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本是天经地义地合法的。应当说，在颁布这些措施时列宁是有些心怀歉疚的，他总是要加上这样一些声明：同志们，别争了，现在不是时候!我们的措施是暂时的，一旦局势允许，立刻解禁!等等。靠着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党奇迹般地战胜了各种敌人，保住了政权。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政治的绝对权力哪怕是“暂时的”，一旦在运作中固定起来，就不那么好改变了。列宁晚年，不得不对他深恶痛绝、却又眼看着不断蔓延的官僚化、特权现象做斗争。为此他尖锐地批评苏联的国家体制，不断呼吁改变现在“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的状况，扩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列宁的最后斗争”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但客观地说收效不大。列宁去世后，经过持续多年的党内斗争，终于发展出了斯大林模式。从这个角度看，陈独秀晚年的意见与卢森堡(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这里就不列举了) 一脉相承，理应受到高度重视。

陈独秀研究投稿信箱：shanghaipet@qq.com 设为首页收藏本站发文管理

联办协办：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安庆市石化第一中学

皖ICP备11019635号-3 给我留言赞助网站

皖公网安备 3408030200014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