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陈独秀的思想和他这个人的政治命运一样“坎坷”、“曲折”。从一个科举制度下的秀才，成为对封建主义进行猛烈抨击的民主斗士，崇拜西方的“法兰西文明”及其资产阶级民主；不久又因认识到西方民主的虚伪，而予以否定，转而追求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民主；到了晚年，从超阶级、超历史的民主观出发，以“斯大林现象”为案例，又觉得资产阶级民主比无产阶级民主更加“具体”、“优越”，从而使他的思想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时期对“德谟克拉西”的赞颂与肯定。从而也就形成了陈独秀“之”字形的思想轨迹。

    [关键词]  陈独秀   社会主义    轨迹

   陈独秀从1897年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后，即有了“意外有益”的收获，而完成了“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1]。从此，陈独秀把本来用来写八股试制的毛笔，转向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这可以说是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最早萌芽。其特点是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自1903年后，陈独秀不断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其民主思想也通过《安徽俗话报》等为载体得到宣传。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成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由一个赞扬“近世文明”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者。在接受了唯物论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陈独秀就告别了曾经崇奉的“德谟克拉西”，并强调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对其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否定。此后陈独秀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斗争。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思想又逐渐开始发生“倒退”性的变化，尤其在1932年10月份被捕入狱后，陈独秀脱离了实际斗争，从“斯大林现象”分析入手，总结得出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从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后退”。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时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从这种变化来看，可以分析得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变化轨迹。本文将对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变化轨迹进行探讨评述，从而更加清楚地把握陈独秀的思想复杂性，以及造成这种曲折思想轨迹的社会原因与个人因素。

一

在第一阶段，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始于他对“选学妖孽”的背叛。主要内容是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提倡民权，否定君权。反对“朕即国家”。比如对国家的概念，陈独秀解释其内容应包括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以上三样，缺少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个国”，“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上至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被西方列强侵略瓜分，就是因为只“靠着皇帝一人所为，… …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所以，陈独秀主张要唤醒国人的“民权”意识，否则，中国人既无“爱国心”，又无“自觉心”，“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2]由是，陈独秀对封建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批判封建社会里中国人传统的“恶俗”：各种落后的婚姻、敬菩萨、妇女的装扮等；他批判中国人落后的生育观，指出：“若夫吾之国力不伸，日益贫弱，正坐生殖过繁，超出生产之弊。”陈独秀警告说：“长此不悟，必赴绝境。”[3]他批判国民性是：“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对此，陈独秀感到“呜呼，悲哉！”[4]他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思想，对“孔教”进行了辛辣的抨击，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5]，要去帝制，必除孔教！另外，陈独秀还从积极方面提出了许多主张，比如以“六义”来“敬告青年”，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6]。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7]陈独秀号召中国青年要做“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新要求。”[8]陈独秀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应该与他这种敢于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文化进行挑战的勇气分不开。“予愿拖四十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9]同时，也应该承认陈独秀的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比同时代的思想家要全面、激烈，说明了他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先驱！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传统观念上的“民本主义”，陈独秀也进行了分析批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即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或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体现“民本”意识的主张。站在近代的立场，去审视这种“民本”思想，就会看出它的落后性。陈独秀以近代的眼光，认为儒学中的民本主义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是有质的区别：

    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 …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 …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10]。 

在早期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中，他通过对“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的赞扬，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向往，陈独秀提出了初步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设想。他说：“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障全体国民之权利也。”[11]为什么要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君主制度呢？陈独秀认为：“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重在平等精神，一个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12]而且，资产阶级民主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13]同时资产阶级民主还能够保障“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14]

从陈独秀早期即第一阶段，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接受、肯定与宣传来看，具有这样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陈独秀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代替封建专制的先进制度，从反封建主义的意义上讲，这种选择具有它的进步性；其二是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是并重的，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15]民主与科学并行，是社会进步的两个车轮，这种比喻不仅恰当，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进步意义；其三是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并没有进行消化吸收，而是囫囵吞枣地“拿来”，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这种对待“主义”的态度在陈独秀的一生中都是如此。因此，之后的否定是抛弃——抛弃又不彻底，而不是辩证的扬弃。

二

第二个阶段。历史发展不可能走笔直的路，呈之字形或回旋式的路线十分常见。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探索也是如此。正当陈独秀沉迷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向往之中，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6]之时，残酷的现实却让陈独秀痛苦，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排挤与侵略分赃，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本质。陈独秀的选择走进了思想的死胡同。而正好这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传入中国。这无疑给了正在痛苦迷惘的陈独秀一个新的选择机会，在历史的新曙光面前，陈独秀很自然地就选择了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7]由此，陈独秀改称威尔逊是“威大炮”。对威尔逊提出所谓“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18]产生了怀疑，陈独秀说：“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敌不过强权的时代！”[19]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20]由对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的认识，进到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怀疑，“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21]

由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怀疑到动摇，陈独秀逐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最后是对其进行批判与否定。陈独秀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让步了，财产工商业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了手了，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的工商劳动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22]在这里，陈独秀很敏锐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只不过是“新兴财产工商阶级”“ 要求权利的旗帜”，根本不是人民民主。劳动人民要获得民主，必须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民主成了陈独秀号召劳动人民向资产阶级战斗的旗帜！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决裂，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该文中，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原理，把资产阶级民主诠释为资产阶级专政，号召劳动人民起来，进行暴力革命，予以推翻它。他说：“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利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23]自此，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 …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24]

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 …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 …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 …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25]

从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到对社会主义的肯定。从以上的表述来看，陈独秀的转变似乎很“彻底”。但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指出，陈独秀的转变实质上很不彻底，带有太多旧的痕迹[26]；语言表达方式的铿锵有力，并不代表思想家本身思想的立场坚定、鲜明、彻底。首先，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并非彻底否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27]反对什么，保留哪些，是不是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陈独秀没有认真对待。此其一。就像他起初用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武器而对资产阶级民主缺乏根本理解一样，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同样缺乏深刻的领会。此其二。陈独秀对“主义”的把握很大程度上是仅停留于“器”的层面，这就必然导致其对所信仰的主义，表现出立场的不坚定，易动摇。“他的思想很庞杂，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并未彻底地克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并未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8]因此，陈独秀晚年在民主思想上的“后退”，就是必然的结果。

三

选择了社会主义，“自此以后，陈独秀与欧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告别，迈开了一条艰难、漫长、曲折和痛苦的革命道路。建党、总书记、五卅、北伐、武汉时期、开除党籍、托派、监狱、贫病交加死于江津。”[29]作为主宰陈独秀思想脉络的主线——民主思想，在陈独秀的晚年既没有“升华”，也没有“原地踏步”，在经过了政治命运的坎坷曲折，人生经历的颠扑流离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即向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内容呈“后退”式恢复。据托派重要成员王文元回忆认为：“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最初是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疑问。他觉得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象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他认为斯大林的苏联国家只能成为官僚国家，……从这个‘直觉’出发，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30]研究的结果是，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伟大目标”，“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31]从这种立场出发，陈独秀“认为民主制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应该把它当做战斗的目标”。尤其在拿资产阶级民主与“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特别是斯大林专制政治时代做了比较后，陈独秀似乎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因此，在“最后见解”中，资产阶级民主占了很重的份量。重新恢复了早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评价和崇拜。其特点是结合了“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这种转变的开始，根据他在1940年9月份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32]估计是在1933年前后，也即在王文元所说的“进了南京监狱”后。

晚年陈独秀为什么会由信仰社会主义而又“后退”到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呢？其一，是陈独秀在由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思想转变不彻底，思想上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气息。“他是拖着很长的资产阶级尾巴”[33]。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蔡和森就说过，陈独秀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而且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跑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来影响工人运动。”[34]其二，是现实的“刺激”，陈独秀晚年正是苏联处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时期，斯大林的种种暴行，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制造血案，形成恐怖局面，使陈独秀对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产生了一种怀疑感，进而予以否定。“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故也。”[35]由此，陈独秀对无产阶级民主由怀疑走到了否定。陈独秀不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去分析理论与现实问题，而是片面强调了斯大林专制政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所造成的血腥罪恶行径这个事实，去否定无产阶级民主本身的进步性；以一个或者几个事实“个案”来推倒一个科学的理论命题，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可取。但是，陈独秀的偏执个性，决定了他在对待一个理论问题时，采取的是简单的“是”与“不是”的观点。“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36]就这样，陈独秀完成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转变。形成了陈独秀作为一个思想家特殊的民主思想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