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陈独秀先生，改革开放以来打破禁区，开展研究，人才辈出，著述充栋，硕果累累。对陈独秀先生的各个方面，乃至对他一生、全面经历、整体评价，都有不少美文、卓见，虽不能说他在全社会广为人知，但在报刊传媒上、在文化、学术、理论界、党内外，确已广泛流传，今非昔比。

    这次研讨会主题是陈独秀先生与社会主义，我认为突出研讨这个主题很有意义。这既可以重点突出，把陈先生对社会主义的观点、见识的历史脉络深入加以剖析，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他的认识、理解;也可以对当前我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陈先生这一历史角度的发展脉络来加深研究。毕竟，社会主义是一庞然大物，博大精深，它是动态的、发展的，对它的认识还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我国研究了近百年，至党的十七大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意义重大。但谁也不能说，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达到了顶峰，到此为止;更不可认为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理论是少数人的专利，可以垄断。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研究陈独秀先生与社会主义，可以鉴古而知今，了解他是从什么基础、什么角度来理解、接受社会主义，并为之奋斗、终生不渝，这对我们加深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有所启发，有所教益。

    坦白地说，我虽然与陈独秀先生是同乡，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他是无知的。我是在“牛栅”处境中看到了他在南京监狱里写的56首《金粉泪》，才引起注意，促使我对这位安庆同乡、前辈加以了解、探究。加之从“牛棚”出来后，我对政治和历史比从前有了许多不同的感受，又幸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许多框框、禁区被打破，接触到的研究资料日渐丰富，为求知欲和历史责任感所驱使，我积极参加了京沪皖苏陈研会，在交流研讨中受到许多启发、教益，也写过不少拙文参加讨论。

    我过去写的文章冗杂、肤浅，这次想就陈独秀与社会主义问题作些探讨，但他的著作浩繁，巳出版的总约有近二千万字，加上他的一生行状大部分与社会主义有关，贯穿其间，需要专家作专门深入研究。我只能将一些片断观感联系起来，作一些观察，谈不上系统论述。

（二）

    陈独秀从少年便立志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谋求解放，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以身许国、无私无畏的爱国者、革命家。他的特性是眼界开阔、心存高远，不以眼前成就为满足，是一位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家、实干家。

    陈独秀成长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他的政治觉醒和投入政治活动较早。对他少年时代刺激最深的是甲午战败和清廷腐朽，在我国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那时十六岁的他，从直感自然产生反帝、反封建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思想。他从安庆到南京、经上海、近渡东洋，得到大量的、深刻的启示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所以强盛，是由于工业发达、科学昌明，民主政体所使然。他最初的政治启蒙与孙中山走的道路不约而同。所不同的是因为眼见辛亥革命不彻底，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他接下来一门心思致力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特别强调民主与科学，这仍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

    从陈独秀推翻清政府到反对旧礼教等一系列实践来看，他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是他日后迅速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身体力行、贯彻始终的思想基础。与他同时代和后来的几代人，差不多都是从激进民主主义这一思想和实践基础上转入社会主义轨道，而且都是在国内外先受过儒学教养后受过西学教育、先走上民主主义道路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一人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者思想与实践的一条共同发展轨迹，可以说是一条共同的规律。而陈独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政治上早熟，比较敏锐，知而后行，言行一致，敢做敢为，果断坚毅。如果说孙中山是我国民主主义的先行者，那么陈独秀既是我国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先行者。

    陈独秀以反清救国起步，从未停止革命实践。从1915年起，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正当他大力鼓吹科学与民主、带头推进新文化启蒙运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到了我国，他立即接受，衷心赞成、全力实践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一点与欧洲、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所不同：欧洲、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往往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熏陶或研究，在投入革命实践之前大都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准备;而我国大都没有充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准备，即投入热烈紧张的革命实践，边干边学。社会主义运动160年来一直在持续、曲折中前进，有很大发展，方兴未艾，今非昔比;但也避免不了“左”倾、右倾、空想、盲动、教条主义等重大错误。但中国共产党有一条优点，这就是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之后，一开始便从不脱离革命实践，在不断革命过程中，英勇牺牲、艰苦卓绝，获得实实在在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和教训。这一点为西方许多无产阶级政党所钦佩。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中国的陈独秀，他俩在政治生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上述优缺点的表现上二人不同：前者流亡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三十七年才回国;后者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后便立即投入实际斗争。这种反差的形成，原因既在于两者个人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有别，也反映了俄国和中国都并非处于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社会条件。中国的这一特点又比俄国更加突出。历史证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更加艰难，更加长期，决非一两代人便可大体完成并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比较完备体系的形成，硬是要经过几十年的峥嵘、曲折、艰难探索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复出，率领全党提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到党的十七大得以继承、发展，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之不易。充分说明在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国度探索社会主义之艰难。

（三）

    综上所述，我们就容易理解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党内出现的分歧和走过的弯路有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必然性，是难以避免的。

    虽然如此，我对陈独秀先生探索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经历，还是感到由衷钦佩。陈独秀艰险、峥嵘、跌宕、曲折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位从炽烈的爱因主义者到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又到勇于实践、至死不变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位最早从中国社会历史特点出发，睿智、敏锐、触及问题实质，较少教条主义束缚，具有卓越见解的社会主义先行者。

    l、在俄四十月革命前后，我国建党之前，直接影响陈独秀的有：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龄人、日本马克思主义先驱河上肇;北大同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先行者李大钊;共产国际派到中国联络的维经斯基 (即伍廷康)。陈独秀从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出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在加紧探索的过程中身体力行。五四运动当年出狱后，他与李大钊在化装离京的马车上商量组党，二人一拍即合，这是他必然的选择。其间，全国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兴盛;北京大学领风气之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陈独秀利用各种场合，写文、演说，对社会主义学说作过大量宣传。这从他当时的文著可以证明。1920年法国著名思想左倾学者罗素来华讲学，陈独秀曾因该学者未能着重阐述社会主义学说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借机宣扬了社会主义。可见他对社会主义学说求索、弘扬之忱。

    2、建党之前一年即1920年，陈独秀已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上海小组)，由这个小组联络、推动了北京、山东、湖南、湖北和法国、日本等地党组织的建立。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在广州因故无法抽身，只能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1922年7月他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海成都路)，主导制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尤其是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实行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互相利用、勾结的反动统治;第二步今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此次大会之前，陈独秀参考了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革命党派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制定《民族和殖民地纲领》的精神;当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参加了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起草《东方问题总提纲》，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供大会各国参考 (参见《陈独秀大传》294、300页)。他深入领会列宁主导下殖民地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二者息息相关、命运与共;但东方与西方国家革命性质不同，对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既要合作，又要保持独立性，阐述明确。他忠实地贯彻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纲领，促使中国党避免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照搬《共产党宣言》，剥夺资本家财产、废除私有制等等教条、空想，回归于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特点。这实际上是为日后《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著)奠定了理论基石，

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理论打下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意义重大、深远。

3、第二次党代大会，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即民主革命的性质，从理论上来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更加明确。会议正式决定按二十一项条件加入共产国际。并通过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确立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实质上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这种关系本应该是既有联合又有斗争，以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正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宗旨出发必须坚守的原则。从陈独秀由始至终的大量言行，可见他是深谙这一理论原则的。然而通过大量的史实，不能不承认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违反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指导思想上右倾，处处依靠国民党，忽视共产党的作用，把中共视为苦力、当作附庸;坚持实行与国民党党内合作，放弃领导权，武装蒋介石，拒绝军援中共，把枪交给国民党等等。以前，这些历史是非无法澄清。现在，公开的大量文献资料表明，陈独秀始终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要争领导权，主张与国民党只能党外合作，最先主张共产党要掌握武装。而斯大林主张武装革命指的是武装国民党;两者的立足点不同。大革命期间，陈曾在上述许多重大问题坚持了正确立场，对共产国际有抵制，但终被否决。因中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受其高度集中领导的纪律约束，陈被迫不得不执行过某些右倾错误政策。当大

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不但不承担任何错误指导的责任，反而把导致大革命惨败的错误责任强加在陈独秀头上，把他作为替罪羊，他始终不服。李立三在《党内报古》中回忆这一段党的历史时毫不讳言：“国际为挽救威信，牺牲了他(陈独秀)。”(《陈独秀大传》442页)

    4、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一般的学术成果，它一产生便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成为行动的指南。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已从指导各国一般的工人运动，进而指导胜利了的俄国，并以俄因为中心指导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当时的历史实践，早已跨越了社会主义运动初期的启蒙和宣传阶段。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是否坚定、正确，不在于是否善于理论的说教、口头的原则性，而在于对实际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看法和问题解决得是否正确、有效，必须以实践的结果来加以检验。中国大革命是当时世界所有社会主义者关心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战场。中国大革命失败，也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个重要部分的失败;它反过来检验共产国际这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部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有哪些错误、经验与教训。历史检验表明，当时共产国际内部对此存在尖锐的分歧，最终斯大林的观点占了上风，坚持了原来的错误，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乃至一错再错，后来又接连三次“左”倾，致使中国革命连遭不辛、损失惨重，几乎断送了革命前程;直到红军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纠正了王明第三次“左”倾、实际上也是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这一前提下，才扭转了局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上正确的道路。历史检验也表明，陈独秀1929午被开除党籍之前，曾经抵制共产国际前右后“左”、有“左”有右的错误;他所说“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陈独秀大传》 442页)，是一项带根本性的经验总结、至理名言。

    当然，这并不否认陈独秀出党之前、之后也有错误。任何杰出、伟大人物，都是人，而不是神，陈独秀也不例外;干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伟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客观公平地说，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毕竟是经历了30年左右政治风云、见多识广的革命老将;当时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政治水平上未有出其右者，不少人与他不在一个档次上。他既具备敢于坚持原则立场和求真务实、无私无畏的精神，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硬骨头品格，也勇于面对实际，承认错误，光明正大，从来不搞阴谋诡计。如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检讨，是真诚、实在的，没有文过饰非，回避锚误和责任。纵观当时全局和陈的根本表现，应该承认他在失败、挫折面前，仍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社会主义者。

    5、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仅俄国人，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也都认为俄国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总指挥部。这个中心、总指挥部应该担负什么责任?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它肘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都是复杂的历史问题，至今都无权威性的论断，显然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在列宁建立了共产国际和他逝世后，这个中心仍然存在，但内部的斗争变得相当尖锐，涉及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涉及指导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与革命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仅就俄国内部斗争的结果来看，列宁逝世后，山斯大林执政开始，到斯大林逝世后，又延续了几代人，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一段长约66午的历史时期，其功过、是非、成败，后人应该评价。关于以俄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挥中心的问题现代人很难理解，即使当时的人，不论局内或局外，如果不掌握的丰富的内部资料、不经深入研究，很难窥其全豹、触及内核和真谛。

    前苏联解体后，许多问题暴露得明若观火，才可以逐步得出某些共识;而陈独秀生前便对这些问题却早有过卓见和预言。这证明他敢为人先、出语惊人，是一位了不起的具有博大胸怀、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从大革命问题的切身体会中，凭直感早就认识到斯大林的领导存在问题，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斯大林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

    共产国际指挥如此广大、异常复杂、无比艰巨的世界革命，高度集中，包办代替，包打天下，这样能把事情办好吗?共产国际的后台就是俄共、联共，对不同意见不是疏导、宽容、择善而从，正确实行集体领导、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实际上是实行领袖独断专行的独裁制。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失败后，对共产国际的存在和工作制度早就质疑，倾向于否定。共产国际在不经任何民主、申辩程序革除他的职务之后，两次邀他前往莫斯科讨论大革命和他的问题，都被他拒绝，并质问:“托洛斯基早已预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遭到的结果，已经一步一步由事实证明出来了……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1930年2月《致国际的信》，《陈独秀著作选》下简称《陈选》第162页)陈独秀并不是傻瓜，他是一位久经磨炼的革命老将，政治异常敏感，又极具傲骨、自尊性格，他怎么会去负荆请罪、引颈受戮呢?怎么可能到那里去讨回公道呢?

    当时陈独秀所经受的一切，导致他与莫斯科、也与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他之所以出党是因为分歧无法调和，这个结局无法避免。此时正处于蒋介石十年剿共、白色恐怖时朋，陈独秀处在一种极其  、矛盾、困难的境地。他转入地下，一面反蒋、抗日，反国民党剿共、屠杀工农;一面囿于托派另有一套，闭塞、局限，不了解农村的斗争，与我党隔膜，政治主张分歧，有错误。他在狱中五年，表现却非凡的英勇、坚毅，在敌人面前从不屈服;他在法庭上的《辩诉状》(《陈选》第三卷3)5页)充分表明，他总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尖锐抨击国民党，维护革命和社会主义原则，义正词严，浩气凛然，大节可赞可佩。这一时期陈独秀的言行，应该说竖持了社会主义的一员信念。直到晚年，他贫病交加，孤处江津，在那种二次大战战火燃烧、法西斯阴霸笼罩全球、兽蹄践踏中国大地的险恶环境中，仍没有放弃自己一员的信念，终生为社会主义而探索、思考、鼓呼，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在南京狱中有一段赠刘海粟的题字“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另书一副对联赠刘:“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正是他的精神写照。

(四)

    陈独秀为祖国，为中国人民，为推翻腐朽透顶的清王朝，为新文化，为民主与科学，为唤醒国人而鼓呼;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与对民主主义的信念同样，不足从概念出发，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具体行动上表现叫来。他缔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主革命夙兴夜寐，无私无畏，抛家献子，牺牲奋斗。即使投入托派，陷入牢狱，也没有放弃针锋相对与蒋介石反动统治进行斗争。晚年带病出狱，仍以全力支持抗战，并没有消沉;仍然不间断地思考、探索二次大战、

国际形势，人民的命运、革命的趋向，儿童的教育，民族的解放，人类的前途;虽身患高血压常致晕眩，仍奋笔直书，写成许多文著，对抗日战争、国际形势，总是联系社会主义前途，不乏卓见，极甚珍贵。

    陈独秀关于抗日战争的言论甚多，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从甲午战争、五四运动开始，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态度一贯非常激烈、非常鲜明。1931年“9·18”事变之后，全国抗日运动高涨;他曾提出反蒋抗日、赤化中国纲领，希望与我党合作抗日，却受到王明极左路线的抵制。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他自南京坐狱五年获释之始，便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之意见》，《陈选》第三卷);“有世界革命意义”(见《宇宙风》杂志)。他在答《抗战》周刊记者问时说:“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不参加抗日运动么?”有《大公报》记者曾问他是不是打算参加政府里的行政工作，他说:“这与我不大相宜……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缠住，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换言之，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

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陈选》第三卷404页)

    陈独秀还认为，抗战是为发展民族工业扫清障碍，“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干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我对抗战的意见》，《陈选》第三卷460页)。他认为抗战应该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不可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一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并不是说拒绝别国现实的帮助，而是不可完全依靠外援。他认为敌强我弱，抗战必定是持久的，“要抗战到底”，“不可幻想能够速成”；日军虽装备优良，但兵力有限，最终必然失败。在抗战初期面对悲观失望情绪，陈独秀说道:“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势力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只要我们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我们断然有救。”(《我们断然有救》，《陈选》第三卷480页)

    基于上述见解，陈独秀主张利用一切条件，即使战时也要发展民族工业。“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资本主义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制度”，“扫荡了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跃进”。资本主义能够扫荡封建主义更反动、落后、残暴的势力和影响。资本主义终于要由社会主义来代替，才能扫除它的罪恶。“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他从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主张在战时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过渡，迎接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列宁所说，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又说:“人类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的进化，一是跳跃的进化……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的影响。”工业化亦然。将来要搞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工业，没有工人阶级的发展，怎么可能呢?“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经济上成熟、政治上成熟这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只能是乌托邦、幻想(参见《陈选》第三卷491、497、519页)。

     在战时极端困难条件和晚年贫病交加的情况下，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仍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不是学养有素、信仰坚定、深谙国情，是不可能讲出这一番道理来的。

(五)

    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报》曾载文，庆幸陈独秀先生出狱恢复了自由，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李锐所著《庐山会议纪实》一书透露，在批斗彭德怀同志的一次小会上，刘少奇曾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回到延安来(注:另据报道，陈自已没有提出要求)，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毛泽东接着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据改革开放后的许多报道，陈独秀从南京出狱后，曾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会面;叶事后说:“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

陈与叶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致新华日报》，《陈选》第三卷469页)。有一位罗汉先生在南京和西安两地穿梭，联系陈回到延安，但因大雨路阻，罗汉未能到达延安，只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转达信息。延安由洛甫、毛泽东署名复信;陈对要他认错、检讨一条，不愿表态，因此没有达成协议。据悉，罗汉牵线搭桥确有其事，但陈自己并未要求回到延安，罗汉只是个人行为，应当是事实。客观看来，陈与党中央有太多恩怨、隔膜不计，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联共隔阂太深，分歧更加不可调和;何况当时斯大林在世，共产国际仍然存在，政治上难于消除距离。因此，合理的判断是，按陈的性格，他不可能要求回到延安。

    更有甚者，1937午11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下车伊始，便秉承莫斯科意志，变本加厉，大批大反陈独秀，摆出了势不两立的架势。接着，王明任长江周书记，常驻武汉，成为与蒋介石谈判的头号代表，在国统区红极一时;他和康生对陈独秀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炮制陈接受日寇每月三百元津贴，是汉奸、间谍、托匪一文，公开发表，不仅在国统区，而且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混淆视听、“造成影响。此文虽蒙蔽对陈缺乏了解的军民于一时，但瞒不过国统区不少老一辈知陈者，包括许多著名人物;于是数十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谴责王明、康生在抗战后方造谣生事、破坏团结抗战。陈独秀对此灭顶的中伤当然不愿沉默，于是在大报上声明辟谣;还考虑过要向法院起诉。这是1938年新春发生在武汉的事件，此事由周恩来同志调处，通过徐特立派人劝陈“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陈照顾抗战大局，没有起诉。王明、康生的嘴脸为识者所不齿，政治如此作为，叫人如何评说呢?由此推想，陈独秀更加不会有去延安的念头了。

    此后，日寇猖狂进犯，武汉眼看不保，当局迁都重庆。陈独秀先生带着一身伤病和中伤，流亡江津。他在寄人篱下、横遭白眼、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以全副精力投身抗战，为世界形势、祖国命运费心、操觚，写出大量政论宏文。字里行间贯穿了他执着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一贯的社会主义信念。他的文字，既针对面临的现实问题，有感沉思而发，又非就事论事，总能超越眼前，看到大局，想到将来。这只有富于远大理想又具有史学、哲学、文化素养的人，才能做到。

    l、陈独秀以自已掌握的各国丰富史料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反复阐述民主与科学和社会主义及其相互关系，有不少精辟、独到、深刻的见解;他是一位至死不变的彻底民主主义者，这正是他的思想之所以自然而然地转入社会主义的基础。他说:“政治上的民主与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没有民主做官僚制的消毒剂，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只有科学昌明才有工业和现代化，才有社会主义，否则都无从谈起。

    陈独秀认为，“民主主义制度，远在氏族社会就发生了，其精义即大众管理大众的事，那时国家制度还未发生……一切决于‘民会’(如希腊、罗马)。所以后来资产阶级无论在欧洲或亚洲，都……拿民主主义做他们反对君主或贵族的旗帜。”也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他又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 (指古代的民主制)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我们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

    他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宽狭而已”。无产阶级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大众的民主，自然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广泛得多。“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在国内外恶势力双重压迫下的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他们对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比任何人都迫切。”他认为国民党当局、军阀、

封建反动统治最怕民主政治。进一步论述“中国的资产阶级太落后了，不但害怕 ‘真’的民主政治，并且害怕像欧美各国的‘伪’民主即形式民主”。这便是我国反民主传统特别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

    陈独秀还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应该强调民主，防止权力腐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足够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 ‘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后来才想到……然而太晚了。”至于苏俄政权性质的演变，陈认为其根源是只讲专政不讲民主，其实是专制、独裁，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原理背道而驰，表明其政权变质，是历史的倒退。

    本节以上引证都是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包括他在逝世之前不久的言论 (《陈选》第三卷283、285、553、554、555、559、560页)。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苏联终于解体，不幸被他言中;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一大挫折，也表明陈独秀作为一位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的先驱，其洞察预见之犀利。他当初既非杞人忧天，亦非幸灾乐祸，而是胸怀人民，对历史唯物主义执着信仰，石破大惊、敢言人之不敢言的一种先觉、良知的表达。

    2、陈独秀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对党派问题思想解放，与他的自由思想、独立意志、奔放性格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激烈抨击国民党日渐走上反动独裁的文章中，曾引证国民党右派张继“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是国民党人一致主张”的话，实为蒋介石日后大肆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谬论之滥觞，严加驳斥。接着陈又说：“一国之中，各阶级各团体的利害与政见不尽相同，各就所同结党议政，这是人权之一。专制帝王之下，尚不能禁止王党之下复有民党;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是谓横霸;党内有派，是世界各国大党所不免。”所以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亦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这句话陈独秀早在大革命失败后所作的一首四言诗中便已发表，广为人知。两者所处的历史条件、针对的对象和涵义却不相同。蒋介石的专制反动统治早已垮台，不必多费笔墨。陈独秀八十年前的这些话，也有力地说明俄共之有托洛斯基派、斯大林派之分，并不稀奇;稀奇的倒是俄共与共产国际对待内部的分歧采取的解决方法，过于粗暴、残酷，不利于分清是非、加强团结;不利于共同事业的推进。更不幸的是这一解决内部分歧的方式扩大化，发展成以流放、残杀，来对待国内和国际的革命人士，违反了起码的民主原则、文明传统，毫无社会主义气味可言;其后果不堪设想，乃是前苏联瓦解的一大原因，成为千古教训。能不沉思、彻悟么!?

    3、1938年3月陈独秀在《致新华日报》说：“从前我因反对盲动政策，被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陈选》第三卷469页）他在1940年11月28口写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认定：“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的时代”，“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根据近期中外经验，“使我们不能把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应该毫无成见地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而非宗教地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干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希特勒纳粹党徒，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许任何异己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便全世界窒息，将便会人类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有良心的进步分子……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的总目标……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如果)希特勒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就可以取销私有财产。”(《陈选》第三卷559-563页)

以上言简意赅，是他以一生的学养、体念为基础，发出的与社会主义有关的重要论断。

4、他在同年9月致友人胡秋原等之函称：“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而非科学之武器也。”“‘圈子’即是‘教派’，‘正统’即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胃口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实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陈选》第三卷567页)

    这几段话，可以窥见陈独秀治学、格物、致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立场，和只认真理，不受任何羁绊的辩证科学方法，是他不同于常规、流俗，而获得卓见的奥秘，是理解他为人处事的一把钥匙。这一点对于他成为一位坚持信念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终生不渝、至死不变的社会主义者非常重要。

（六）

    陈独秀是历史人物，应该将他为社会主义执着信仰、终身奋斗的轨迹，放在我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奋斗、改变历史、振兴中华、艰难、曲折的特定历史中来看待。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时，无论如何都应饮水思源，不能撇开这位在我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应该按照毛泽东在1942年2月所说“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讲他(陈独秀)的功劳”。也要按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说“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加强对陈独秀问题的学术研究，逐步恢复历史的原貌”。时至今日已有很大进展;但距上述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事业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当初陈独秀投身革命、推翻旧制、革新社会、追求真理的那个时代，是个什么状况呢?他是在前人探索振兴中华屡遭失败的情况下，苦思冥想，踏着民主主义的轨迹，毫无保留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背着黑暗，朝着曙光，擎起火把，扛起旗帜，无私无畏，勇打头阵，带领民众顶着旧社会凶恶、腐朽势力，向着新社会的光明奋进。他由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是顺理成章，非常自然，没有经过曲折弯路。在广大人民为后盾热烈参与下，使他从事的革命事业，像万顷波涛海浪，汹涌奔腾，势不可挡，取得划时代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大踏步前进。他为人民所拥护，如日中天。这便是从新文化启蒙运动、到五四之后，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步阶段的情形。

    陈终身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他的政治生命与大革命的兴衰息息相关。客观地、历史地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党建立到大革命兴起，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帮助。但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指导，从对国民党的依靠和武装上的援助，到对蒋介石在先、汪精卫在后的扶持，都从根本上犯了右倾错误，是导致大革命的惨败、又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加以贬斥，错上加错的主要原因。显然这一段历史的导演者是共产国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历史演变是各种复杂因素的错综交叉起作用形成的客观事物。相隔八十年，我们现在只能从当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出发进行研究。历史是既成的事实，是不能重复的，也是不能假设的;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条件出发，历史其实也曾经有可能向另一种状态演变。例如，如果共产国际不是斯大林在俄共分歧中掌权后不依靠中国人民、不依靠猛烈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单纯依靠国民党并对其一味退让、武装援助，从而把蒋介石养肥，推行了一套实用主义、眼光短浅的右倾政策;那么，正如陈独秀事后评价“我们也可以假定，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中，如果中国党采用了‘不断革命’(注:他认为正确)的战略，谁也不能够武断说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取得政权” (《陈选》第三卷334页)。又如，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不可挽回，如果这时共产国际采用的是

民主制，不是专制命令、听不得不同意见，而是真诚谦虚地听取批评、建议，多尊重一点当事人陈独秀一再申述、建议的意见，认真检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改弦更张;如果不诿过于人，不采取惩办主义，不是未经任何民主程序就缺席批判、排斥陈独秀，而是恰当处理;结果也会大不相同。但历史与人们良好的愿望背道而驰，迫使革命家陈独秀走上另一条道路。

    由于托洛斯基不同意斯大林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大体符合中国大革命的实际，比较正确;陈独秀只认真理，不顾托洛斯基已被驱逐出境，流亡土耳其，也不顾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约束，坚持意见，投入托派。这便踩过了当时共产国际的底线，矛盾不可调和，导致陈被开除党籍。事情的实质是政治的是非，组织纪律并不是主要问题。共产国际根本不可能采取解决政治分歧的正常办法，而是动用组织手段，导致后来的结局不可避免。这只能以历史的局限性来解释，当时谈不上能够分清是非。现在评论，应该跳出八十年前的框框，探讨问题的实质。陈独秀这位杰出的革命家遭受到本来完全应该避免的挫折和不幸，是一场悲剧。如果陈独秀仍在党内工作，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又将是一番什么光景呢?这是不可逆睹的。

    纵观陈独秀一生，可以说他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涌现出的一位光辉、杰出、难得的人物，前无古人，后鲜来者。把他作为中华优秀子孙、伟大英雄人物，谅不为过。但是我们按唯物史观评论，陈独秀是人不是神，他和历史上的其他伟大人物一样，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局限性。他在一生政治生涯中，除了客观因素致使遭受艰险、跌宕、挫折之外，也不可能没有主观锗误。这里不能不提到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恩与怨、合与分交织，不能不发生联系，又不可避免决裂。不言而喻，这也必然影响到他与自已缔造的中国党的关系。共产国际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局限性。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曾起过凝聚、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巨大作用。但列宁逝世后，内部斗争激烈，在内部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合理条件下，斯大林发展了专制，排斥不同意见，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屡犯错误、坚持错误，致使陈独秀难于应付，无所适从，不可避免地跟着犯了执行上的错误，也不可避免最后的诀裂。

    陈独秀与托洛斯基发生关系，过去我们许多老干部感到困惑、不解;但前苏联解体，大批史料公布后，便容易理解了。这完全是大革命失败后一次历史的偶然契合。过去我们党内只知托洛斯基是负面人物，并不了解他原来是列宁的左右手，在俄共内和红军中是仅次于列宁的显赫人物。他坚持了一系列与斯大林不同的政见，不仅对俄国、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后来在联共党内斗争中被斥于门外。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证明他的意见比斯大林正确。陈在极端困惑、苦闷的探索过程中，看到关于托的意见的一些文件，如梦初醒，非常契合，确信如按托洛斯基的意见，中国大革命决不至于导致当时的恶果。这便是他投入托所代表的第四国际的主要原因。托洛斯基原来代表俄共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派别，既拥护马克思，又拥护列宁，目的都是为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不同的是与斯大林一派意见分歧，不可调和。陈独秀只认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否正确，而不顾及权势和组织纪律。但后灭陈说：“中国托派是一个关门主义的小团体……假如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郑超龄晚年回忆：1935年2月陈因与托派只反蒋而不支持抗日的谬论无法调和，竟被托派开除。陈从托派的死胡同中得以脱身，终于反复声明与托派“道不同，不相为谋”，脱离关系、分道扬镳。这都成为历史;连托洛斯基及其一派和第四国际，也早已烟消云散，成为历史了。

    把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发展的轨迹，放在过去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得出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理解在我国应该说是早悟、深刻、站得高、看得远、眼界开阔，能联系实际、领会实质、加以运用，较少教条、空泛、狭仄、短视。第二，一旦领悟，他便身体力行，果断坚毅，无私无畏，不怕艰险，敢于承担，任劳任怨，在历经艰难、困苦、内外压力，泰山压顶、牢狱羁绊条件下，都能迎难而上，不改初衷;到了晚年，思想磨炼更加老辣，常有深入思考、惊人卓见，至可宝贵。第三，他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时局、事变，思想随客观形势发展，与时俱进，不守旧、不机械、不僵化，能够适应时代潮流前进。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核心和灵魂，在他的思想上已经锤炼得炉火纯青。第四，限于历史条件，他壮志末酬，赍志以殁，不能不借用古人之言以作悼念:敬君之品，赞君之识，惜君之才，悲君之遇。他晚年说：“我前半生所做的事情，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才是真正的最后的失败。”(《陈选》第三卷)表明他是一位至死不变的斗士，正如他在南京监狱题字：“三军可以夺帅，不可以夺志也。”他虽死犹生，精神不朽。

    巨星已落，往者已矣。陈独秀早已成为历史人物，他已经尽其可能最大限度地起到了他的历史作用。假若他在历史上没有遇到意想不到的掣肘和无理的对待，假若历史能够给予他一种最低眼度的便利条件，他能够发挥的主观能量和历史作用定会比已经铸造的辉煌大得无比。写到这里我不能不为这位巨星陨落感到无比惋惜，更为我中华民族的厄运而悲怆莫名。假如陈独秀能活着看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假如他能看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浩劫;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当今如此辉煌的成就;他难道不会开怀大笑、欢欣鼓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