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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

  发表日期:2008年6月3日      作者:李淑媖     【编辑录入:teng

 

陈独秀(1879一1942)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著名而又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一1927)是转折点。之前他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首任总书记;之后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并被斥之托派、叛徒、汉奸等罪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引下,重新评价陈独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史学工作者努力下,对陈独秀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

这不仅有利于还历史以真实面貌,也将可还原从建党到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之间,从党诞生之日起,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鲜明地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无产阶级政党。陈独秀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他的名字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不可分割。他是带领中国人民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间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先后发表过《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和《评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两篇文章[1]。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冲破一些禁区,但还有些禁区未能或未敢冲破。这篇《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力图从他的著述言行,以及翔实资料,还其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应有的地位。

 

 

    陈独秀把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视为“近代人类三大天才的发明” [2]。1902年陈独秀由日本返回安庆,组织励志学社,发表反清爱国演说时,在中国首先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3]。1915年9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在《敬告青年》文中,进一步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4]。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不仅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俄国十月革命推助下,自身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着科学底社会主义者的转化。晚年他把这三者的关系,写成一个公式:[5]

    民主、科学→社会主义。

    民主、科学→共产主义。

    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大革命这七年间,陈独秀在传播和实践社会主义上所作的贡献,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和基本矛盾,提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921年1月和1923年5、6月间,陈独秀在广东公立法政学校和广东高师分别作的《社会主义批评》[6]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7]是早期传播社会主义较为全面系统的代表作,下面引文基本上都是这两次讲演的要旨。

    他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

    资本主义所以能够推倒农业手工业社会,其成功要素有二:一是资本集中,一是财产私有。从这两者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指出:资本集中是发展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组织之进步的方法,然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的资本集中,资产阶级之成功在此,其崩溃之原因亦在此。因为这两者矛盾的发展,其结果在生产上和分配上都发生不可挽救的危机。                          

    在生产上,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宗明义便是从“商品拜物教”分析入手,若不懂得这个“商品拜物教”是什么?就不会懂得资本主义,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

    他进一步指出: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反对资本,我们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个资本,利用资本增加他的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他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工业资本家如何从机器生产中获取巨额利润,指出:近代资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发达,资本家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都是机器帮助资本家造成剩余价值渐次积累起来的。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马克思说:“有产阶级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正指资本阶级是剩余价值造成的,将来破坏资本阶级的也就是剩余价值。

    在分配方面,他指出:“资本制度时代社会的财富,比较农业手工业时代增加得多。但以财产私有之故,全社会的财富差不多操诸少数资本家之手,多数人则日益减少其购买力,其结果遂至社会上生产力和消费力失其均衡。进而指出:我们须注意,资本制度之下剩余生产,乃伪的剩余生产,是由生产力超过消费力发生的,非生产力超过社会需要之真的剩余生产。——资产阶级的国家,为解除这剩余生产之恐慌,不得不设法把这些无法出卖的商品运输至外国去,于是发生

殖民地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要保守及增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面须镇压土人之反抗,一面又要和别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竞争市场,在此争彼夺的当中,遂不得不维持强大的海陆军,才好保持商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继续的安全的销流。以武力为工商业之后盾,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的侵略,更进而行政治侵略,这就叫做“资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最发达的最高形式,亦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侵略工业落后的弱小民族之别名。

    陈独秀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寻垂尽,帝国主义者间相互争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反抗,这三者合起来乃是帝国主义的致命伤”,“催命符”。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现在我们己经知道帝国主义那条旧路不好走了,“客观的历史的进化之历程明白指出我们必要之路,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不相信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之路的原因。

    如果陈独秀没有熟读并接受马恩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到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怎能有这么概括准确的把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道理,以如此通俗明白的语言加以传播呢?

     (二)强调只有进行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才能取代资本主义。陈独秀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固然要知道历史先生己经指教我们一条可走之路,但同时要知道历史先生仅仅指教我们一条可走之路,并未曾造好一条现成的路给我们去走。所以要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科学,从可能变现实,还是要靠理论正确组织严密的政党去实现。也就是在《社会主义批评》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这两次演讲中,前者第三道题目是(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后者第二讲题目是(二)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在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中,他介绍了当时社会主义五个流派: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在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中,他则把社会主义分为四个流派:基尔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共产主义,即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把前面的行会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包括于基尔德主义内。

    他在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一一比较分析之后,认为:“讲到最有精密周到的办法,自然要算是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对共产主义破坏(即革命——注)和建设之大略程序作如下的概括:“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在阶级斗争的原则上面 (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消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在这里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作了极概括极明白的勾画。

    在《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中,他将科学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即柯祖基(考茨基——注)和柏伦斯泰固(伯恩斯坦——注)的主张用表作了简明的对比,使人一目了然、泾渭分明。

    共产主义的主张:             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

阶级战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

    他引证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的批判》中说的:“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的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以强调无产阶级设专政的必要。

    同时,他还批判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指出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诅咒的。

    对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陈独秀以上言论,显然是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三)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中国不但要讲社会主义,更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

    陈独秀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更没有像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濒临崩溃地步,怎能讲社会主义的观点,在《社会主义批评》中指出:抢救中国固然不能不发展实业,但决不能走欧美已经造成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老路等五个方面的理由,论证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

    他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必须根据国情逐步推进。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资本集中,所反对的,就是财产私有。所以在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八个字上,把“私”换成“公”。因为这一个字的更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便完全改变了。但是当时中国却不是苦于资本主义发达,而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因此,他是主张要分步骤的推进。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历史的进化和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第二个原则就是社会改选应有的步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把各国共产党革命的步骤略略说过,指示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并非主张同时一跳,就跳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这是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第三个就是每一步骤都须用革命的方法。最后他指出:若是忘了第一、第二两个原则,便和其它空想的社会主义无异,若是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

    在这里他己意识到发达国家和像中国这样欠发达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应有所区别,同时初步形成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构想。他在《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讲演中,在对国内外经济、政治状况作仔细分析之后,提出:凡是奋斗总有一定对象,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中国劳动阶级奋斗的对象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现在中国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劳动阶级自然要打倒资产阶级,即行社会主义。但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像欧美各国已达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为后援,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压迫之下,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对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参加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强调应注意两点:第一点,于国民运动以外,同时须特别注意劳动的宣传及组织,尽量促进其革命的精神与阶级的意识,以预备社会革命的基础。第二点,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要做成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半国民运动。此时国共尚未合作,国民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中,他讲的第一点,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应该保持独立性和领导权的意思。而第二点则基于国民革命愈彻底对劳动阶级和社会革命愈有利的思想。所以他强调要做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成半国民运动。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是:团结民众势力,满具革命的精神,绝不与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这就叫做纯粹的国民运动。

    他还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其性质其结果不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不仅仅是民主主义对军阀的革命,还是平民主义对于帝国主义的革命。能够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只有资本主义国内的劳农革命和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两种革命势力的合拢起来,才可以实现。若是缺少一个,一时都不易成功。

    以上这些言论思想,基本上是力图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而非教条主义的搬用马克思主义。这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能够如此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了。

    (四)认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

   陈独秀在揭露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和劳动者的悲惨生活后指出:中国劳动者要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革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他在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同时,更明确地说到:“历史先生仅仅指教我们一条可走的路,并未曾造好一条现成的路给我们去走。因为这条路上荆棘满地,障碍重重,我们努力开辟荆棘,扫除障碍,然后才可以通行。若是我们不去努力创造,只坐候历史的自然进化,那历史先生对于这种懒惰专想吃现成饭的人是不负责任的啊!”所以他认为:“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应当是: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8]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上海小组是全国主要发起组,它推动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陈独秀还派人到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去建党,同时将《新青年》于1920年9月改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这刊物上陈独秀发表了很多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在批判基尔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等流派的斗争中、在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中,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中,陈独秀都有有关社会主义的闪光论述。

   《新青年社》除出版《新青年》月刊外,还编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丛书》,出版《劳动界》、《伙友》等通俗的工人刊物。用通俗的道理和生动的事例启发工人,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宣扬劳动神圣。如在《劳动界》第6期,陈独秀用百多字写成的《无理的要求》短文,全文如下:“三新纱厂的工人因为上海万物昂贵己经不能活命,厂主还要减少工钱,他们罢工反抗这本是分所当然的事。然而厂主说是工人无理的要求。不错,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他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吃工人的肉,工人倒罢起工来,怎么不是无理的要求。”这类短文,何等有力、何等犀利!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组织成立了许多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陈独秀不仅到会发表演说,还被大会推举为经募处主任。正是因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公认为旗手、领袖,以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才顺理成章地被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推举为第一任总书记。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1921年5月,我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占重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从建党到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五年间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五次党的代表大会,在这期间党员由建党时的50多人发展到近6万人,党内基本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党是团结的富有朝气的,在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从而推动了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

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固然要负重要责任。但是当时中共不仅是幼年,而且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共中央领导气使颐指,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推动国共合作胜利北伐成也国际,忽左忽右心中无数招致革命成败也是国际。陈独秀乃至中共中央纵有正确思想理论,在共产国际面前也不容易被接纳。所以不能以大革命成败,轻易地否定陈独秀的整体真实言论和思想。换句话说,不能因为大革命失败,而否认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所作的重大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人民展开全民族英勇的抗日战争。此时陈独秀也提早结束了被囚于国民党反动派长达五年的铁窗生涯。从出狱到去世五年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和实践看,他还是拥护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支持苏联和英美等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密切关心国际国内局势发展,甚至表达了回归党怀抱的愿望。因此,讲他反苏、反共是不公允的,说他消沉堕落也非实际。只能说此时他已不像当年为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义无反顾的主将;而是虽息隐山野,仍心系大局,深沉思考的智者。不时仍对攸关社会主义重大问题,提出颇具真知灼见的观点。可惜由于地位身份转移,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譬如此时他经常把二十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分为之前即列宁与之后斯大林时期,对列宁时期,他认为“只有俄国的共产主义,在名义上、在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9]因此,早期他在讲社会主义时偏重于无产阶级专政;而晚年目睹斯大林背离民主,集权力于一身,大搞个人崇拜,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异己,大搞肃反扩大化,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晚年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他认为:“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后者的民主是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时,恩格斯还健在,他并没有指责这个党名称要不得,列宁也没有摒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名称,可见他们并不轻视民主而是重视民主的。……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10]

    他认为:“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将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比资产阶级形式民主还不如。”“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不能实现大众民主;[11]如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流为斯大林或以少数人的格拍乌的政治,这是事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12]不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那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13]

应与指出陈独秀把斯大林的专制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专制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偏离了民主轨道,而法西斯独裁是源生于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但是陈独秀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尖锐地批判斯大林独裁专制,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当原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灭后的今天,回头看来,不能不惊叹陈独秀当初的远见卓识!

在对待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上,早期陈独秀不仅提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晚年在这问题上,似乎更加强调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重视经济条件成熟与否。1938年7月,陈独秀出狱不久,应邀到重庆民生公司讲演,他取题是:《资本主义在中国》。[14]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观点。这里他并非否认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而是把当时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与欧美资本主义对比而言。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渐进,一是跳跃的进化,每个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循序的进化比较的加速,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来之影响。在中国,一方面由先进的资本主义之影响而发生跳跃,一方面也由它 (资本帝国主义)的阻碍而未有高度的发展”。因此他断言: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出发,他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若走循序渐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像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是反动的”。他认为,像资本主义比欧美落后但又比中国先进的俄国,列宁尚说:“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而且只要是资本主义,就要有商品交换。他批判社会主义初期就立即取消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思想,指出:像你们“一反近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为交换而生产”的主张,这正是全世界至少是最主要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所谓“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苏俄,还不敢也不能如此主张,何况中国!显然陈独秀己意识到在“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纵使进入社会主义,也不能过早的取消商品。从“初期资本主义”,不能不令人想到“初级社会主义”,其间思路是否有脉络可寻?

为此,他在《抗战与建国》一文,除讲民主政治外,特别强调民族工业之发展和农民的解放。他说: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因为非如此不能提高国家物质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以减杀整个民族文化方面的落后性。为什么要解放农民?因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这便是我们建国的整个概念。[15]

建国后我们虽然取得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胜利完成“一·五”计划的辉煌成就,可是由于缺乏对经济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先是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继之又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边缘。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失误,是与在社会主义民主上的失误相关连的。改革开放,确认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逐步变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便中国社会主义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令全世界为之瞩目。回首看陈独秀的有关论述,不难发现其中也不无真知灼见。正如陈独秀说的: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有民主才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证民主。[16]

 

 

    陈独秀为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奋斗一生,他突出而令人肃然起敬的是:

    (一)对主义信仰笃真。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热情倡导民主科学的必然结果,是对众多社会主义流派比较斗争中的理性选择。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到中国,马恩列的中译本还极为罕见,但是从陈独秀的讲演或文章中,其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观点方法,虽然是通俗的、中国化的,但探其源泉究其根由,不少都可从马列论述中找到,甚至直接引摘自《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的批判》等经典著作。同时常常会指出译

误的地方。如他看到胡秋原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他看不懂,当然别人也看不懂,经他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17]这除了因他懂得日、英文,用心潜研外,以他那通读经书子集却毫不盲从并起而反孔的性格,说明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征服了他,使他心悦诚服。他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把马克思精神归纳为:一是实际研究的精神,二是实际活动的精神。[18]他希望青年同志们不

仅仅要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还须使其学说用之于实际活动,于社会的革命。我以为:陈独秀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更富实践性战斗性,他不愧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对劳农感情真挚。陈独秀不仅是大文豪,还当过北大文学院长、广东省教育厅长,他有鲜明个性和高尚人格,但却没有官气傲气,生活俭朴,布衣粗食。章士钊回忆早年与陈独秀一道创办《国民日日报》时,陈独秀“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白衣发黑,白虱如星,亦不在意。其工作的投入,生活之苦行,是终其一生的。这种性格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是很容易和劳农大众打成一片的。他在《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19]一文中写道:日本贺川先生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美国的贫民窟他也去调查过,但是他说:“见了中国上海的贫民窟,那日本和美国的贫民窟却算不得苦恼”,进而说道:这些劳工做了社会的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的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苦的劳动者。他们若是对于劳动运动袖手旁观,甚至于从中破坏,我奉劝你们以后便不必把什么仁义、道德或基督教挂在嘴上骗人了。至于应当如何改变劳工痛苦现状?他在答弗哲民提出如何解决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时,明确地回答说:“非用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20]

(三)对革命意志坚定。陈独秀说过:“自来立论喜欢根据历史现实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用前人之言为立论之前提。”[21]他追述自己一生,“故而见到孔教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第三国际不对处,便反对他,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近我不得不如此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的淘汰,弟两不取也。”他说:他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但不愿意说假话或不关痛痒的话。这正是陈独秀的性格。所以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认为“陈独秀不搞阴谋”。但是讲真话需要勇气,出于忠诚。像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有几不怕。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度过六、七年牢狱铁窗生活,但在法庭、监狱,他却昂首挺胸,毫无惧色,为了主义,视死如归。他把监狱和研究室看作世界文明的两大发源地,认为“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22]硬的不行,国民党反动派用封官钱财收买他,也未能得逞。他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范。

    纵观陈独秀一生是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奋斗的一生。其中虽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有一度参加托派而犯下严重错误。他对革命有功也有过,但功过对比,功大于过。他的言论,有对也有错,对错相较,正确是主流。那么为什么加在他头上的帽子那么多那么沉重,而要摘除妄加在他头上不实不符之帽又是那么难之又难?为什么国外、党外敬他褒他,有人称他为祟高革命家,超过孙中山,社会主义大师,东方无产阶级革命之父……;而党内对他又是那么苛责?他的言论不下千万言,对当时社会影响那么巨大,本是党的一项宝贵财富,为什么竟让他长期埋没而不去发掘?

    长期以来,扬李(大钊)抑陈(独秀)成为正统。其实李大钊、陈独秀都是我党早期光辉夺目的领袖。公允的说北李南陈,陈独秀决不在李大钊之下。李大钊过早就从容就义,这是我党重大损失。陈独秀并未因怕死而苟生。蒋介石之所以不敢对他下手,乃因国际上如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国内如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胡适等知名人士的有力声援与营救才幸免遇害。北大学生曾打出“陈独秀就是真理”的标语,李大钊同志也说过:“陈独秀是真理和光明。”毛泽东同

志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说到:我们对于陈君,他认为思想界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之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23]就是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被撤职开除,毛泽东同志对陈独秀也从未有过火的指责。相反,他认为大革命中,我们犯了右倾错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一次右倾错误,都是来自共产国

际。也说过:中国托派与苏联托派不同。还说过:当年没有让陈独秀到延安,那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过来。“将来我们修中国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虽然毛泽东同志讲过这些公正客观的话,为什么陈独秀还难以彻底翻身?足见那股潜在于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妖风,已成为阻碍党内民主和和谐生活的习惯势力,是压抑党内民主和和谐生活的大山。唯有铲除恶劣的潜存的习惯势力,搬掉窒息民主的大山,一个真实的陈独秀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会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首任总书记而自豪!

 

附注:

    [1]《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1981年第2期。

    [2]《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9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3]《陈独秀思想研究》魏知信,第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8页,三联书店。

[5]《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38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中85一98,三联书店。

[7]《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87—303页,三联书店。

[8]《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95页,三联书店。

[9]《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3页,三联书店。

[10]《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365—36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1]《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2]《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96、1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3]《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4]《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6页,三联书店。

[15]《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94页,三联书店。

[16]《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66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7]《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35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8]《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7页,三联书店。

[19]《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1页,三联书店。

[20]《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页,三联书店。

[21]《新青年》第九卷第1号。

[2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24页,三联书店。

[23]《陈独秀评论文选稿》上第104、1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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