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创刊《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月刊。第二卷改名《新青年》。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鉴于陈独秀及其小组织鼓吹取消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行动上从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小组织活动，一再拒绝服从中共中央的决议、警告和帮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党籍的决议。于是，中共的创始人就被中共开除了。

关于陈独秀与托派的几个问题

图为陈独秀手迹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而又备受争议的人物，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界的拨乱反正，加在陈独秀头上的一些不公正的帽子逐渐被摘除。例如，1991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把1952年版中关于“汉奸托派”的注释，由“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修改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这个解释可视为对陈独秀等托派成员“汉奸”罪名的平反。但是，究竟怎样看待陈独秀与托派的问题，仍然很受人们的关注。

陈独秀与托派是怎么结合的

1929年5月，陈独秀从留苏归国的学生手中读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时，思想和情绪发生了变化，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自己的批评更加不满。

因公开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而被莫斯科遣返中国的梁干乔、区芳、陆一渊等人，于1928年12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起初，陈独秀主动要求加入这个组织，但遭到刁难。于是，1929年9月，陈独秀成立了第二个托派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他担任总书记。

由于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存在一系列分歧，以及他积极从事托派活动，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由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共产国际于1930年2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要它转告陈独秀，给他一次去莫斯科“申诉”的机会。但陈独秀予以了拒绝。

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的督促和陈独秀的协调努力下，托派组织的代表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统一后的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会选举产生了托派中央领导，由五人组成书记处，书记为陈独秀。

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是怎么破裂的

1932年，陈独秀因从事托派活动被捕。在国民党监狱中，陈独秀主要靠刘静贞作秘密交通与外面的托派保持联络。但后来局势的发展已经非陈独秀可以遥控的了。随着形势的发展，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与托派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托陈关系变得微妙起来。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出狱。由于对托派极左分子在抗日救国等问题上的表现强烈不满，面对极左分子的指责，陈独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托陈只好分道扬镳。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看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积极呼吁大家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我们对于爱国运动，不独不应该向它放冷箭，并且不应该只是尾巴式的参加，而应该是领导，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

而托派极左分子则攻击陈独秀呼吁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对于托派的极左表现，陈独秀感到痛心疾首，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陈独秀历数了托派的极左错误。他说:“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对于托派当时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陈独秀尖锐地指出:“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即斯大林。——编者注)派的‘ 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对于托派这种行为可能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陈独秀直率地指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陈独秀的这些对托派中极左思想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支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怎样评价陈独秀参加托派的这段历史

学界对于评价陈独秀参加托派组织这段历史，一直有争论。其焦点集中在：

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问题。对此，目前学术界有这几种观点:一种认为，陈独秀坚持错误，又进行分裂活动，为党纪所不容，理应开除党籍；一种认为，不应该开除陈独秀出党，党应该容纳不同意见的存在；一种认为，开除陈独秀是在一种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时候，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事实、背景均未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而且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的决定，所以，开除陈独秀的党籍，是不正确的，应该为陈独秀平反；还有一种认为，开除陈独秀党籍确是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情况下提出的，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恰当的，但也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因为，陈独秀本人在被开除出党后，虽有过申诉，但是，他后来又另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行动上已经同党分裂。陈独秀出狱后，不管有什么原因和理由，他都不愿意再回到党内，所以在组织问题上，没有必要为陈独秀平反。

二是关于陈独秀究竟是不是托派的问题。目前存在这样几种看法:一种是肯定陈独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种观点在传统教科书中是普遍的。另一种是否定陈独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例如，学者王学勤认为，“陈独秀接受了托派的观点，参加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但并没有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学者唐宝林认为，“陈独秀只是在‘二次革命论’基础上部分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理论”，“陈独秀从1929年春走上托派道路后一直是一个托派分子，但他是一个特殊分子。他一度担任了中国托派的首领，却始终是一个不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实际上，如何对陈独秀的这段历史下结论，牵涉到如何认识托派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关系。日本学者菊池一隆的观点:可以为我们重新认识托派提供一个视角。他认为:“可以这样说，不管中共和托派主张的分歧看上去有多大，从结果上看却是各自分担了农村和城市，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党史研究资料》 2000年第5期)也就是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张走以农村武裝斗争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而托派则坚持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所以，在理论上是互相排斥的，但在实践上，一方在农村斗争，一方在城市斗争，打击的是共同的敌人，是互相配合的。(作者：祝彦系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思想教研室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

关键词

托派，即托洛茨基派，苏联工人运动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派别。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组织反对派，宣传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摘自《辞海》1999版，第806页)

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的问题

（謝偉《談陳獨秀研究應開放禁區》）

陈独秀为甚么会转向托洛茨基？对此，今天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共识。这当然不奇怪。这个问题涉及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可惜在我国有关这次争论的详情和档案资料，特别是托洛茨基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向学术界全部公开，还是个禁区。这无疑是未取得共识的原因之一。所以，须要公布这些档案资料，以便使学术界能够据以进行客观的研究，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这里要说的是斯大林比谁都更早预见到陈独秀会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后，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就表示他这种看法和担心，当时在场的中共领导人还向斯大林保证陈独秀不会变成反对派。但斯大林心里很清楚，在大革命中，陈独秀执行的是他的政策，而不是托洛茨基的政策。革命的失败证实他是错的，而托洛茨基是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准确些说，应该是实践是检验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有了革命实践的经验之后，再比较研究托、斯二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任何一个正直而忠于革命的人，都会毫不犹豫赞同托洛茨基，接受其观点，而绝不会因为他居于少数地位而不承认他的正确。也不会因为斯大林居于党的权力地位，就昧着良心硬说他没有错误。陈独秀之所以为陈独秀，就在于他敢为革命负责，勇于正视真理和服膺真理。无论今日的论者说他之转向托洛茨基是因为「好走极端」也罢，是「背失败责任的包袱太过沉重」也罢，是「对革命悲观消极」，进而「取消革命」也罢，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也都无损于陈独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直诚实、勇于探寻真理和坚持真理的高尚品质。

其实，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身积累的革命经验为依据，比较研究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后而转向托洛茨基的并不乏人。这里且不说国内的。在1926-1929年间，先后由组织送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院校学习的中共党员留学生不下5百至6百人。这些人都来自中国革命的最前线，具有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现在又亲身经历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转向托洛茨基，或参加反对派的活动，或取同情的态度。须知道，那是在莫斯科，那时托洛茨基反对派正受到斯大林的排斥、打击和迫害。托洛茨基本人被赶出政治局，开除党籍，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最后还被驱逐出苏联。而反对派的成员，同情者，甚至涉嫌的人，都被投入监狱、判刑、流放或劳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党员留学生们敢以极大的革命勇气，冒着坐牢、流放、劳改、甚至杀头的危险，甘愿选择托洛茨基的道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实在值得欣羡和崇敬。据1987年出版的马员生的《旅苏纪事》所载，这数百名转向托洛茨基的中国党员留学生，只有少数人被遣送回国，多数人则与苏联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共命运，至今不明下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死里逃生；而只因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在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茫茫西伯利亚荒原中，或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丧生，这究竟是何因由？

《旅苏纪事》的作者马员生，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党员，1926年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因接受托洛茨基观点于1930年1937年和1949年三次被捕，发送到边远地区流放和劳改，时间长达25年之久。他是那些在苏联转向托洛茨基的中共党员中的幸存者。1955年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指令取消原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回国，并恢复中共党籍。回国后，他满以为中国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了。但很不幸，「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因托派问题受到迫害，「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值得庆幸的是，这位老革命家在1977年因被自行车撞倒造成头部重伤不幸逝世之前，留下了这部《旅苏纪事》的回忆录，记述他在苏联渡过30年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活着的人从中看到那些正直的忠实于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学生如何勇敢地转向托洛茨基，如何受到斯大林无情的迫害。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总会有所启迪吧！

由此可知，陈独秀之所以转向托洛茨基，正如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之转向托洛茨基一样，是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依据，比较研究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后作出的必然抉择。因为他信奉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力。这同他由康梁派到「辛亥乱党」，到急进的民主主义，随后又转向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正是陈独秀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本质所在。

胡适曾送给陈独秀「终生反对派」的头街。这以其说是褒奖他，毋宁说是揶揄他。但必须说，终陈独秀的一生，他所反对的乃是不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保守的错误的东西，而对于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正义的东西，他一认准以后，便会坚信不逾，并且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到底。正如他在《新青年》上庄严宣告的：为了真理和正义，他愿拖72生的大炮为前驱！对此，我们只要想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的首领之后在国民当法庭上，大义澟然地为共产主义辩护，为苏区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辩护，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胡作非为，就可以看出陈独秀这位革命家的品赋了。这对陈独秀来说，应该说是最最主要的一面。

在1925-27年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陈独秀曾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中共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斯大林对此当然十分清楚。正是居于这一点，才使斯大林深切感到陈独秀会变成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这可说是斯大林深知陈独秀的为人了。

关于托派问题

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领袖。对陈独秀问题的研究，必然要遇到托派问题。但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个禁区，大多数学者还不得其门而人。因为有关托派（国外的和中国的）的档案资料没有公诸于众，论者大抵只能从斯大林的思想库中去寻找论据。而这些论据又是矛盾重重，破绽百出，使人如入迷宫，分不清是真是假，是白是黑，是对是错。所以今天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十分混乱的。

关于托派问题，得从20年代苏共党内的斗争说起。在列宁临终之前，斯大林先是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当内「三驾马车」的领导，极力排挤托洛茨基，随后，斯大林又伙同布哈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下去。跟着，斯大林又把布哈林挤出权力圈子之外，独占了领导地位。对于斯大林为争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这场斗争，国际学术界已有许多有说服力的权威着作予以论述，这里用不着多说。这里要说的是，斯大林为了赢得这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他利用手中掌握的组织行政权力，破坏了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使布尔什维克官僚化。同时，他也把国家政权组织变成官僚化，破坏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置于官僚警察和特务的统治之下。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国际政策上，斯大林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并极力推行一条阶级妥协和民族自保政策，把各国的革命利益棣属于苏联一国的利益之下，放弃了世界革命。这样，斯大林就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背叛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托洛茨基对斯大林这种背叛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维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在反对斯大林背叛的斗争中，在托洛茨基周围团聚了一批具有相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形成为苏共党内的反对派。这就是托派的由来。

正因为托洛茨基和他领导的反对派最坚决反对斯大林的背叛行为，所以斯大林极端仇恨托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前面我们曾经说到从20年代后期起，斯大林便使用非法的组织和行政手段，对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如何进行迫害，到30年代中，斯大林更泡制了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莫斯科审判案，即所谓「托派平行总部案」、「托派反苏案」、「托派右派联盟反苏案」。通过这些精心安排的案件，斯大林竟把老一辈的着名布尔什维克领袖如齐诺维埃夫、加米诺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等全部杀害了，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也未能逃脱由斯大林派去的特务刺杀身亡的厄运；更多的劳改营中的托派分子，甚至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一批又一批地被斯大林处决了。例如骇人听闻的《卡什凯京大屠杀》，分批用机枪扫射杀害的托派分子竟达一千多人。

斯大林除在肉体上消灭托派之外，还在精神上，在意识形态上，千方百计地伪造和串改历史，极力丑诋托洛茨基，把托洛茨基和托派说成是一贯反列宁主义，而他却是个维护列宁主义的英雄，以此来欺骗群众。而实际上反列宁主义，而他却是个维护列宁主义的英雄，以此来斯骗群众。而实际上反列宁主义的却是他自己。他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可用的宣传工具，进行无耻的造谣和诽谤，如说托派「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等等。斯大林就是使用这种政治流氓的手段，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整个国家处于惶恐死不安的状态中而人人自危。而斯大林一伙却从中得到最大的安全感。

可是，尽管斯大林如此凶残地迫害苏联老一辈的无产级革命家，使他们蒙受冤屈和耻辱，但在50年后的1988年，终于由苏联最高法院为30年代的莫斯科三大冤案平了反，宣告这些案件的罪状完全是凭空捏造，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不能成立，原案撤消并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由此，这三个轰动全球，影响极坏的莫斯科冤案终于作为斯大林残酷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记录在人类的史册上而留传千古，使后代人得以从中看到斯大林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叛徒嘴面，而为世世代代所唾骂，就如同我国南宋王朝时迫害岳飞的秦桧那样。今天，如果竟还有人出来为秦桧唱赞歌，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斯大林不但在苏联本国对托派进行挞伐，他还通过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内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同志进行清洗。正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压力之下，中共在1929年也将它的缔造者陈独秀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同志开除出党了。

对于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今天学术界还意见纷纭，有认为应该开除，也有人认为不应开除的，真是见仁见智。如果这问题能够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的高度上来加以探讨，这是很有教训的。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里，存在有意见分歧和思想斗争，甚至存在有派别分歧和斗争，这是不足为奇的。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没有民主，那来的集中，有民主才有集中可言，没有民主的集中，那就是专制了。讲民主就得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斯大林就扼杀了党内民主，不容许党内有不同意见存在，一发现有不同意见，便给带上反党和搞分裂的帽子进行无情的打击；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铁板一块，变成斯大林的驯服工具。轻易采取开除党籍的办法来禁止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这绝对不是列宁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陈独秀虽然没有直接同斯大林打过交道，但斯大林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那是很明显的。前面说过，斯大林最早预见到陈独秀成为托派，这是他最不放心的。因为陈独秀忠实执行过他制订的中国革命的政策，如果陈独秀把他的老底兜出来，那岂不坏事。所以从斯大林来说清除陈独秀是理所当然。众所周知，王明、康生是斯大林在中国反托的急先锋。1938年王明和康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的身份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就挥舞起斯大林反托的大棒，叫喊甚么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反对托派，中共却与托派联合，那还了得；并公然无耻说：「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这种政治无赖讹作的手法，虽然没有证据说就是王明得自斯大林的亲口「指示」，但起码也是王明领悟斯大林的旨意。康生也发表了《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编造种种毫无根据耸人听闻不近情理的谎言，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进行极恶毒的侮蔑和中伤，使全国舆论为之大哗。

王明、康生之流所以如此大胆妄为，只因有斯大林撑腰，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没有斯大林为之撑腰，王明、康生那敢在庄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大放厥词，那敢在堂堂的中共党报上编造弥天大谎呢！正是在斯大林这尊不可侵犯的神灵面前，緃有人明知王明、康生一伙给陈独秀和托派所加的种种恶名完全是栽赃诬陷，也无能为力去加以阻止，只好由他们去胡作非为了。

王明、康生之所以把陈独秀和中国托派诬陷为汉奸，他们的目的就是借刀杀人。借国民党这把刀，来消灭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正是在斯大林的中国反托急先锋王明、康生的操纵和支持下，当时在我国的延安、武汉、山西、广西，及稍后在苏皖，晋察冀等地区，都曾掀起过反托运动，虽说没有莫斯科那样的声势，却也使许多抗日志士蒙受不白之冤，有些人为此丧了命，有些人至今仍然含冤不白呢。事实胜于雄辩，经过40多年之后，对这个30年代的陈独秀托派汉奸案，我国学术界终于能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激励之下，根据确凿的资料论证了王明、康生之流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所加以的恶名，统统是「蓄意捏造」。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也把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有关陈独秀托派汉奸的旧注释给予改正了。新注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见《毛选》第二版第二卷《论持久战》注〔9〕）新注释给了共产国际，也就是给斯大林一点面子，只是说「错误论断」，而没有径直指出是「蓄意捏造」。尽造如此，学术界的论证以及《毛选》新版的新注释，终算是给30年代的《托派汉奸》案平了反了。

反托是斯大林患的政治歇斯底里症，也可名之曰「恐托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总是久不久便发作一次，如同打摆子一样，不来一次反托运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总觉得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岌岌可危。在1949年，斯大林曾搞了个医生案，也连同把幸存下来没有被消灭的，有托派观点的人再次送进牢狱。在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之后，斯大林连续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兄弟国家」，搞了和莫斯科审判案一摸一样的审判案，或多或少地也把这些案件和托派挂上钩。在1952年12月，我国也曾有过一次反托歇斯底里症的大发作，一夜之间把在国内的几百名托派分子统统请进了监狱，连同株连的人在内，总数不下五、六百人。那时，中国正是「一边倒」向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是不会容许托派在中国存在的。那次行动恰好是在斯大林73岁寿前夕，难怪有人说这是中国送给斯大林最好的寿礼。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某地方的「造反派」还提出过「打倒托派」的口号，那些曾在1952年被判刑期满获释的托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在劫难逃，又一次被判刑、监督管制、下放劳动的命运。即便是那些「自愿回归祖国」的原托派分子，甚至还有被整死了的。有的托派分子临到刑期届满时，只因响应管教人员的「教育」启发，老实结巴表示了自己对斯大林的不恭敬，竟然为此而招来了加刑的惩罚。而这已经是斯大林死去十多年后的事了。由此可知斯大林反托的罪恶影响在我国是何等严重和深远了。

但，时至今日，以「反苏」「反共」「破坏和出卖祖国」等入罪的苏联三大有关托派的冤案早已彻底平反。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已经瓦解，「一国社会主义」已变成十几个还无以名之的甚么「主义」。早在1943年斯大林为了讨好罗斯福、邱吉尔们，把列宁亲手创建的共产国际解散了，斯大林自己建造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也早已不复存在。而摆在今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面前的大量档案资料已经明白无误地证实，斯大林确实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可恶的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抱着是斯大林说的做的就不能改变的洋「凡是」，而对1952年的托派冤案默不作声置之不理呢？难道今天还不应当为这个历史冤案平反么？

言归正传。究竟甚么是托派？今天，当然不能再从斯大林的思想库去寻找答案了。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公认斯大林思想库里有关托洛茨基的言论尽是他自己编造的谎言。用这些谎言来谈论托派是什么的问题只能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对于这个大题目，自然更不是这编小文章能够回答得了的。须知道，如果从苏共的反对派形成算起，托派已有了70年的历史，即从托派国际—―第四国际在1938年正式成立算起，也有56年的历史了，它比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存在的时间长得多。在此期间，托派受到各国反动派的镇压和迫害，受到斯大林的疯狂摧残，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政党所曾遭遇到的迫害和摧残都要严重得多。它既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政治权力做靠山，而只凭着它所拥有的自认为继承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真正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自己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念和意识，竟然能够在如此长时期内站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边，孤军奋战，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各国反动派，为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斗争。虽然在这漫长岁月中，托派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面前，都曾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坎坷命运，有时甚至面临死亡的绝境，但它却仍然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在苏联已经瓦解的今天，人们都不再谈论十月革命道路，不再谈论科学社会主义，不再谈论列宁主义，甚至不再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唯有托派仍然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号召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这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面前，托派问题自然不能不引起世人注目，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为托派问题这个引人注目的当代政治史课题曾经举行过多次托洛茨基学术讨论会，参加的人有来自西方的学者，也有东欧和前苏联的学者，有我们中国的学者。有托洛茨基分子，有共产党人，也有其他政治色彩的人物。大家济济一堂，共同商讨，各抒己见。在全世界学术史上，各种流派的学者聚会一堂，就同一的课题进行砌磋，自由交换意见，这确实是历史上所未有。当然，对托派问题的研究，必须以托派的档案资料为根据。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就需要开放禁区，让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掌握托派的全部档案资料，和托派代表人物的着作，特别是托洛茨基本人的重要着作，并在没有任何压抑的学术气氛中，进行客观的探讨论证，才有可能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答案来。

以上所说种种，或许可以作为萧克将军提出要研究托派的脚注吧！

(本文来源：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