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共“二大”

中共“一大”宣告了党的诞生， 但“只能是宣传的机关，而说不上政党，因为对政治问题没有政策的决议” ^[1]。经过一年的探索，党的“二大”不仅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还制定了第一部完整的党章，为党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种飞跃式的发展变化中，除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外，与“一大”后陈独秀真正担当起中央书记的领导角色，继续发挥党建的核心和灵魂作用，有重要关系。

目前，对陈的党建思想、陈在党的创建中的作用等问题有详细论述，但对陈与“二大”的关系，还没有专文系统、详细论述。本文从“二大”前后陈的活动，陈与“二大”纲领的制定、“二大”党章的制定、民主联合战线的确立四个方面，详述陈与“二大”关系，说明陈在“二大”前后，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完善党建思想理论，分析中国国情，并在实际行动中不断缔造党的各项基础。                                                                                                                                                                                    

一、“二大”前后陈的活动

陈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鉴于他在党建中的领导作用，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与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 “一大”后，认为陈当选中国共产党书记，就应负起责任，不能由人替代，派包惠僧到广州接陈返沪。1921年9月11日，陈辞去广州教育委员会主任，返沪专任中央局书记。从此时到“二大”前后召开前后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央工作部只有陈、李二个人，因张在莫斯科有很长时间^[2]，中央大事主要由陈主持和决定。

陈的活动可分为四个部分：（1）发表文章；（2）演讲；（3）主持或参加各种党、团重要会议；（4）创建党的机构单位。

（一）发表文章

从陈发表的文章内容看，主要集中于劳动运动、马克思主义阐述、民主国家建立、分析时局等方面。

1．撰文支持劳动运动，呼吁劳工界团结。

1921年11月7日、15日、18日，陈在《民国日报》上3次撰文，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1922年2月6日、9日、10日在《民国日报》连续发表《答上海工界》、《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的教训》、《“宁波水手”》3篇文章，就香港海员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及武汉等地工人的罢工，号召劳动界团结起来。1922年5月1日，在《民国日报》发表《告做劳动运动的人》，系统论述劳动运动的对象、目标、手段等一系列问题。

2．阐述马克思主义。

1922年5月22日、23日在《广东群报》上连续发表《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和《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以下简称《态度》）3篇文章。1922年7月1日，在《新青年》第九卷第6号发表《马克思学说》，系统阐述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期《新青年》上发表《答黄凌霜（无产阶级专政）》，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强调“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知道者不可”。^[3]

3．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民主国家。

1922年6月，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批判主张联省自治解决时局的办法，提出在“二大”正式确定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目标，主张“解决现在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成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安定的唯一方法。” ^[4]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分为两段：民主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斗争阶段。

1922年9月13日《向导》创刊。陈撰发刊词《本刊宣言》，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5]在此期还发表《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再次批判胡适等人“联省自治”的主张。

1922年9月20日在《向导》周报第二期发表《造国论》。谈到造国的方法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6]从本文开始，中国共产党改用“国民革命”代替“民主革命”口号，后来成为全国普遍的口号。陈后来解释这个改变是因为“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 ^[7]。

     4．分析时局政局。

1922年9月17日，在《时事新报》发表《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9月20日在《向导》周报第二期发表《国民党是什么》，分析国民党的性质是“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 ^[8]。

10月4日，在《向导》第七期上连续发表《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议员学者跑到美帝国主义者家里讨论宪法问题吗》、《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割中东路》3篇文章，反对帝国主义。

（二）演讲活动

陈参加演讲活动也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劳工与动为主，此外还涉及宗教、教育问题。

1922年1月，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遇难两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3月26日，参加上海举行黄爱、庞人铨追悼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国民全体应共同协力，与军阀及外力奋斗。3月，还参加浦东日化纱厂工人召开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又称浦东纺织工会）成立大会并演讲，勉励工人加强团结，指出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足以证明工人团结的力量。

1922年4月2日，在上海各学校组织“星期演讲会”之邀，就“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及“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宗教问题》，认为“按照历史进化观念来研究这个宗教问题，便可以说宗教在现时的世界，亦没有成立的必要了。”^[9] 4月12日，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演讲社会主义与教育问题，指出用社会主义解决平民教育和妇女问题。

4月23日，在吴淞中国公学演讲《马克思学说》。5月1日在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演讲《劳动节的由来》。5日在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大会作《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说，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现实问题。

（三）主持和参加党、团会议，发表党的声明、主张。

1．“一大”后首次召开中央会议。1921年10月，陈以中共中央书记身份，首次召开中央会议，出席人员有陈、张国焘及各地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共10余人，会期5天^[10]。陈在会议上“表现得特别积极，提出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还讨论劳工运动和党员生活费问题^[11]。

2．发布党中央的第一个文件。1921年11月，陈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发出第一个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广东等各地建立执行委员会，并提出各地应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注意劳动运动、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等。^[12]

3．筹划和参加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1922年3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递沪，会见陈和张太雷、刘仁静等人，讨论即将召开团的“一大”议程和有关组织事项。陈与张太雷、瞿秋白组成委员会，拟订提交团的“一大”纲领和章程草案。4月底，与张国焘一起到广州，筹划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代表大会。到广州后首先召开中共广州支部会议，陈在会上报告召开劳动大会、青年大会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

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5日至10日，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大会在广州召开。陈多次出席会议，为大会起草及修改文件。大会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

4．第一次起草并公开陈述党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底，召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时局及李大钊与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党外朋友要求中共支持“好人政府”的意见。认为华盛顿会议不能开辟一条改善中国地位的道路，“好人政府”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决定应公开共产党的主张，推陈独秀起草。^[13]6月15日，起草并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下简称《主张》），首次公开、全面了阐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指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为“二大”召开奠定理论基础。

5．首次详细总结了党开展的各项工作和将来计划。1922年6月30日，陈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谈到党员及党费、政治宣传、国内劳动运动等方面的工作现状，以及今后的工作计划。是党首次总结全面工作和安排将来计划。^[14]

6．成功主持 “二大”。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二大”召开，陈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起草宣言，阐明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制定了党成立后第一次完备的党章，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二大”选出中央委员5人，陈为委员长。

7．召开西湖会议。1922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压力下，召开西湖会议，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联合战线。

（四）提议、主持创办的单位

1．决定创办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21年秋季，决定筹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社由李达负责，社址在李达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在陈1922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马克思全书》二种、《列宁全书》五种、《俄国共产党党纲》等12种书籍。

2．提议创建党的第一个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1921年10月，陈与李达商议厂办一个女校培养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借用上海中华女杰联合会名义，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筹办平民女校。在李达任校长。学员有丁玲、王一知、王剑虹等近30人。任教者有陈、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等，办理不到一年，因经费原因停办。

3．主持创办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物。1922 年9月8日，致函汪孟邹商谈出版《向导》问题，并派李达与汪商定排印问题。13日《向导》创刊。陈撰发刊词《本刊宣言》。陈和蔡和森负给《向导》写的文章最多，每期都是编辑徐坤到陈、蔡的住处去取^[15]。蔡和森说：“发行这报的纲领完全是根据第二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行民主革命。” ^[16]

陈这段时间频繁的活动引起租界当局的警觉，“二大”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两次被捕，陈一生共有五次被捕经历。这两次被捕时间虽然不长，但对陈是很大刺激，使他更清醒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坚定改造中国的信心。

第一次是1921年10月4日，在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今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陈自己的住宅被捕。经马林、张太雷等尽力营救两天后获释。释放后，陈便首次以书记身份召开中央会议，并很快与此前不愿见面的马林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此后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正常工作的途径” ^[17]。第二次是1922年8月9日，还是在法租界的家中被捕，在孙中山、蔡元培等各界营救和压力下，18日释放。陈出狱后，即同李大钊与国民党代表张继商谈“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反对派决战。^[18]

二、陈与“二大”党纲的制定

早期党纲经历不断变化、完善过程，这个过程也代表以陈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的探索历程。^[19]从“一大”到“二大”仅一年时间，在制定纲领方面表现出的极大的进步。在“二大”纲领制定方面，共产国际远东会议虽有重大影响，但主要还是以陈为首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中国实际状况深入进行研究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断进行探索的结果”^[20]。

（一）陈与早期党纲的制定

作为党的创造者和领导人，陈重视党纲的制定，并积极参与，起主导作用。陈深知党纲对于一个政党形成的作用。陈在分析国民党时，曾表示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21]。认为“凡研究一个党派是什么，必须将他的党纲和党员分子分析一下，才能够明白”^[22]。

陈积极参与早期党纲的制定。1920年夏天，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上海共产党，选举陈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施存统回忆：“我们五个人起草的是党纲，不是党章，共十余条。内容已记不清。大概提到，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等。那时我们没有看到苏共党章，我们的纲领，只是根据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定出来的，带有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带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23]

1920年7月到张国焘在上海经常与陈会谈，讨论过党纲、政纲，提到过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政纲，这应是“二大”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思想形成的雏形。“我们心目中的党纲内容是规定共产主义的基本信条和讲求实现的基本手段，这点有书本可资参阅，容易解决。而政纲的主要内容，确实要规定重要政策和进行步骤，我们称之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纲。”因为弄不清楚无产阶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关系，“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因此，“党纲和政纲并没有详细拟订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24]。

1920年11月，在陈的主持下，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起着党纲作用。内容包括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个部分。这个宣言“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25]。

“一大”召开，陈指派陈公博、包惠僧出席，并携带陈致各位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注意：（1）党员的发展与教育；（2）党的民主集中制；（3）党的纪律；（4）群众路线。^[26] “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并推举他起草党的纲领和章程。大会在讨论张起草的党纲、党章，引起很大的争论。“党纲与政纲难于拟定，但我们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我们同意现在不必有一个详细的党章，只要有一个简明的党章就够用了。”^[27]最后形成的“一大”纲领，包党纲和党章，纲领性内容有四条，其余为党的章程。陈的主张被确定下来。

（二）陈与“二大”党纲的制定

党的纲领内容在“二大”得以突破，除了以陈为首的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外，还有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原因。国内方面，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6月，奉军败退，直系独霸北京中央政权，并提出“武力统一”主张，各省地方军阀及胡适派人士，则以“联省自治”相对抗。这样，提出反对封建军阀显得更加迫切。

纲领中反帝国主义的内容主要则来源于共产国际远东大会的影响。

1922年1月21日到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有张国焘、张秋白、邓培等44人参加。会议号召东方各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3月，张回来后向陈汇报，陈充分了解会议精神，表示中国革命不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反对侵略和军阀。这次国际会议，为二大民主革命纲领和联合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28]

6月15日由陈起草发表的《主张》和中共“二大”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精神所拟。《主张》由陈独秀起草，当时“中共还没有共同起草一个文件的习惯，陈先生在会议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拟的这项文件完成后，欢迎所有同志不客气的修改，使之成为一个集体作品。他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时，并没有经过多少修改通过了”^[29]。《主张》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提出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 “二大”推陈、蔡和森和张国焘三人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陈为执笔人。陈花了约两天时间起草草稿，经蔡、张修改补充后，交大会讨论通过。^[30] “二大”宣言对《主张》作了补充和修正，正式提出民主革命纲领。

“二大”后，“党始有政治的策略，并且实际上做了许多成绩，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在思想界上亦有很大的影响。在党的本身说，不仅统一了思想，而且作了组织的工具”^[31]。 “二大”纲领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等，这些问题要在以后党成长过程中通过艰难探索和磨练，才能逐渐解决。

三、陈与“二大”党章的制定

党章是全党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在全党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党章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陈在早期党章和“二大”党章的制定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1920年7月张国焘到上海与陈谈到党章和实际组织问题，陈主张：中国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主张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32]

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一个党章，李汉俊看到草案主张党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不满意，说陈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 ^[33]五六月份，陈独秀让沈雁冰翻译《国际通讯》杂志中的《俄国共产党章程》，作为“一大”的参考。^[34] “一大”讨论党章时，引起较大争执，李汉俊仍坚持地方分权的意见，为多数代表所否定。“一大”党章采用了陈的主张。

1922年5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团纲和团章两个议案。陈独秀经常参加这次青年团大会，“一切规范也多出自他的手笔” ^[35]。陈在团纲和团章的制定中，倾注了不少心血。团章和“二大”党章有一定关系，都是在陈的指导、参与下形成的。

 “二大”制定了党第一部完整的党章，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党的建设从此有章可循。比较“二大”党章与团章，二者内容、结构、文体、组织原则大体相近。团章九章三十四条，分团员、组织、纪律、会议、报告、机关、经费、机关报、附则九个方面。二大党章分六章二十九条，去掉报告、机关、机关报三章，其余的结构与团章相近，只是结构更紧凑、精炼，内容更详尽。

同一大党纲中的章程内容相比，“二大”党章结合中国的实际，有很多创新。在体例结构发生变化，属于单纯的组织章程。在内容上制定更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并明确党章的修改权和解释权的归属，前者属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后者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大”党章的制定对于健全、发展党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极大的作用。从三大到六大的历次党代会，都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需要，作一些条文的改动，基本框架内容不变。

四、陈与联合战线的确立

联合战线的确立，费的时间长，引起的争论多。在中共发展史上，是值得探讨的事情。

在1922年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会议上，列宁接见中国代表张国焘等人时，对国共合作表示关切。3月，陈听取张国焘的汇报时，对列宁强调的国共合作表示同意，但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36]。

4月6日，陈写信给维经斯基，提出六条理由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提议。提到两党宗旨、政策不同，各地同志也开会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只可能^[37]。同月，马林分别与中共及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多次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国民党领导人允许中共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陈等中共领导人，反对马林提出的“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的建议^[38]。党中央在广州召开的会议，讨论到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发言希望国共两党合作。

5月23日，陈在《态度》首次提出联合战线的主张，并初步认识到共产党在联合战线中的任务和作用。谈到“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利的战斗。”“在这联合战线上，共产党有两个重大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 ^[39]

6月发表的《主张》中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40]

7月，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针对马林的党内合作建议，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是应该联合民主党，援助民主党，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41]。比《主张》的提法更具体，态度很明确，不是投降附属于合并，并且保持自己的独立

但是，这种主张不被共产国际赞同。8月12日，马林携带共产国际《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训令到上海，批评中共提出的联合战线主张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42]。8月22日，在马林的要求下，陈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一直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组织的提案，因为“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43]马林以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由，认为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更改的决定，陈等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提出加入的条件。这次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44]

几天后，陈等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此后还被指定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1923年中共三大，正式通过国共合作决议。

从以上联合战线形成的过程来看，以陈为首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性质有充分认识，了解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但绝不同意共产国际主张采取与国民党内联合的主张，他们在“二大”时制定的联合战线政策，即“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符合中国实情，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背离初衷，造成后来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从陈在“二大”前后活动来看，陈继续在当时的思想理论上、组织上、行动中发挥领袖作用，充当党建的急先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政局，阐明党的政治主张，制定党纲、党章，创建联合战线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陈独秀的党建思想，“二大”前后是他思想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不能回避的重要时期。“二大”前后党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与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注释：

[1]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节录）），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第274页。

[2] 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3]《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版，第199页。

[4]《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184-188页。

[5]《陈独秀〈向导〉发刊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06页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209页。

[7]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

[8]《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210页。

[9]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64页

[10]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57页。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65页：“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身份召集会议。”陈入狱为10月4日，开会时间应在10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当时大事记1919—1949》，认为此次会议在9月份召开，不妥。）

[1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

[12]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13]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67-168页。

[14] 中共中央执委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27-33页。

[15] 徐梅坤回忆〈向导〉的出版发行情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39页。

[16]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节录），《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75页。

[1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67页、168页。

[18] 唐宝林、林茂生：《年谱》第173页。

[19] 谢荫明：《中共一大党纲研究》，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236页。

[20] 马贵凡《关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任武雄主编，百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655页。

[21]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5页。

[22] 陈独秀：《国民党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第210页。

[23]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36页。

[2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95页。

[25]《一大前后》（一），第一页。

[2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47页。

[2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37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07页，第208页。

[2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32、233页

[3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36页。

[31]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节录）。

[3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5-96页

[33]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一大”前后》（二），第9页。

[34] 沈雁冰：《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二），第46页。

[3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29页。

[3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12页。

[3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5页。

[38]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65页。

[39] 陈独秀：《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得态度》，《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182页。

[4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26页

[4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38页

[4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38页。

[43]《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242页。

[4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