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与共产国际有着不解之缘，这一历史特征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从始至终，陈独秀几乎全部的思想和活动都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可谓：陈独秀荣也共产国际，辱也共产国际！

纵观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发展全部过程，可以粗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大阶段是大革命失败之前，是他与共产国际发生直接联系的“共事”阶段；第二大阶段是他被开除出党之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是一种间接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陈独秀对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的反思和评价上。

必然的分歧

中共“一大”闭幕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8月17日，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极力挽留。陈独秀只好借口身体有病请假离粤。9月9日，陈独秀接受了广东当局为他的饯行后即乘船回上海。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不顾长途的舟船劳顿，第二天就与马林见面商谈党的工作。然而，中共中央局新任书记陈独秀第一次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面的会谈就产生分歧。据包惠僧回忆：“接连谈了两次，对于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还有分歧。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展开，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此时张太雷已到上海，他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我去陈独秀处，张太雷正在以马林的口气对陈独秀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的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1]

陈独秀与马林分歧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要不要独立自主，能不能不受第三国际牵制，这个问题是后来所有问题的总根子。包的回忆真实地再现了陈独秀一心一意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位的赤子之心，展现了陈独秀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和刚直敢言的直率秉性。

不久，陈独秀与马林又产生了第二次分歧。

1921年12月，马林由翻译张太雷陪同到中国南方考察。次年2月7日回到上海后即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个建议当即受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的反对。

4月6日，陈独秀致信吴廷康（维经斯基在中国的化名），申述了中共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信的全文如下：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连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只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述六条意见为荷。[2]

陈独秀在信中指出两党在根本宗旨、阶级基础、依靠对象和最终目标的本质区别，表达了全党同志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共同心声，要求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转达中共党人的反对意见。

马林看到自己的建议不被中共接受，于是于4月24日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7月11日，他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中过高地评价国民党，指责中共党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可能”的。后来，马林又在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的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勉强缀合得太早了”，甚至贬低中共“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3]

马林的报告得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和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8日作出决定，指令中共中央“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力浦（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中共中央的意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陈独秀与马林的第三次分歧发生在中共中央西湖会议上。

马林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尚方宝剑再次来到上海后，立即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参加的会议。马林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再次“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治”。会上，陈独秀针锋相对地指出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他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

屈指算来，从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第一次见面就产生分歧，进行争论，继之通过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与马林分歧的六条意见，直到1922年8月底在西湖会议上的公开论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陈独秀就与马林发生三次重大分歧。这当然不是陈独秀与马林个人的分歧，而是与共产国际和联共、斯大林的原则性分歧。分歧的核心问题是中共的独立自主地位问题。不管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与国民党的关系，陈独秀都是旗帜鲜明地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立场。这种立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来看，陈独秀都是正确的。

陈独秀与另一位在共产国际代表中最有权势的鲍罗廷也产生过严重的分歧和冲突。

1924年8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讨论“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提议在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名义上是为了“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之联络方法”，实质上乃是国民党为了随时了解共产国际的动态，而将中共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参加这个会议的中共党人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都没有表示反对。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根据这个决定作出了一个《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同时决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

一直坚持维护中共独立自主地位的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这个严重损害中共的决议案，他于9月7日再次致信维经斯基，明确指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案“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给鲍罗廷发出电报，提醒他“必须十分谨慎”，对这样的大事“要同我们党协商。”[4]

10月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认为“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批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 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协商，好象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给他提出警告。”[5]

然而，不管是陈独秀的信件，还是中共中央的决议，都没有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数月之后，维经斯基才给中共中央“同时送鲍罗廷同志”发出一封信。此信对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决议提出的关键问题避而不谈，对鲍罗廷不与中共中央协商就决定中共重大问题的错误只字不提，反而责令中共中央“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调自己的工作。”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充满幻想，寄予信任。联共喉舌《真理报》不断发表文章，“把有关蒋介石即将反苏反共的消息都斥之为帝国主义的挑衅和阴谋”。[6]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称赞“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 [7]仅过6天，蒋介石就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4·12”大屠杀！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怎么能心悦诚服地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

无奈的屈从

面对共产国际代表不尊重中共中央意见、坚持向国民党妥协的专横作风，面对共产国际偏听偏信驻华代表一面之词、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盲目指挥，面对中共中央只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大小事情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同意和批准的组织原则，处在夹缝之中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当面争论也好，向上级领导人写信报告也好，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反映也好，都是注定无济于事的。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陈独秀除了违心的屈从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屈从应该说是从中共“二大”开始的。

陈独秀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初就希望创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1921年9月，他在离开广州回上海赴任党中央书记的船上就对随行的包惠僧表露了自己的观点：“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陈独秀回到上海，见了马林就为马林提出的中共的所有工作都要置于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之下进行而发生争论。他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的帽子！”态度何其鲜明！立场何其坚定！然而，陈独秀在与马林发生第二次冲突即拒绝马林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马林立即返回莫斯科争取共产国际支持尚未回来的时候，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二大”就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从此正式确立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是陈独秀不得不屈从共产国际的开始。

马林从莫斯科回来，手持共产国际支持他的尚方宝剑，要中共中央开会传达贯彻时，陈独秀面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力浦（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的指令，他还有什么力量与之抗衡？所以，在西湖会议上，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尽管陈独秀的意见仍有保留，尽管他仍说了对共产国际的决定“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强力掣肘和高压之下，陈独秀的任何争论、保留和抗争都是毫无用处的。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面对这个 “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 [8]倾向非常明显的决议。陈独秀一筹莫展，无力改变。

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他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同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虽然在西湖会议上就屈从了马林的意见，但是，他仍倔强地声称，如果国民党不取消打手模以及宣誓等入党办法，“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9]这充分体现了陈独秀一心为党的高贵品质和不怕牺牲的人格魅力。就是这样一个宁断不折的硬汉子，毕竟还是无奈地屈从了。正如任建树先生所说：“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所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被降服了。”[10]

一心维护中共独立自主地位的陈独秀，后来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有话照说，有意见照提，但是注定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屈从，别无选择，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

彻底的决裂

陈独秀的屈从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有限度的，因为，他那“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的初衷并没有消除，他骨子里“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的牛脾气并没有改变，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错误决定和盲目指挥并不心服，所以，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只是时间问题。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反躬自省，反而诿过于人，将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共中央和总书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他先后五次断然拒绝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的指示，表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决裂在所难免。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改组。“正遭受失子之痛的陈独秀被停职，‘不再视事’。鲍罗廷提建议陈独秀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他拒绝。他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 。”[11]颇有大彻大悟之感。

8月7日，在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当时，陈独秀就住在武昌纸庄，作为党的创始人和中央委员，竟被排斥在会议之外。会后，当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维汉来到纸庄把“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12]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明国际早有牺牲他的决心”。对此，敏感的陈独秀自然是了然于心的。

八七会议对陈独秀进行缺席审判后，9月10日，陈独秀装扮成病人离开武汉到上海。不久，中共中央机关也由武汉迁到上海。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各主要省份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仍然不让陈独秀参加，王若飞反对也没有用。[13]

会议期间，政治局又要陈独秀去莫斯科，仍被陈独秀拒绝。他对秘书黄文容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14]

陈独秀还说：“他们让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叫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叫我做替罪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1928年共产国际让陈独秀到莫斯科去，并许以‘东方部长’的职位。陈独秀严词拒绝，并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是叛变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叫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也不能当一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15]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指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人参加会议。当中央向陈独秀转达共产国际的意见时，又被陈独秀拒绝。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来信指示中共中央：“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底取消主义的主张”。 [16]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陈独秀据理力争，于12月10日发出了《告全党同志书》，针对中央开除他的《决议案》的八条进行了逐条抗辩。

鉴于陈独秀在党內的特殊身份，开除他的党籍需要报请共产国际审核。共产国际要中共中央通知陈独秀去莫斯科。2月17日，陈独秀发出《答国际的信》，表示“现在你们又突然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又说：你们把托洛茨基放逐到苏联以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并说“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17]

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专门讨论他党籍问题的会议，究竟出于什么用意，姑且不谈，但是对陈独秀来说，应该说是一次摆脱困境的机会。如果陈独秀稍微圆滑一点，稍微为自己的得失考虑，抓住这个机会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的首脑特别是斯大林检讨一通，他的命运也许是另一个样子了。但是，陈独秀没有这样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宁可接受政治上最为沉重的打击、剧痛乃至毁灭，也不降志辱身，改变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他决绝地放弃了这个最后的、有望改变自己厄运的机会，表明他对共产国际的彻底失望，再次宣告与共产国际的彻底决裂！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山村走完了曲折坎坷、历经风雨、饱受磨难的人生之路。一年之后的1943年6月，共产国际寿终正寝，宣告解散。

——————————————————————

注释：

[1]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5页）

[3]《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65、66、113页

[4]《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1）第528、529页

[5]《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1）第539、540页

[6]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73页

[7]《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1期，第140页

[8]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302页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42—243页

[10]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298页

[11]张宝明 刘云飞：《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第138页

[1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66页

[13]李培之：《飞渡关山的人——忆王若飞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1月8日）

[14]黄文容：《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

[15]张宝明 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第8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30页

[17]《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159、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