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独秀与中国大革命》是东北大庆市学者贾立臣教授的继《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后的新作。在我阅读完《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后，曾给贾教授去信，为了书中论及在抗日战争中陈独秀从南京国民党监狱中出来后没能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贾教授感到遗憾一事，我说不必遗憾，因为陈独秀不喜欢这样的党，这个完全继承斯大林党衣钵的党，他是不会参加的。当年中共中的左派反对派，开始时也如国际的左派反对派一样，仅作为党内的反对派而存在，希望通过斗争，将这个党拉向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上来，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才重新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分道扬镳。前几年，在陈研阵营中，也曾发生过争论，安徽的沈寂教授主张：“陈独秀留在民间好”，我十分赞同的。当然，当时为了政治意见不同而开除陈独秀和其他的共产党人，是完全不对的，也是非法的，应该受到谴责

  话说回来，看了《陈独秀与中国革命》，总的说来，这是本好书，是信史。对联共、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领导的评论是客观的，恰当的；对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举措评价是公正的。说实在的，这样客观、公正、完全依据史实大胆评论大革命中的陈独秀的箸作实在不多，当然，王观泉先生的《被绑的普罗来修斯陈独秀传》是其中一本，正因为这样，王先生的大作无法在国内公开出版。

  这个情况，我是指四九年后中国的史学界、著作界、出版界而言的。关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真相，斯大林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右倾机会机会主义领导罪责，陈独秀被作为“替罪羊”，在四九年前就已经公开被揭露：王凡西校译的《中国革命问题》、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都已经彻底揭露斯大林共产国际领导中国大革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也说明为什么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的一个主要原由。

                        （二）

  贾立臣教授依据“原始”、“第一手”资料 ，论证“党内合作”是共产党在中国1925一27年大革命中失败“症结”所在。完全正确，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他说：“‘党内合作’形式的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丧失主动性和自主权的表现，因此注定了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必然失败”（本书p15）。

 “党内合作”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实力与中国革命的难度，因此他并不反对与国民党合作，他只是不同意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本书p69）。

  有学者认为“党外合作”是不可能，因为孙中山反对。贾教授论证那是1922年6月以前的事，1922年6月 ，孙中山心腹人物陈炯明叛变，接着的是北方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李石曾、蔡元培等四十九人联名通电请他下野，“这个时候……接受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实行‘党外合作’的方案，那么成功的可能并不是没有的”（p69）。

  作者一针见血的指出：“莫斯科方面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为了让中国共产党帮助和改造国民党，以便建立和巩固俄共（布）与国民党联盟，以此构筑一条防范欧美尤真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远东防线。”……“这种联盟关系的确立，却是以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代价的……”（p83）

                            （三）

  “很明显，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所产生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的好办法，与其放任这种矛盾的发展激化造成中共步步被动，不如共产党马上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更主动……应该说这是一个既识时务又不失时机的好办法。”“可借，陈独秀的主张并没有被维经斯基所接受……”（P122）

  “用‘退出国民党’的办法解决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而继续维持‘党内合作’矛盾又得不到解决，甚至只能加重和激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鲍罗廷同意孙中山……建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实际上这个委员会是干预和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组织。”

   “当陈独秀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恼火，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拒绝承认……国际联络委员会。……可是鲍罗廷对陈独秀的意见不予理会，致使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p125）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了信，“信中口气是强硬的，态度是明朗的，立坊场是坚定的。”这是“陈独秀的一低诉状”，讼告鲍罗廷的几项错误。也“简直是在跟共产国际叫板”。（p127一129

 1925年6、7月，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戴的反动本相被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所识破，陈独秀在1925年8月30日写完一篇《给戴季陶的一封信》，给以回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 。

“陈独秀一呼百应，五卅狂飙席卷全国”。

“五卅运动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次全面展现，在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方面，在广泛团结各革命阶级、阶层等爱国群众结成反帝统一战线方面，在分化帝国主义以及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阵线的策略方面，都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p157）

 我不打算再摘引下去，还是那句老话，这是一本好书，值得阅读。作者以详实的论述、较彻底论证斯大林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在大革命中政策、策略和行动的错误。犯有“右倾机会错误”的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斯大林，是斯大林的联共政治局，是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有自己的正确原则立场，但他的正确意见被压制了，他的手脚、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和中国工农的手脚那被莫斯科的组织纪律捆绑住了，他们成了苏维埃国家利益的牺牲品，陈独秀成了替罪羊。

                             （四）

  这里我要说说中国1925一27年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了的问题。

  中国大革命的性质无疑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的革命任务是要完成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民族独立和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民族独立体现在废除帝国主义与中国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租界等等。使中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统一全国，消灭军阀割据，各方军阀也代表了各帝国主义利益。

  大革命中，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一项任务，一项内容，不是民主革命的全部内容和任务。所以陈独秀主张军事行动要与工农的群众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单纯的军事行动，容易被某些野心家所利用，产生新军阀，其真缔就在于此。

 蒋介石的北伐，不幸被陈独秀言中，他一路北伐，一路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进上海后，彻底撕掉“革命”面具，发动“四·一二”政变，千万共产党人和工人、农民，遭到血腥屠杀。

  蒋介石的军事北伐胜利，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大部没有完成，打倒了吴佩孚，但产生了新军阀，土地问题没有解决，中国还是没有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虽然北伐胜利了，但大革命失败了。总之，1925一27年的大革命是一次失败了的革命。

  大革命的胜利与否，当然不能以中共的成败为准绳。如果蒋介石政权接着去完成资产阶级其他几项民主任务：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架锁……虽然共产党受到严酷的镇压，但还应该说这是一次胜利了的革命。

  辛亥革命为什么被称为失败了的革命呢？也是因为它虽然推翻了满清统治，但没有完成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道理是一样的。

                             （五）

   本书第六章第一节的标题是“陈独秀一念之差，建党初期对武装建设的缺失”。贾教授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是十月革命的炮声却没有让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对发动武装斗争产生急迫感，也没有对缺乏革命武装产生的危机感”。

  我认为陈独秀在建党后没有“发动武装斗争急迫感”和“对缺乏革命武装的危机感”，不能从陈独秀的“乱源”观中去寻找答案，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怎么会让“厌恶军人”的情绪所左右？陈独秀当然理解，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要夺取政权必须要“暴力。”“暴力革命”是什么？就是武装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谁也没有想要立即建立共产党自己的一支军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当然陈独秀不会有这个思想要求，连后来主张建立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当时也没有这个想法。非但中国没有，在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建立共产党后立马要去建立一支属于自己党的军队，除非他是一个疯子。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倒有另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也是由十月革命的炮声送过来的。不是别的，而是十月革命的“革命模式”：中国共产党人，建党后要努力宣传群众，接近群众，唤醒群众的阶级意识、觉悟，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进行各种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入政治斗争。当革命形势形成时，组织如俄国苏维埃式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士兵组织。然后武装工农，准备武装夺取政权。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的十月革命模式与信念。

  中国共产党人连同他们的领袖陈独秀没有发挥和实践“十月革命模式”，正如贾教授所论证的，也是斯大林的歪棋：“党内合作”祸害的结果。斯大林共产国际始终要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作终身苦力，不准共产党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给蒋介石以钱、军火，甚至往蒋介石头顶罩上革命的光环，将蒋介石武装到牙齿，对待蒋介石右派的向中共进攻，则是退让、退让再退让。对待中共和工农群众则是另一种态度，甚至要求在赠送给蒋介石的军火中抽几条枪武装农民都不答应；当上海要反击蒋介石反革命进攻时，莫斯科来电，命令要工人把枪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的军队发生冲突。所以由此种种，到头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工农，只有束手待毙。

 这也许是历史的宿命。在中国的历史特点：战争、武装斗争建立王朝，以军队的拼搏取得统治，毛泽东后来也走上武装、以军队拼搏获取政权的道路。他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或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获得信息，取得教益，也许是从二十四史中学到的，但也是逼出来的，逼上梁山。这也有历史的机遇，适值有一次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胜利了，蒋介石被赶至台湾，中国的民主任务也完成了，

  中国革命胜利后，枪杆里出政权，好像成了真理，世界一些落后地区的共产党，纷纷向中国学习，采取武装斗争的模式。这也是贾教授之所以认为“陈独秀一念之差，建党初期对武装建设的缺失”的根本原因。可是直至今天，这条以“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并没有在世界上取得多大进展。

  纵观历史，这枪杆子出来的政权，也有其历史的后遗症，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心知肚明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黄公演   2010年3目1日写于蛙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