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来，带着沉重的心情从北京回到上海。又一位老人离我们远行了！我们所敬重的徐亦孺老先生竟然离开了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老先生的音容笑貌明明还在眼前，八十几岁的老先生时常会发来消息，在他离去的那天中午，我还收到他的短信。爷爷离开后的十二年来，徐老就像是第二位关心爱护我们的老爷爷，每每他到上海，就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谈天说地，这种集合成为大家的节日；每每我公出北京，看望徐老成为北京之行的一个必需项目。

第一次得知他的大名，得到消息说老先生要见我。于是连夜拨打查询电话，辗转多次总算和他通上了话，他在电话那头说：“知道郑公老家来个照顾的人，以为就是在生活上照顾照顾，没想到普通话说得这么好，还是出版社的编辑呢。”哇，我压住心中的兴奋，好像得到了最高的奖赏，心里甜滋滋的。“爷爷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福建人讲官话。”我在电话的这头说。第二天我带着孩子到宾馆和他见了面，从此我们多了一位老爷爷。他给我的信称我为“晓方妹”，他在信中提醒我，关心我，使我受宠若惊；每年都能收到他的新年贺卡。1998年夏天，当他得知爷爷病危时马上赶到上海，可是爷爷就是在那天早上去世的，这就成了他的一桩憾事。有一次，他又来上海了，说一定要在郑公面前纪念一下。他带上鲜花到家里，在爷爷的像前默哀，那情形仿佛就在眼前。有一年冬至，得知我要回福建老家给爷爷扫墓，他汇来几百元要我在爷爷墓上献上花篮。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晚上九点钟，他一个人来到我北京的家来看我们，把全家人都感动了。我们到北京看望他的一个晚上，他带着小保姆在路口等候我们；每次见到我的孩子，他总是给红包；还时常问我：“你在经济上需要帮助吗？”在上海，我陪他看望了贾植芳老先生，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一见如故；就这样一位老人，讲起日本就非常气愤，几乎每次见面都要把他身上的子弹故事说一遍。特别喜欢购书，他家那么多藏书，但他不放弃买书的机会。到我的供职的出版社来挑书，这些年，只要编得稍微像样的书，我也会送上一本，听听他的意见。从上海回北京，带走最多的是书。临走时，还会塞钱给我，要我备着买书。在《文汇读书周报》看到好书，他就会和我联系，有时买了是直接送朋友的。去年，他要买五套新书分别送给各地的朋友，发来长长的地址，遗憾的是，由于特殊原因，这事至今没有办成。

这两年，明显感到他体力不如从前，电话里都能听出他呼吸的急促声。心脏手术不成功。7月7日，他来电话，说身体不好，前一天住院了，买不到何满子的纪念文集。我说我也要看这本书。第二天，我发消息给他，说出版社的朋友可以送两本，一本给他，一本给我。7月8日中午他回复“谢谢”。

之后，打了无数电话都联系不上，手机关机，家里没人。心想，大概在医院吧，反正要到北京出差，见面再聊吧。在出发前还给他发了消息，告诉他：我要来北京了，书见面时带来，还需要带其他东西吗。没有任何反馈消息。到了北京依然联系不上，我似乎有了不祥之兆。我的先生打电话到他原先住院的医院查询，没有着落；第二天，我的先生一大早到他家的大楼那里去，打听到底住在哪家医院，谁知管大楼的人说：“徐老已经去世一个月了。”当时我正在和同行在宾馆的餐厅一边吃早饭，一边抱怨出版业的不景气，收到消息后，顿时呆住了，哽咽了，流泪了。原来他在给我发消息的那天下午2：30就永远地走了，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敬爱的老人！我女儿得知后也动情了，他是第一个送玫瑰给她的人。得到消息的当晚，我们来到徐老的外甥家，听到了整个过程，看到了徐老最后的照片，那么多花圈，那么多送行的人，确确实实，他永远离开我们了。那本何满子的书也只能放在他外甥处。

我们知道他是陈独秀研究的一位热心的支持者，做了一般人无法做的不少事，他是大家仰慕的一位长者。但是，在整个送行的人群中，唯独没有见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陈独秀研究者的身影。

徐老，我不知道该如何纪念您。您多次把我和一位大人物的女儿相提并论，您说我和她在许多方面是那么地相像，可是徐老，我哪能和她相匹配呢？您给我的信这几天我又拿出来读了，您的提醒我会记住的，每读一次我都要流泪。我来不及告诉您我的许多遗憾。您得知日本人入侵就毅然离开家乡，可是我后天就要到日本出差了，您知道了会说些什么呢？

怀念您，敬爱的徐老！

郑晓方201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