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璞：我的祖父陈独秀

　　在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看来，陈独秀终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春季的安庆正下雨，城外的叶家冲绿色葱茏，杉林笼在薄雾里。驱车前来的人们，操着安徽各地的土话，在陈独秀墓园中看到了好几拨。

　　尽管陈独秀一生淡泊，直至贫病交加客死异乡，但最终还是魂归故里了——1947年6月，其逝世5年之后，其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自四川江津县的原墓穴中迁出，顺江运回故里安庆。

　　陈松年的幼女陈长璞立在墓园，讲述父辈的故事——在漫长的动荡岁月里，陈松年刻意躲过政治，才把其父的遗骸留在了故土，把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长江边的城外。

　　陈独秀，这位曾经被全中国的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别说死后多少年无人念起，就在他的最后岁月，业已显得寂寞不堪了。

　　同为安庆人，事隔多年，叶尚志才初识这位乡贤。在牛棚里，叶尚志读到了秘密流传的陈独秀的《金粉泪》。陈独秀在南京坐牢5年，遗有《金粉泪》诗56首，由挚友汪孟邹夹带出来。后人有幸逃过十年浩劫，交到一大纪念馆。

　　《金粉泪》几乎全是忧思国难，体恤民瘼之作。叶尚志对其中一首七绝评价甚高：“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赢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1937年，年仅18岁的叶尚志参加革命工作，但是他称，“我的前半生对陈公茫然无知”。抗战开始他在抗大学习、工作，那时的陈独秀已成为“日本间谍”、“汉奸”、“托匪”，从此谈虎色变。

　　长久以来，陈独秀寂寞地站在历史长河的角落里。 被好奇心所牵引，叶尚志试图去了解陈独秀——在这些粗暴简单的标签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其嫡亲孙女看来，陈独秀更是一个人格魅力无穷，政治命运悲惨，生前评价不一，身后常起纷纭的独特历史风景。

　　然而作为一名研究者，陈长璞清晰地意识到阴影曾是多么强大。在上个世纪70年代，她悄悄地收藏关于祖父的一切信息，父亲陈松年警告她“爷爷的事是你不能碰的”。

　　陈独秀曾是戴着9顶帽子的反面人物，1980年代后，8顶帽子已陆续摘掉。

　　已经离休的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叶尚志多年来致力于为陈独秀“平反”。经过他和陈独秀家属多次上书，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已经重新评价陈独秀。

　　即便如此，陈长璞还是试图走进陈独秀的内心。在她看来，陈独秀终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

　　不过，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文人论政

　　当陈长璞初步接触祖父时，她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复杂而陌生的世界。倘若要理解陈独秀，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的转变。

　　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陈独秀曾说自己出生于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小户人家”， 他的叔父中举后官运亨通，当上了正四品的道员。陈独秀两岁丧父，后来成了这位没有儿子的道台大人的嗣子。

　　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严的白胡子底下开始读书生涯的。这位祖父看中了他的小聪明，恨不得他一年之中四书五经都读完，背书背不出，便使劲动手打。

　　可怕的是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后来白胡祖父便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神奇地考取了第一名秀才。据他自己说，他把《昭明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文不接下文的填了一篇皇皇大文，没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

　　次年，陈独秀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3场9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乡试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个“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

　　在这一连串的联想后，陈独秀转向康梁学派。

　　在他那个年代，外来者正准备瓜分古老的家园，传导了上千年的价值观开始崩溃，维新派寄望于皇帝，希望变革制度，后来又被证明为幼稚的幻影。排满情绪正在升起——只有将中国重新收回到汉族人的手中，变革才可能真正发生。

　　1901年，陈独秀留学日本。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学监姚煜的房间，将姚煜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

　　随后几年，陈独秀目睹的都是令他沮丧的事情。在他的老家安庆，徐锡麟试图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他的心肝被恩铭的亲兵挖出炒来吃了；当年一同剪下学监辫子的邹容病死狱中，时年18岁，他那本《革命军》风行中国。

　　然后，武昌起义的果实落到了别处。满族人的统治结束了，新世界却并未到来。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安徽担任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仓皇出逃，差点在芜湖丢掉了性命。流亡上海期间，他以编辑为生，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静待饿死而已”，士大夫的痛感也让他感慨“外人分割”的国运。

　　不过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了，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是北大的文科学长。

　　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以至于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

　　那时的陈独秀已经41岁了，人到中年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就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

　　而他自己赤膊上阵的行为，也让他的孙女陈长璞感慨“他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他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有点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了。

　　龙性岂能驯

　　在文化拯救的方案迟迟看不到结果后，陈独秀介入实际政治，组建党派，期待于更快的结果。他反感于周边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

　　1921年，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央局书记。8年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政治上的游戏规则，并非写下“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这样文字的陈独秀所能理解。

　　在陈长璞看来，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固然有其性格缺陷的缘故，更是中国民主革命曲折性的体现。他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反常，他才充当了政党的创建者。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北大学生许德珩，听过陈独秀的课，对陈独秀的性格有着独到的描写：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从处理事情的风格来看，陈独秀实在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后来在《新青年》同人的分歧中，胡适也颇为抱怨陈独秀的急躁性和独断性是毁坏《新青年》以及文人友谊的根由。到了建党，陈独秀每每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证明其书生的本色，缺少老于世故的手段。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原因是“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对此，几乎无人敢反对，只有愤而不平的杨明斋，偷越国境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

　　从此之后，陈独秀沦落为斯大林中国革命失败的替罪羊而被逐出历史。他之前的功绩一笔带过，他要为大革命失败负责，他背叛了中央，成为了托洛茨基派。

　　在被开除后的第二十五天，倔强的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痛陈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和党内的宗派主义。五天之后，陈独秀又领衔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旗帜。

　　终身的反对派

　　大凡深入陈独秀的世界，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看其精神，都会有所感动。陈长璞评价其祖父“一生为信仰所驱，不昧良知，不趋权贵”。

　　1932年10月，陈独秀因谢少珊的出卖而被捕，55岁的陈独秀第五次入狱。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中央苏区《红色中华》则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

　　在政治上，陈独秀是个四面不讨好的人，成了真正的独行者。这还是根源于他理想主义者的特立独行。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案于1933年4月以“危害民国案”在江苏高级法院受审。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老朋友章士钊仗义前来辩护，雄辩长达53分钟，还故意给陈开脱：“现政府正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掎角之势，乃欢迎之来不暇，焉用治罪乎”。

　　谁料此辩护招来了陈独秀的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一审结果，陈独秀以“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终审改判为8年。

　　1937年，日寇兵临城下，蒋介石想放陈出去，要求陈写一书面检查。陈坚决拒绝。蒋很尴尬。胡适出使美国，临行时致函蒋氏，吁请释放陈独秀，陈独秀获特赦。

　　同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回到政治中心，只是陈独秀已经远离政治舞台。

　　陈独秀提前出狱后，中共中央托朱蕴山等人游说陈去延安养老，也为陈拒绝，说是“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虽说此时陈独秀已经无意党派，但身份边缘而不坠，上门游说者仍然不断。陈果夫、陈立夫欲聘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明白：“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周佛海、张伯苓等人拉他进国防参议会当议员，他一口拒绝。胡适邀请陈独秀赴美，进行著书立说，他认为在国家危难关头前去是不光彩的，对胡的从政也很不快。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和陈独秀之间复杂的情感和友谊，在思想上，双方冲突颇为厉害。1925年11月，胡适到上海治痔，住在亚东书店老板汪孟邹家。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一下子站起来，气争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着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他又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走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了，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不过，尽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对立，但是双方都继承了知识分子的美德，思想分歧并未影响个人情谊。陈独秀每次入狱，胡适都积极奔走，并未因为陈独秀“赤化”而坐视不管。

　　“依然白发老书生”

　　1938年8月，陈独秀带着他最后的伴侣潘兰珍和在狱中所写的已成和未成的稿件，辗转来到了四川省江津县，直到1942年5月27日离世。

　　此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个贫病交加、风烛残年的老人，处于已脱离托派、更不愿投身国民党的一种特殊的游离状态，除了微薄的稿费外，只能靠一些游走于各种政治力量边缘的朋友的接济。

　　台湾传记文学家郑学稼笔下的晚年陈独秀，几乎是个清贫寒苦的清教徒：

　　“他(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不过，晚年的陈独秀并未放弃书写，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他的牢笼已经彻底打破，这个绝对不迁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逝世后，其遗作被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为《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一书，靠朋友集资印刷。胡适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推荐给出版社公开出版，并写序指出：陈独秀的这些独立见解“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他“从苦痛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台静农曾以“酒旗风暖少年狂”为题，写陈独秀晚年的壮烈之气。晚年的陈独秀专注学术，几乎不涉及政治问题，可是依然不失豪放的个性。他曾对台静农提起，晚年想写两部书，一是中国史，一是中国文字书。

　　在一封致台氏的信中，他表达了对学术的看法，仍然不失斗士的风采：“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陈独秀晚年自称“除却文章无嗜好，依然白发老书生”，不能让乌烟瘴气继续毒害青年，也就是他虽在衰病的晚年不能放弃的责任。他用尽精力著述文字学——《小学识字教本》，写到“抛”字，便一病不起，赍志以殁。

　　在他病逝后，时事新报、新民报发布这一消息，评论他的晚年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在他身后，其子陈松年将老父遗灵托福建一位行善的木商，用木排(筏)载上沿江而下，运至老家，安排父母合葬，并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陈独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陈独秀最早的名与字，“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

　　陈长璞回忆，在1979年陈独秀百年诞辰之日，安徽省文联某人要看陈独秀墓，松年奉命陪同，而令陈松年先生吃惊的是，那一片坟堆只剩一堆黄土，碑已不知去向。幸好找到当年抬棺的一位老农，才在老农的指点下于树林丛中找到原墓的位置。

　　所幸，这种萧条落寞的景象已得到改观。除了安庆的陈独秀墓园，在他穷困潦倒而死的六十七周年后，一尊青铜铸造的陈独秀纪念像在上海福寿园揭幕落成，它与胡适、蔡元培、章士钊、张元济、顾维钧等人的纪念像同置一苑，不再孤零零的一枝独秀。

　　陈独秀的子女们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口述/叶尚志 陈长璞 整理/季天琴

　　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陈长璞沉浸在回忆里，面带遗憾地说，当年老屋是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有一丈多宽， 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

　　老屋旁残留的一角是当年陈延年、陈乔年的读书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门就面对着一个公共厕所。有关部门曾经在墙上镶了块“文物保护单位”的招牌，可是里面还有几家住户，住户们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这是一个被忽略、被遗忘的角落，如同安庆城的气质。很少有人记得，这个三级城市一个世纪前是安徽的省府，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叶尚志少时离陈家故居南水关只隔几条巷子，他初中时虽偶然听说陈独秀蹲在南京“模范监狱”的消息，但没听说过他的两位公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任何情况。在延安、在华北根据地的时候，他也未曾听闻过这两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点信息是在解放之后，曾与陈延年在广州一起工作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诉我，说陈延年是‘小列宁’”，叶说。

　　叶尚志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松年。那时陈松年已经是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长女长璞在身边照顾。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陈长璞温情地说，他们都是和善、温润的人。陈松年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1950年，这个原来的教书先生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谨慎的他担心，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风波——“陈独秀的儿子”带给他的不是本应的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陈长璞的母亲窦珩光安徽高师毕业，来自书香门第的她坚持儿女应受教育，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学费，她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邻居们不知道我们和陈独秀的关系，如果不是政审，学校里也没人知道我是‘黑五类’子女。”陈长璞说。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延年、乔年

　　陈延年1898年出生，他在安庆度过了私塾、尚志小学、全皖中学的求学生活。他自小穷经究理，不苟言笑，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

　　他与小其四岁的胞弟乔年感情深厚。因其父陈独秀早期任皖省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还声明要斩草除根。陈独秀逃亡日本，延年兄弟得到消息后后逃至怀宁乡下躲过，免遭毒手。

　　陈松年晚年回忆，他的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倪嗣冲派来的一批打手突然来到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还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三个儿子。

　　此时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而松年那年才3岁，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邻家的一妇女见松年掉进澡盆后，急忙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顺势装出要给松年洗澡的样子，就这样松年才没被抓走。为此，官兵却将陈独秀的长兄陈孟吉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去了，还让他坐了四年牢。

　　1915年延年17岁，乔年13岁，由其父接到上海求学，让他们见见世面，意在培养见识，开阔眼界。两年后，双双考取震旦大学。

　　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现在对两位亲子的严酷要求上。他让小兄弟俩睡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部门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兄弟俩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平日衣衫褴褛，面色憔悴。

　　延年、乔年的继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独秀不以为然。高君曼改请友人潘赞化从中说情，陈独秀剖析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事实上，兄弟二人的倔强个性也酷似其父。连经济条件宽裕、十分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流泪要给以补助照顾，均被拒绝，两兄弟声言决不依靠任何接济。

　　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并无直接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陈独秀不顾凡俗，与姨妹高君曼意气相投，终于同居结婚。陈延年站在生母高晓岚一边，对其父缺乏联系和感情。

　　在当时中外各种复杂思潮影响下，陈延年因为能阅读法文原著，曾一度信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后，陈延年兄弟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同被选为委员；后来回国在上海、广州，他是与赵世炎、周恩来齐名的革命家。

　　1923年，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派遣延年、乔年兄弟同赵世炎等人从法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因国共合作的需要，陈延年等奉命回国往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

　　回国后，兄弟俩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郑超麟回忆，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总书记。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激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谈起了工作。

　　昆仲双烈

　　陈乔年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

　　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

　　这些都是郑超麟记忆中陈延年、陈乔年的模样，“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

　　1927年，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陈延年在狱中沉着冷静，说是这家主人雇的烧饭师傅，审讯他的特务看他黑黑的脸，穿着破衣，也信以为真。一天，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江孟邹先生突然收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寄来的一封字迹潦草的信，他拆开一看大惊失色。信上写道：“鄙人于6月26日被捕，现拘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烧饭司务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衣衫裤都破烂了，天气又热，请先生替我买一套衫裤来。谢谢！”

　　汪孟邹托胡适疏通，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便请吴稚晖帮忙，不料好心办成了坏事。吴稚晖本来与陈独秀、胡适都熟，又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帮助过延年、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但陈独秀文笔不留情，骂过吴稚晖为老狗，又因延年、乔年兄弟在法国已公开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父子与吴政治上裂痕很深。

　　吴稚晖得悉陈延年被捕，惊喜若狂，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诬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陈延年的身份暴露。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龙华刑场站着被被刽子手乱刀砍死。

　　次日，国民党的报纸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铲除共党巨憝》，大肆吹嘘“清党”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并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亲笔“贺函”。

　　陈松年晚年回忆，当时得到噩耗，全家如五雷轰顶，老者痛不欲生，只能由其妹陈玉莹、其弟陈松年前去处理后事，当时不仅不让收尸，而且连看都不让看。

　　第二年6月，二哥陈乔年被捕，年仅26岁，又在龙华遇害。又是陈玉莹、陈松年去处理后事，仍然不能看到遗体，其惨烈之情，难于言表。以至陈玉莹受到严重刺激，得了血崩症，一病不起，年仅28岁。

　　延年未婚，但乔年却与一位革命伴侣相恋之后结婚。在上海生有一女，在襁褓中其父乔年被捕遇害，其母只得隐姓埋名送到救助革命子女的互济会抚养，至今七十年，虽有些线索，但不知确讯。

　　没有人知道陈独秀得知儿子死讯时的情形。“托派”骨干濮清泉后来回忆，在“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监狱的大墙里后，陈独秀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松年一家

　　叶尚志还记得安庆东南角上陈松年的破旧蜗室，墙上挂着其父陈独秀四十多岁的相片，陈独秀留了一撮短须，目光炯炯。旁边挂着生母高晓岚女士的相片，一副大家闺秀气质。高晓岚1930年在安庆病逝，她抚养了亲生子女五人，除小女幼殇外，余皆成人。

　　大哥、二哥、姐姐惨死，家破人亡，处境艰辛险恶。在漫长的岁月里，陈松年一家只得韬光养晦，使他养成谦恭本分、与人无争的性格，与两位兄长性格迥然不同。

　　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28岁的陈松年弄了几条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

　　虽然日子十分艰难，但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在陈独秀人生最后岁月里，陈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

　　解放后，由于其父身份和其他复杂因素，延年、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也不为人知，松年一家处境没有什么变化，甚至生活也无法维持。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主席下地。谈话间，毛泽东遂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

　　当得知陈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最高领袖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有功底、见多识广的陈松年才被安排为市文史馆员，后为省文史馆员。1979年，正值拨乱反正之际，陈松年斗胆致信给安庆有关部门，要求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了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钱由官方出。重垒一座如百姓无异的坟头、再加立碑，共200元人民币。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在恢复政策后，陈松年子女陈长琦、陈长璞等作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子陈长琦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陈长璞泼辣、开朗，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对家史非常钟情。

　　1981年，如先祖一样直率的陈长璞为陈独秀“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一位中央领导就坟墓一节做出批示：   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安庆市财政再拨款2万元，第二次修墓。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依旧黄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盖棺而论未定。碑也推倒重立，碑上只极简略地镌着安徽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眼瞅着为陈独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遥了，不知为何却又杳无音信。陈长璞却坚信冰雪终将消融。1998年，在李铁映、曾庆红的批示下，安庆的“陈独秀工程”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在历代后人的推动下，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公理在一年年复苏。

　　同父异母的兄妹们

　　陈鹤年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他与三个哥哥延年、乔年、松年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与姐姐陈子美为高君曼所生。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就离开了父亲，来到了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 　

　　陈鹤年1913年出生，曾在北平等地求学，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但由于其父陈独秀等复杂原因，陈鹤年不为各方所容，后远走香港。陈鹤年在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

　　反右开始后，陈鹤年的大女儿陈祯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最后却成了右派分子。据说就是因为她的祖父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父陈鹤年又在香港，有里通境外之嫌。

　　为了保护好几个孩子，无奈之下，许桂馨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宣布解除了婚约，以表示她与丈夫划清了界限。

　　即便如此，子女们还是未能走出阴影。二女儿陈祯荣在汇报思想时，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 三女儿年幼无知， 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又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鹤年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余生，时年77岁。家人本着他一贯的低调，不予公告。

　　而陈独秀的次女子美，早年半工半读，进入职业学校，先学收发电报技术，后又学妇产科，经历不详。

　　上个世纪，陈子美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与儿子泅海偷渡香港。1970年，她身系五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到达香港。

　　在陈子美失踪后，世人都以为她已自尽，有的陈独秀传记中还注明“陈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

　　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竟刊发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对陈子美老人的专访。

　　原来，在成功抵达香港后，因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未等见其弟(陈鹤年)，陈子美便又经千辛万苦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岂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后，却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拿走，从此只好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因积欠房租一万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若不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足欠款，88岁的她就只能流落街头。老人只筹得两千美元，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当地报纸披露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已应其本人要求提请法院延期审理此案，并资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闻此讯后，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九千美元汇给了陈子美老人。

　　一个月后，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派出两位领事携鲜花前往老人的住处探望，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陈子美遂于次日在住处召见记者，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

　　2002年，陈长璞去美国探亲时曾见过陈子美，她评价这位姑姑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2月25日，陈子美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来看望她。4月14日下午4时，陈子美客死纽约。她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冷清离世，少有人过问，后事拖了一月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