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的四“要”主张提纲挈领、蕴含深意，可视为政改突破口，而最重要的是尽快行动起来。

　　今年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以此为契机，改革思潮再次涌动，其中又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最受关注。这是因为温总理重申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虽然这段话并未出现于官方通讯稿的突出位置，却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回声。足见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题、以整章篇幅再度详细阐释政治体制改革任务三年之后，公众对是项改革仍是何等殷殷以待！

　　知易行难。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虽不断有技术性进展，然而，在财税、要素价格改革等政府曾作出庄严承诺的领域，迄无重大突破。原因复杂，而主要障碍便是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由于政改滞缓，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亦难有大突破。深化改革障碍重重，令公众对改革本身的评价和预期产生分歧。在改革开放已逾卅载、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之时，领导人仍不得不重申“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这正是改革“边际效益”下降的反映。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拖不起、等不得了。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的关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早有清醒认识：“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回首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并行不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党政分开、强化人大职能、在重大问题上政府与公众对话，便是早期改革的尝试。但是，2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出现了一种论调：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按此逻辑，中国60多年来几无变化的政治体制，先验地既适应计划经济，也适应市场经济；基于这种“中国模式”之“政治优势”，过去不必改革，今后也无需改革。这种论调无视当前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现实，与中共已有的政改决策相抵牾，也是对昭昭民意的漠视。

　　政治体制改革举步不前，也与一些认识上的现实顾虑相关。其中最大的顾虑是担心政改稍有不慎将导致社会动荡。这种顾虑可以理解，也值得重视，但如果疑虑过重，则只能延后改革，进一步累积社会失稳的因素。

　　应该看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各阶层、各地区间经济纽带牢固，企业和公民的产权关系、法律关系空前明晰，公民人格独立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初步觉醒，NGO等社会组织焕发活力，新一代公民期待经过启蒙，建设理性社会。因此，只要政改渐进、有序，就不必担心“纷争四起、国无宁日”。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转型经验充分表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细波微澜或难避免，但只要稳步迈向真正的民主社会，现代经济社会运行机制断难被颠覆。而政改推进必须与社会、文化改革相同步，并与深化经济改革相辅相成。

　　30年前深圳特区成立，其前期发展曾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其实质是要不要改革。如果说，当年的争论主要是意识形态之争，那么，当今的改革争论则更多基于复杂的利益诉求。欲推进整体改革，需要建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沟通机制，既避免少数人的专断，又避免“多数的暴政”。然而，改革毕竟不可能完全迎合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当前，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多发，人心思变，民气可用。富有胆识的政治家不难找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从而让政治体制改革启碇，整体改革扬帆。

　　因为政改特有的敏感性，近两年来相关改革主张每每以“政府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代之，事实上避开了改革的主体任务，在实践中也难以有效推进。此次温家宝讲话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包括“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此四“要”主张提纲挈领、蕴含深意，可视为政改突破口，而最重要的是尽快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