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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上)

  发表日期:2010年12月3日      作者:罗志田     【编辑录入:西城大官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胡适传》、《国家与学术》等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大人物,他就是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的陈独秀(1879-1942)。

陈氏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一次被绑,四度入狱),又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晚清秀才,文字却偏向《文选》一脉。他又是留学生,然不以留学闻,甚至究竟到过几国留学,后人都不能肯定。他在清末就参与了著名的《国民日日报》的编撰,可是迄今也不确定其中哪些文章是他所撰写。他是清季《安徽俗话报》的创办者,那时便关注“国家”和读书不多的人;入民国后,又创办了《新青年》(该刊初名《青年杂志》,次年因办有《上海青年》的基督教青年会提出商议,改名《新青年》。以下除个别行文外,一般称《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可以说只手掀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

陈独秀性格鲜明,被好友称为“终身反对派”;然而他对自己所提倡的事业,却“不容他人反对”。他数次留学日本,尊崇法国文化,却在“五四”后明确提出“拿英美作榜样”的主张,又身与“以俄为师”的实践,一身而映射出现代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向、思想权势的转移。他是中共的创建人和早期领袖,却被中共开除;不久又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当局拘捕,身陷囹圄。他的北大朋友认为他曾是自由主义者,他的中共同事发现他不懂马列主义。他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开启自己对童年的回忆,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觉离开了人世。

这样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的传奇人生,起伏跌宕,有时就在转瞬之间,对当事人恐怕不轻松,对研究者则可能是财富,需要进一步体味。且陈独秀自号“独秀山民”,也被他人视为“不羁之才”,实非随波逐流之辈。然而他的一些人生重大转换,又常在须臾之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一面。虽可说是往往走在时代前面,或如他自己所说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但这样变动不居,又如何坚持他固有的本色和思想的独立?这些显然都还有可以探讨和陈述的余地。

一、发出时代的声音

从少年时候起,陈独秀就不算默默无闻,只不过闻名的范围不同。他十七岁以第一名进学成为秀才,在当地就是名人。后来留学日本剪监督之辫,回乡组织安徽爱国会,到参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东京和安徽,均非碌碌无名之辈。但真正使他名满天下的,还是他的文章和他所办的刊物,特别是《新青年》。还在1914年,陈独秀已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在遭到短暂的“举世怪骂”之后,很快成为具有预见的先知;他自己也因此改变了对世人和出版的悲观,以创办《新青年》开始了人生的新路。

先是袁世凯在1913年秋间被国会选为正式大总统,不久即解散国会,使很多读书人对共和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因参加二次革命而逃亡在外的陈独秀于次年致函编辑《甲寅》杂志的章士钊说,“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一年间的改变,竟不啻五六百年,强有力地表述出“国政巨变”对读书人的冲击。陈氏把那时的中国人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吏兵匪侦探”,一是其余所有处于“生机断绝”状态的人。在这样的局势下,“外人之分割”反成为“国人唯一之希望”,他自己也准备赶快学习世界语。

最后一语大概是故意言之,以彰显中国可能被外人分割的判断,不必视为实述。不久陈独秀为《甲寅》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再申中国“瓜分之局”已不可逃,更提出“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的痛言。该文引起大哗,《甲寅》杂志也收到很多“诘问叱责之书”。但约半年后,当初不得不因陈文而“逊谢”读者的章士钊却说,“爱国心之为物,不幸卒如独秀君所言,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甚至梁启超新近发出之“惊人之鸣(按指其《痛定罪言》一文),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故陈文实“写尽今日社会状态”,不啻“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发表于1914年11月,次年初即有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虽印证了“亡国”的现实紧迫性,然而在危难之际,举国兴起一股“爱国”的高潮,与陈文主旨适相对立。在这样的情景下,何以陈独秀反能以先见之明警醒世人呢?一是因为他的意见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一个倾向,即眼光向外,探寻中国问题的外在解决;更因为袁世凯政府未能审时度势,很快开始大举“筹备帝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以共和制取代帝制,本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尝试一种前所未有且所知不多的全新政治体制,对任何个人和群体,皆非易事。入民国后,用当时人的话说,国体改变已是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观各类非“革命派”人士的言论,不论其内心是否赞同民国,大体都在接受国体改变的现实之下,探讨未来政治运作的各种可能性(康有为等更将政治提升到政教的高度)。而“筹备帝制”的举动,一方面把国人对共和的思考从政体引回到国体层面,同时也使国人本已外向的眼光又被引回国内。

从晚清开始,由于时人强调从“大一统”向“列国并立”的转换,“国家”很大程度上从纵向的上下关系转为横向的中外关系(例如,“国乐”以前是指最上层的国家级乐典,而后来则专指与异域音乐区分的中国音乐。两者大致都是“国家”的代表,但一是内在的,侧重上下;一是外在的,指谓各国之一的中国)。因此,当眼光向外时,更容易体现国与民的一致;而眼光一旦内转,便可能看到国与民的对立。

就袁世凯一方而言,走向帝制或许是解散国会之后的自然发展。但其间的“二十一条”风潮大大改变了民风士气,在中国兴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风潮;如何凭借此东风以整合内部,既是当政者的机遇,也是其所面临的问题。从技术层面言,当年北京政府在外交上不无成功之处;然其最终对日屈服,仍成为国耻的象征。此时不展现“卧薪尝胆”的雪耻意愿,反欲改变国体,适从政府角度予人以“国不足爱”的观感。

国人眼光由外向内转换,便有人想起了被解散的国会。著名报人包公毅即慨叹,自从“国民意思之机关”被取消后,国民虽有热心,却无“正常之机关以代表民意”。《申报》一位重要撰稿人分析说:正因国与民之间没有联络机关,则“国自为国,民自为民。故民虽欲爱国,而无法可爱;民虽欲救国,而无法可救”。这里民意的“代表”,即代为表述(representation)民意之本义,故他们虽从通上下的传统思路在思考“国”与“民”的“联络”,却也直达代议制的本源。

用章士钊的话说,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于“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如果这是一个新现象,当然也就是共和制度下出现的新问题。换言之,在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转变之下,“国”与“民”的关系显然需要厘清和重构。陈独秀敏锐地感觉到,在对共和失望的普遍焦虑中,形成了国与人民两分的语境。他的文章虽有些言过其实的故意表述(这是清末民初不少士人惯用的一种言说模式),其核心恰在探讨民国新政治模式里“国”与“民”的关系,呼应了许多读书人之所思,并言及其所欲言。

民初的几年间,并非“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比陈独秀大不了多少而早享大名的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皆健在(影响最大的梁启超比陈仅大几岁),并未停止其努力。陈独秀能一举引起瞩目,即因其只眼独具,提出了很多人积蓄于心中的关键问题,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当年多数读书人并不熟悉共和新制背后所蕴含的学理基础,难以区分“国家”和政府(章士钊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政府既然以其行为证实“国不足爱”,遂使陈独秀引起“举世怪骂”的言论,反成为带有先知先觉意味的预言。其文章的示范作用明显,不过短短几个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者颇众。

传统中国社会虽然主张以民为本,负“澄清天下”之责的,却是四民之首的士。伴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晚清逐渐兴起把国家希望寄托在一般人民之上的“民”意识(参见柯继铭的研究)。但这一新兴的“民”并未表现为一个思虑相近的整体,恐怕也不一定有承担天下重任的自觉意识。陈独秀强调自觉心重于爱国心,已隐约提出解决中国问题要从“国”转向“民”。而“自觉”的提出,尤意味着每一个体之“民”都需要有所提高,以认识到自身的责任。

不过,当“民”之规模乃数以亿计之时,他们就是有参与政治的意愿,也缺乏参与的实际可行性,何况多数老百姓并无参与的愿望。而当时正在兴起的青年学生,社会地位虽尚处边缘,却既有参与的意愿,其数量也大到足以左右其身与之事业。陈独秀在致《甲寅》的通信中,曾对举国之人多“无读书兴趣”深感失望,也不看好办杂志。但其文章引起的热烈反响,可能改变了他的认识。章士钊在讨论陈文社会反应时特别指出:那时“国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丧”。这一观察,或许对陈独秀有所提示。他随即因《甲寅》被迫停刊而决定创办《青年杂志》,专注于读书人中的青年一辈。

或因其自身地位不那么显赫,或因其对菁英读书人的失望,陈独秀似比当时多数人更早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动产生的新力量(梁启超也曾看重少年,但其主要关注仍在已确立社会地位的菁英身上)。《青年杂志》创刊后不久,复由于偶然因素而更名《新青年》,无意中把范围缩小到青年中的趋新者之上,反增强了影响力。这些直觉和远虑交织的选择,固半带偶然,却适应了中国社会变动的新趋势。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的时代,陈独秀和《新青年》一呼百应的契机,已然具备。

二、从国家到个人的觉悟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刊行,陈独秀在《社告》中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他进而提出:“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这就确立了刊物的两个主要倾向,一是面向青年,一是面向世界。同时也明确了该刊的宗旨,就是要从“道”和“学”这样的基本层面着手。该刊第一期除了国内外“大事记”栏,基本不涉及政治。陈独秀并在“通信”中申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那时的中国并非风平浪静,正发生着辛亥鼎革以来的政治大变。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1916年春,袁世凯放弃帝制,不久去世。与帝制的短暂重现同时,还出现了所谓“再造共和”的武装局面。这些名副其实的“国家大事”,此后一两年间的《新青年》均未曾正式议论(仍仅在“国内大事”栏述及),确实体现了无意“批评时政”的办刊意向。对中国面临的问题,陈独秀正探索着某种更为深远的最后解决。

在该刊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即希望“新鲜活泼之青年”能“自觉而奋斗”,不应像很多人那样,年龄是青年,而身体和脑神经已进入老年。一年后刊物更名《新青年》时,他更借机辨析说,“新青年”不仅要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区别于“老者壮者”,也要有别于那些身心接近老者壮者的“旧青年”。

基本上,新刊物仍在贯彻陈独秀此前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论旨。陈独秀强调,只有“敏于自觉勇于奋斗”的少数青年以“自度度人”自任,然后中国“社会庶几有清宁之日”。在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澄清天下”本是他们的责任,如今陈独秀基本把这一责任转移到少数“新青年”身上了。同期杂志还刊发了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进一步把“国”与“民”的关系落实到新的“共和国”与“青年”之上,并强调后者的“自觉”。

陈独秀随即撰写《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提出教育的责任在民间不在政府,而教育方针,应侧重了解人生之真相、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未来责任之艰巨等。其中最重要的,仍是要明确国家的意义,以厘清国与民的关系。他认为,欧洲近世文明已达国家主义阶段,惟国家过盛,不免侵害人民权利,于是兴起“惟民主义”,强调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中国的国情,国民犹如散沙,国家主义实为自救之良方。但应了解“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人民应自觉自重,不必事事责难于政府,也无需争什么“共和国体”。只有“惟民主义之国家”,才是“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

此时陈独秀所说的“民主”,仍对应于君主;而“惟民主义”,或即后来流行的德莫克拉西,却意近共和。三年后他还在说,“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而新派人物“总算是倾向共和、科学方面”。这里共和与科学的并列,大约就是稍后脍炙人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滥觞。而对应于德莫克拉西的,正是共和。所以,陈独秀所鼓吹的“惟民主义之国家”,侧重于共和政治的政体层面,而非其国体层面(即对应于君主的民主)。

到1916年初,陈独秀“盱衡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写出了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提出,首先要从政治上觉悟到“国家为人民公产”,中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由于最终影响政治的是伦理思想,中国“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必须变更,要在政治上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若“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厘清“国”与“民”的关系以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是陈独秀一生言论的核心。这一系列文章表明,陈独秀关于“国”与“民”关系的思考已大致定型。此时他最为关注的,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即以“民族更新”为基础,与白种的欧洲竞争,为中国争取“世界的生存”。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中国人的自觉,使“国民”而非“国家”居于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实现他所期望的“惟民主义之国家”。

在此从“国家”到“国民”的倾斜之中,对“自觉”的强调,意味着群体性“国民”的努力,必须落实在每个“国民一分子”身上。陈独秀实已指向“个人”的自觉,并更多寄希望于青年。在此后的几年中,有“我”日益成为趋新言说中的一种“必须”;从生活到学术的讨论,处处可见“我”的存在。

而不论“国民”是群体的还是个体的,思想、伦理等方面的改造都成为了首要的努力目标。陈独秀提出从“政治”到“伦理”的觉悟层次,就是要将侧重点从“政治”上的努力转向“文化”,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思想之表述相关的文学革命,一是与思想本身相关的伦理革命。

三、从文学到伦理的文化革命

当年所谓文学革命,主要是表述方式(文体)的革命。在中国传统里,文体与个性本密切相关。顾炎武在讨论历代文体转变时曾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是因为“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但“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且后人总是摹仿前人之陈言,也不利于表述自我。结果,“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这一文体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即是文体不能不变之“势”。有这样的传统,在民初自我彰显之时,表述方式首先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是自然的发展(方式转变确立后,表述者本身及表述的内容一类问题才应运而提上议事日程)。

先是胡适在1916年初致函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之八项主张。后在陈独秀鼓励下正式成文,则易言为“文学改良”,将其在《新青年》通信中已引起争议的八项主张正式提出。陈独秀更进而撰写《文学革命论》以响应,他一面指出胡适是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他自己不过是在“声援”;同时仍提出了有些不同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然而两人所提的具体方案,仅在《新青年》作者读者中有进一步的讨论;更多的人显然并未侧重“文学”本身的改与革,却逐渐拥戴着提倡者走上以白话写作之路。不论在时人的关注里还是后人的记忆中,“文学革命”都逐渐演化为一场“白话文运动”。后者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革命,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最持久的遗产,并真正改变了历史———今日白话已彻底取代文言,成为几乎唯一的书面表述形式;即使在所谓“象牙塔”的菁英学术圈里,也很少有人能以文言写作了。

如果说文学革命侧重于思想的表述,陈独秀同时也关注着思想本身的革命。那时的《新青年》,仍在贯彻不“批评时政”的宗旨。但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本基于伦理思想决定政治运作的思路,故虽口不谈政治,而意仍在政治。同理,文学革命也决非仅仅停留在表述层面,而自有一条从文学到思想、社会再到政治的内在理路。

在陈独秀看来,欧洲革命是全面的,包括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而中国革命则仅限于政治,且都虎头蛇尾,不够充分。由于革命锋芒未曾触及“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故单独的政治革命对中国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有了这样全面“革故更新”的视野,他就从“孔教问题喧努于国中”看出了“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把当时讨论广泛的“孔教问题”与文学革命、思想革命都作为更大“气运”的一部分,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陈氏的思路很明确,即“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孔教“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换言之,孔教之不能不“非”,实产生于欧化之“是”。正因新旧中西之间的对立,这些反传统者又最能“看见”传统的整体力量。用陈独秀的话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

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中国读书人对西方的了解进一步深化,在反对国际强权的同时又要推行欧化,于是出现了“西方的分裂”;与此同时,趋新者确实感知到来自“传统”或“历史”的整体压力,于是出现了“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稍后明确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们对西方不再全面崇拜,而是选择了民主与科学;却因感觉中国传统是个整体,而必须全面反对。在此进程中,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他对群体心理的敏锐感觉和对读者的理解。大体上,陈氏以伦理觉悟的主张把国人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出,走入文学和思想伦理的革命;又使这些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努力,从文学、思想等走向全面反传统的文化革命。

这些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影响到全国,也因为陈独秀半偶然地成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这一刊物及其作者群体(大部分为北大文科教授)的言说,就成了引起广泛注意的全国性大事。先是陈独秀在1916年冬到北京募集股本以组织新的出版机构,适逢蔡元培将到北京大学任校长,遂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l917年到任。陈氏本有教育经验,也一向关注教育。在其担任学长期间,北大文科的影响,可见明显的扩充。当年北大的简称即是“大学”,从那种独一无二的称谓中,就不难理解该校文科学长的全国性影响了。

陈独秀如何办学,历来称述不多。他自己和胡适,也都曾在1920年慨叹北大学术氛围的淡薄。但陈独秀同年也特别指出,此时北大已确立了一种宝贵的“精神”,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前者多对外,体现在“无论何种政治问题,北大皆不盲从”;后者偏于内,即“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而“毁誉不足计”。这虽是陈氏赞扬校长蔡元培的话,应能代表他自己的努力目标。多年后,经历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学人,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精神的可贵,坚信其必“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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