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8月出狱到1942年去世，陈独秀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演讲10余次，发表论文16篇，著述40余篇(包括讲演稿)。在上述演讲和著述中，以及在这一期间约见记者和一些政治团体成员包括国民党有关人士的谈话中，陈独秀多方面、多角度地阐述了自己对抗日战争的思考与见解。学术界对陈独秀的抗战思想已进行了部分归纳，但尚无对其思想嬗变临界点的明确定位和对嬗变原因的解析。笔者拟将陈独秀抗战思想嬗变的临界点定位为武汉会战，进而解读其抗战思想，并试图对其在武汉会战结束后思想嬗变的原因作出分析和反思。

 

一、武汉会战期间陈独秀的抗战思想

 

193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下，陈独秀被释放出狱，来到当时全国的抗战中心——武汉。一向关心抗战的陈独秀，面对国家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危局，毅然回绝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利诱和拉拢，决意以抗战救国为己任，为把抗战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战而摇旗呐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观点、主张。在武汉期间，陈独秀先后在武昌华中大学、汉口青年会、武汉大学等处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救国。他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说明了他对抗日战争的态度和看法。

1．主张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抗战，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制度

“9·18”事变后，陈独秀就积极主张对日经济绝交、武装全国民众抗战；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众的革命政权；以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抗日等等，并因宣传抗日反蒋而遭国民党政府逮捕。陈独秀出狱后，在抗战全面爆发、民族危机日深的形势下，及时转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即由先前的“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坚持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陈独秀提出了全国各党派要一致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的主张，他强调“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在“民族垂危的今天，在野的党派应该心口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战，获得胜利。不应该有保守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1]

抗战初期，国民党宣扬拥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抵制。针对蒋介石要以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的论调，陈独秀撰文予以反驳，论述了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他认为把思想信仰之统一作为党派合作的条件，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一种有毒害的幻想，因为“思想信仰统一了，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地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应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陈独秀进而指出：“一国中为什么有党同伐异的各党派存在，这不是根据人们愿意不愿意，而是根据社会各阶层客观利益不同而形成思想不同所结合的共同意志，不能够由人们在主观上任意令它发生、令它消灭”。[2] 陈独秀对于国民党招降共产党的阴谋，以及国民党排斥异己的政策予以揭露和指责，认为国民党这样一种做法的后果对于抗战力量的壮大，不是增加，而是削弱，是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

 

2．主张持久抗战，但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

对于如何进行抗日战争，陈独秀认为，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是军备贫弱的中华民族反抗军备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敌人不但在军事上强过我们，在经济上亦富过我们，是不能“速胜”的。基于这一特点，他指出：“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地不使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群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因此要想抗战到底，进而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就必须“不可幻想能够速成，必须放大眼光，必须把抗战延长到3年、5年、10年，甚至20年，这期间也许某一时惨败不堪，甚至某一时政府议和，我们也不可因之气馁。在强大的敌人之前，要想一战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运动，中途挫折和一时停顿，是不可避免的事，最要紧的是打定主意，终于非达到国家独立之目的不已”。[3]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从维护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国民党与日本妥协，企图以牺牲中国权益的方法换取日本的让步。国民党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内部也出现了对日妥协的呼声。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严正指出：英美在对日政策上“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侵略者的和平”。因此，陈独秀力主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他强调，要使中国免于灭亡，“只有长期支持抗战之一途”，“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战胜而言和，乃停止军事行动而收得战胜之果实，不胜而言和，这不是和，而是妥协、屈服、投降！敌军一天在我们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4]

 

3．主张发动民众全面抗战，但反对国民党包办的片面抗战

陈独秀认为抗日战争“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是不能抑制民众运动抬起头来的”。“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需要民众，军队前进作战固需要民众之援助，军队后退亦需要民众之援助，救济伤兵、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主要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因为他们才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众。“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湮灭帝国主义的凶焰”。依据上述认识，陈独秀呼吁国民政府“应该积极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是最有效的办法”。鉴于此，陈独秀主张“凡是中国人，无论国内国外，都应该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援助这一战争”。那么，中国人民就可以自信“我们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伟大民族之一，只要多数国民能为国家尽力，是不会日久被人战败或征服的”。[5]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由于惧怕民众广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危及自己的统治，因而尽管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大量军队，却实行了一条与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相对立的片面抗战路线，鼓吹“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并借此限制群众的抗日活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逮捕和迫害抗日积极分子，片面主张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陈独秀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与批判，他指出：“目前只有政府的抗战，没有人民的抗战”，“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挡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陈独秀据此倡言，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发动组织群众，使人民有组织有纪律地武装起来，“假使民众不起来，政府的军事势力始终陷于孤立的地位，不得已中途屈服，放弃华北，这种南方暂时偏安的局面，也会日趋于全中国灭亡之路”。[6]

此外，关于抗战的性质，陈独秀于1937年10月6日在华中大学所作的题为《抗日战争之意义》的讲演中指出：抗日战争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这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从历史上看，“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7] 陈独秀将抗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这与把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并极力降低反帝意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已经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综上所述，陈独秀出狱后，在抗战全面爆发，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不仅及时转变了政治主张，由“反蒋抗日”转变到“拥蒋抗日”，坚持了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而且提出发动、武装民众，坚持全面持久抗战，反对中途妥协，力争最后胜利等一系列有利于抗战事业的正确主张。这些主张应予肯定。

 

    二、武汉会战后陈独秀的抗战思想日趋消极

 

陈独秀在武汉抗战期间，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主张和建议，政治上表现得较为活跃。但在离开武汉结束转到四川后，随着时局及所处环境的变化，陈独秀思想也发生了嬗变。

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迁至四川重庆，不久又迁居江津，远离抗日前方。到1938年末，全国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正面战场节节后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国内掀起一股妥协、投降和反共的逆流。形势的变化，使陈独秀对抗战的看法也日趋悲观，甚至消极，主要表现如下：

1．中国抗战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妥协或投降

　　离开武汉后，对抗战前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估计，陈独秀忧虑重重，不再像一年前那么乐观和充满信心。国民党军事上失败、政治上腐败使陈独秀对它由期望变为失望。残酷的现实打破了陈独秀的幻想，对抗战的前途不再像一年前那么有信心。他在1938年8月15日为纪念上海“8·13”抗战而写的《八一三》一文中说：“我们并不奢望能够打死这暴发户，只要拼得它无可奈何，不得不对我们稍微客气的说话，我们便算是胜利了。”[8]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他更悲观地认为：“汉口陷落后，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有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各农村、小城市领导的零碎的反日斗争，在相当长时间还会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战争中，这只是一种余波，不能构成集中的力量，击退敌人。”“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它出去的。”“就目前局势，中国有三个前途：一是经过英法等国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是蒋介石政权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是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9] 这样，在他看来，中国抗战的结局只能是妥协或投降。

　　

2．幻想依靠游击队和游击战来保家卫国是天大的错误

陈独秀对游击队和游击战的看法，在离汉入川后也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陈独秀在1938年3月写的《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一文中还认为，“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敌人越深入，占领的地方越扩大，它们的危险便越厉害”。[10] 但在4个月后他发表的《论游击队》中，却对游击队和游击战大加贬斥。他说，“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在这次战争中，如果过分估计游击队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占领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11] 陈独秀对游击队的作用由肯定到完全否定，与他对抗战形势的认识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其头脑中固有的城市中心论使然。

 

3．抗战结束后中国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陈独秀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主张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陈独秀站在所谓客观主义立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抗日战争固然是为民族独立生存而战，更正确明了的说法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他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说“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12] 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的余地”，坚定主张中国必须毅然决然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来发展工业。他明确反对中共提出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主张，因为没有资本主义，“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没有集中的大产业，因此也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他说，“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消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13] 但事实证明，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世界形势变化下，陈独秀关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三、对陈独秀抗战思想发生嬗变的反思

 

陈独秀抗战思想的嬗变除他本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残余思想及晚年脱离斗争实践、孤寂冷清的生活环境的影响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根源，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维度加以解读：

　　首先，从当时社会现实的维度来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特别是亲眼目睹武汉会战的惨败，使陈独秀认识到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并未真正完成，中国仍需要一个民族民主革命，对外寻求民族独立，对内建立民主制度。他正确地认识到抗日战争的性质是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感到托派宣扬的“不断革命论”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与中国实情不符，主张在中国应先求得经济的发展，进而才会有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成熟。但他在抛弃托洛斯基主义的同时，又倒退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其次，从借鉴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维度来看，陈独秀在武汉会战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经验进行深入思考和重新审视，他认为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14] 因此，他认为，经济条件不成熟，即使在名义上建成了社会主义也不会走出资本主义范畴，实行社会主义决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包含资本主义民主内容且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层次的民主。[15]

　　再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维度来看，陈独秀抗战思想的嬗变也反映了中国国情的特殊复杂性和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艰难性。经济文化极度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本是一个脱离了人类历史发展正常轨道的畸形社会形态。是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先进人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条件成熟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走别的什么道路？这是困扰中国几代人的极为艰难复杂的历史课题。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几次曲折，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再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又对托洛茨基主义及其“不断革命论”由怀疑到抛弃。当他重新考察了中国国情，特别是重新估价了苏联经验后，感到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民主；苏联经验证明，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没有民主，就不能称其为社会主义。于是他反对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提法，主张在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为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做准备。

　　不可否认，陈独秀关于中国出路的论述，确有许多真知灼见，如他敏锐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有值得继承和借鉴的地方；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的民主，以及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但他片面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过分强调民主，甚至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无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下，中国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充分发展资本主义，进而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错误地推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遥遥无期的未来。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科研人员、法学硕士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