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新青年》创刊，陈独秀提出了“科学”与“人权”的口号，指出科学和人权：乃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动力，如同鸟之两翼，舟车之两轮。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科学，便是后来所说的“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
在陈独秀诞辰130周年的今天，“民主”与“科学”早已是文明社会广泛认同并尊重的两位先生，具有普世的价值，科学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都是毋庸置疑的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也系统地提出并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思想。
然而，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如火如荼的过程中，我们却忽视了“民主”这个主心骨，没有认识到“民主”是科学的方法论，不仅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民主”本质上还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主”是科学执政，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前面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人民）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和门面语。
——陈独秀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
民主本质上也是科学，是社会科学，是科学执政的基础。
“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客观事物。科学的对立面是专制独裁，主观臆断，迷信盲从，愚昧无知，简言之就是蒙昧。因此，“科学”最核心的内涵，是指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并不是指现成的科学理论学说，这种“科学”概念，才是最符合科学本质的正确概念。
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内涵，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再被理解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而是变成了现成的学说体系。科学精神没有了，科学方法论缺少了，这种认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流淌演绎出的辨证有机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启迪现代社会科学：民主是显示人类道德的“人文科学观和政治方法论”，民主乃自然道法地取舍人类德行。人文精神社会风尚与物质享受经济发展并行不悖，民主是实现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循天理人道，顺天应人，使“道德法律辨证有机体”能够健康成长、良性循环的必要途径和现代社会科学。善于总结古今中外的先念，并具体地应用于社会实践，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科学性。（僧藏玉《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流淌演绎出的辨证有机体》）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提出了“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概念，并断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936年，陈独秀在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后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是：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指导下，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和一切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本质上反映“科学”的最核心的内涵，体现的是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论。
胡锦涛强调科学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提出要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努力使我们作出的决策，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民主”是大智慧，是科学发展的智力因素
一国非民智大开，民权牢固，国基总不能大安。徒只望君明臣良，那明君良臣活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是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
——陈独秀《十四年共和》（《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
“当前的复杂局面，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智慧能够解决的，所以多一分民主，就多一份智慧。”这是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在两会期间接受访谈时所说的一句话。“多一分民主，就多一份智慧。”一位官员能够悟出这样的道理，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清醒。
民主是集思广益，蕴含着深刻的群众路线原则。每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再高明的政府也不可能单靠执政者自己的智慧，就能制定出科学的行动方针，他应集中群众的智慧，遍采众人之长，因为群众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最有发言权。其次，在某一具体问题上，也要广开言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考虑一种方法，而要围绕这一问题，充分听取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措施，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进行利弊比较，选择最优方案实施之。从这个角度说，这也是决策民主化、决策科学化的体现，这些都是执政者须臾不可离开的致胜法宝。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不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人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只有“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凝聚人民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吸纳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各党派的杰出人士，专家云集，群英荟萃，成为“人才库”、“智囊团”。实践证明，民主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激发全民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民主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
民主就是锻炼党的思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民主执政中调动全民族的智慧，民主决策，推动人民的创造力快速成长，消除腐败和社会不公的生长环境，消除当官发财观念和人民公仆蜕化变质的条件，运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使得社会生活更健康、更节俭、更有活力，实现人文主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实现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应该说，民主是一种极高明的大智慧，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民主”是凝聚力，是科学发展的动力
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
——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王存兴同志的文章《民主是一种很高的智慧》，提出民主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通过全民公决产生宪法，它的公平性得到了保障，同时得到大众的认可。宪法的权威性是稳固的。
2、 通过自由选举，大众可以选择能够代表他们利益，或者更优秀的人代表他们行使权力，同时，通过弹劾，可以对官员进行罢免。这是对官员最有力的监督和制约。
3、 言论自由不但可以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而且可以把社会中的各种利害关系及时的暴露出来，有利于在公开的辩论中得到“化解”，其实这是一种微观的社会协调方式。
4、 结社自由，这样共同利益或者共同信仰的人可以形成不同的团体，可以以集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可以预防一个集团或党派的做大，维护了社会各种力量的均衡。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性。
这篇文章，还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现代民主不可取代的社会作用：现代社会的特征是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的来源已经不是简单的土地生产，而是变成了创造和交易。现在世界的财富70%多是创造的结果，资源的比重不足30%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如果不能有效地协调社会个体或群体的利益关系，保障社会的公平和个人权力，冲突就会更见频繁和激烈。人们不但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潜力，而且会因为内部争夺的而消耗大量精力，并且可能爆发社会的全面冲突甚至暴力革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
一个不懂得民主智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们不懂得社会利益的协调方式，他们跳不出内部争斗，内部破坏的怪圈。同时，他们无法打开通往创造——交换的财富增长的途径。
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保障。
表面上，有人担心民主会影响党的领导，影响稳定发展，实际上是担心民主会影响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73页)
“民主”是依法执政，是科学发展的法制保证
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青年杂志》第一卷 第四号）
现代意义上，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法制或法治，与民主本为一物。可以说，民主与法制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前者是灵魂，后者是载体。没有民主，法制便是“行尸走肉”；没有法制，民主便是“孤魂野鬼”，无处附着，名有实无。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而这保护神的灵魂就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依法执政，就是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邓选精装2卷322页）社会主义不仅要把经济搞上去，而且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如何做到这一点，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主要靠两条：一要在经济上进行改革，二要在政治上发展民主，使我们的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并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来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946年7月，黄炎培先生在延安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过，能否找出一条新路，跳出“政怠宦成”、“求荣取辱”、“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延安归来》 载于《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民主”是权力制衡，是反腐败和科学发展的利器
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
——陈独秀《答傅桂馨（孔教）》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是胡锦涛同志在访问美国时多次说过的，其涵义不仅深刻，而且“覆盖面”还很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专攻“国民心态·反腐败研究”的邵道生同志在光明网撰文《没有民主反腐败就不会彻底》，分析了民主对于反腐败的重大意义：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为什么会发展、泛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家长制”又开始重新复活了，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民主少了一点，“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了“绝对化”，变成了“一言堂”，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也就变成了“第一把手”的“私家领地”，在一些地方、部门“第一把手”居然变成了“第一霸首”，在这种态势下谁敢监督？谁能监督？谁会监督？于是党纪国法就只能成为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第一把手”装饰门面的道具了，在这些部门、单位是没有民主可言的。
邵道生同志进一步指出：当今中国社会反腐败的力度大不大？不仅大，而且很大。中国对腐败官员处理厉害不厉害？不仅厉害，而且很厉害。中国反腐败的机构、人员多不多？不仅多，而且很多。中国的党纪法规严密不严密？不仅严密，而且非常严密。然而腐败现象仍是层出不穷，腐败官员仍是“前赴后继”，广大人民仍是不怎么很满意。什么原因？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反腐败有一个不足之处：即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单纯地依赖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反腐方式，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上头让你反什么你就反什么，不让你反的你就不能一点不能碰，结果是反腐职能部门忙得“四脚朝天”，非职能部门的人往往就只能当“看客”的了。所以，腐败和民主是成反比例的，民主越少腐败就越多，腐败越多民主就越少，高度集中的、缺乏监督的权力是催生腐败的一个源头。
他还举例说：谁都知道，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有一段时间我们社会舆论监督与腐败形势之间成反比例发展趋势。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腐败发展的高峰期，从理论上讲这是最需要舆论监督的时期，然而实际情况呢？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来说，“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新闻调查》在“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为什么越需要舆论监督时舆论监督反而“软弱”了起来？我想，主要原因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势力在“压制”着舆论监督，它们不喜欢民主，不喜欢大众的舆论监督。
最近曝光的重庆黑恶势力，震惊中外，涉案官员甚至包括司法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检察院副检察长、高级法院副院长及执行局局长等大量执法、司法人员，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已经到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地步。为了攫取非法利益，黑恶势力不惜使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对“被侵害人”的掠夺甚至残害，无所不用其极，丝毫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连清朝皇帝都不能容忍”（薄熙来语）。掠夺者肆无忌惮，反抗者也就同样没有底线，从各地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可以看到，这种矛盾的激化相当突出。
“重庆打黑”给我们太多的启示，也将引发更多的思考：如果我们的社会具备基本的民主监督，黑恶势力能如此长时间的存在，能嚣张到如此程度？重庆是这样，相同体制下的全国其它地方呢？又如何从体制上、根源上消灭黑恶势力、消灭官匪勾结，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和稳定呢？黑恶势力、官匪勾结、官商勾结的根源是民主监督、民主机制的缺失。
从广义上讲，民主是一种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治理中，以尊重人们的平等权利和多数人的意志、利益为原则的制度和机制。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外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必须攻克的难关。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民主”是良性循环的血液，是社会有机体健康的保证
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７卷１号）
社会有机体论是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种重要理论观点。代表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俄国社会学家P·von 利林费尔德、德国社会学家A·舍弗勒等。
斯宾塞从生物进化的基本原则出发，并在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充实，验证和肯定了这一基本原则，然后把它扩展到社会领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体系。他认为社会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这两种有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斯宾塞还将社会及其组织比拟为人的集体。人体的生存要有营养、循环和调节3个系统，社会的生存也依赖于相应的3个系统：社会的工业组织向社会提供必要的产品；社会的商业组织，像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样，把营养输送到集体的各部位；以国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组织，像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调节各部分，使之服从于整体。据此，斯宾塞又将社会中的人分为3类，即从事生产的工人、农民，从事流通的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以及政府的官员和管理人员。这3类人互相合作，各司其职，保持平衡。如果破坏了这种平衡，就是破坏了社会有机体。
现代民主是一个有机的权利制衡体系，从而维系一个强大的健康的社会机体，它是一套政治科学体系，大量的事物都由公民自己管理，或者通过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只要依法而行，政府决不干涉。大得不能想象的自由空间，等着你去挥洒、描绘、建构。它尊重人权，人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只有民主才能保障这些权利，换句话说，只有在民主之中，人，才是人，从而每个个体实现自己的价值，再作为健康的细胞，为整个社会机体做出贡献。
和谐社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有机体良性健康发展的表现，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调适与共生，冲突中包含着统一，差异中实现多样性，在平衡中促进社会有机体稳步健康的发展。它要求依法保障公民的民主，依此促进全社会的争鸣与对话，实现社会不同层面的协商和沟通，而不是只允许存在单一的声音。民主与和谐社会存在着积极的共生关系，主要表现为：夯实政府的合法性；充实社会的和谐因素；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
早在古希腊文明时代，雅典公民由于有了较多的民主权利，因而发挥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保卫国防、国家管理、官员监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增强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民主政治也保护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小生产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国家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再加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来雅典，以及鼓励公民们积极参加文化活动，促使雅典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繁荣，哲学、文学、建筑等成就均居当时世界前列。城邦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列宁曾把古希腊国家如雅典视为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主要也是由于它的民主政治。
综上所述，民主是人类千百年来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民主体制是正反两方面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改造，“民主”是科学执政，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民主”是大智慧，是科学发展的智力因素；“民主”是凝聚力，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民主”是依法执政，是科学发展的法制保证；“民主”是权力制衡，是反腐败和科学发展的利器；“民主”是良性循环的血液，是社会有机体健康的保证。近期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我们离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未如此接近。30余年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发展中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陈独秀说得好：“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著作选》卷一，第443页）此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党的前五任总书记说的话，值得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每一个中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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