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党的第一位总书记，也是少数经过30年代还幸存下来的中共领袖之一。

1920年8月17日，在苏共的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由陈独秀领导的5人革命局，其成员是魏金斯基同志和4名中国革命者。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1921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和13名中国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一、陈独秀被免职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仅党的活动经费几乎完全依赖苏联，还要处处接受苏联的领导和指挥。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随着共产党势力在国民党内的壮大，莫斯科欲把国民党变成“人民革命党、工人党”。鲍罗廷遂在国民党中逐步清除异议人士，此举引起蒋介石等人的不满，导致“中山舰事件”。1927年3月，苏联要求中共中央采取“坚决方针”，在国民党内“实行排挤右派方针”，“逐步自下而上撤消他们的领导职务”，有鲍罗廷参加的武汉政府会议更下达了逮捕蒋介石的密令，最终酿成“4.12事件”，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

陈独秀对苏联的政策并不认可。他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应该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宣言》，主张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6月，陈独秀解散纠察队，正式承认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地位，要求工农武装要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

苏联无法容忍陈独秀的一意孤行。1927年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派两名代表到长沙，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易礼容等人想不通，认为陈独秀没有叛变，又没有退缩，于是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苏联代表旋即回到武汉。在8月7日举行的“八七会议”上，苏联代表指责湖南省委“代表地主阶级”，撤消了易礼容的职务。陈独秀当时也在武汉，但共产国际不许他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以缺席审判的形式，以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罪名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二、“中东铁路”事件后，陈独秀成为反革命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联政府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但却迟迟不兑现诺言。1929年7月，张学良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决心向苏联收回“中东铁路”。苏联反映强烈。斯大林宣布对华断交，并命令苏军在中苏边境黑龙江吉林段集结。1929年8月14日，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开始，张学良部试图遏止苏联进攻，但被苏军击败，东北大片领土被苏军占领。

“中东铁路”事件期间，苏联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予以积极响应。1929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7月31日，《红旗》发表文章，号召广大群众“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动员人们“到街上去”。8月1日，中共组织了1800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并且发动7000名工人举行罢工。但苏联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仍要求中共中央“更加大胆地开展保卫苏联和反对压迫中国劳苦群众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日常群众性运动”，“在作坊、工厂、协会、俱乐部、农村、庄园和学校举行的每次会议，最后都要作出决议和选出委员会。委员会的名称可以各种各样，如‘保卫苏联委员会’、‘苏联之友委员会’等”。

陈独秀的立场与苏联和中共中央本无不同，他只是不同意中共中央以“拥护苏联”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他认为这只是“说教式地”、“超群众地”、“单调地”宣传世界革命的大道理，而不是根据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来唤起群众。陈独秀认为，首先应该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然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这样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于是，陈独秀向中共中央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开始了中共中央与陈独秀之间关于党的宣传口号的争论。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对此非常不满。共产国际远东局认为，陈独秀不同意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实际上就是不同意共产国际的宣传口号。在远东局的一份决议中这样说：“陈独秀同志表达了最右倾机会主义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观点”。

陈独秀由于对共产国际不满，开始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主张，成为党内“反对派”。1929年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璠任常委，吴季严任秘书长。这是继“我们的话派”后，中国出现的第二个托派组织。

苏联共产国际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托派组织在中国发展。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库丘莫夫提出：陈独秀“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1929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党在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10月中下旬，江苏省委起草并通过了《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同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陈独秀与彭述之则联名写信，指责中共中央的政策是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在信中，陈独秀和彭述之公开承认自己是“反对派”，认为中共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陈独秀因此成为“无产阶级叛徒”、“反革命”。

三、陈独秀的结局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罗素、杜威等人都请求蒋介石释放陈独秀，但蒋介石不为所动。最后，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1937年，陈独秀提前获释。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心灰意冷。他不仅拒绝向中共中央认错，还拒绝了蒋介石让他出面组织“新共党”的建议。他先后客居武汉、重庆，最后隐居江津，行事低调，转向了自由主义。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逝世于于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