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关于北伐，陈独秀是这样分析“所犯的错误”的：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 2011年06月30日5版，作者：李颖，原题：《革命危机时刻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二）》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党员人数已经比四大时增加了很多。会议进行时台下的座位都坐满了。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报告共分11个部分，即：“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

陈独秀在报告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系统阐述了党在这些事件中的策略方针及其得失，尤其对诸如三二○事件、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三二○事件，陈独秀说：“三二○事变发生的原因虽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阶级矛盾。”“在这个时期，党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首先，我们党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是，我们当时应采取进攻的策略。”“然而，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对此，陈独秀表示，支持党中央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并为此进行了辩解。他说：“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

关于北伐，陈独秀是这样分析“所犯的错误”的：

（一）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二）我们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

陈独秀在报告中还特别详细批评了“不很健全”的中央工作。他说：

……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志批评了组织部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职工委员会委员当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职工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工作。农民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委员划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没有做任何工作，而现在都聚集在武汉，开始了工作。他们已讨论了土地纲领。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按期出版，并且翻译了十多种书籍。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妇女委员会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数量，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职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连通告也没有发过。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其实，对中央机构的不健全，许多人都有同感。王若飞就曾批评说：“当时中央组织机构极不健全，最重要的中央组织部根本无专人负责，甚至连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陈独秀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均实行其家长式的领导与机会主义的领导。秘书处是他下面的主要工作机关。”他还说：“应该承认我在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地信仰执行。自己应当负一部分很大责任。”

总之，陈独秀的报告是平铺直叙的，对于所有上述问题，基本都是一带而过，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是他提出的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没有详细讲明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自我批评，更没有说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在一定压力之下的被迫表态。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和轻描淡写的。

陈独秀的报告反映了党对蒋介石的叛变和汪精卫的动摇，缺乏必要的革命警惕，主张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对小地主让步，并同小地主联盟。报告对土地问题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提出坚定的革命政策。对于革命发展方向问题，他说：“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这样，就肯定了“西北学说”。

陈独秀还在报告中汇报了党内目前的状况。当时党员总数是57967人，地区分布情况是：

湖南13000名，湖北13000名，江浙（包括上海）13000名，广东9027名，北方地区3109名，江西3000名，陕甘388名，山东1925名，福建168名，满洲（包括沈阳）380名，北满137名，安徽233名，四川200名。

党员成分：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

男党员占90％，女党员占10％。这说明中共四大以来，由于革命迅猛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很快。中共五大时的党员人数与中共四大994人时相比，增加了57倍多。

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非常不满意。会议休息的时候，绰号“大口”的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着说了“糟糕”两字，表示对陈独秀的报告的不满足。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任弼时、张国焘、维经斯基、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等纷纷发言进行批评，会议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陈独秀报告后的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O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多年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形象地描述了代表们当时看到这本小册子时的情景：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意见，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因此，他系统地研究了在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中，党内发生过的争论以及他和陈独秀、彭述之等有有关文章，经过反复考虑，利用夜晚的时间，在一两个星期内，写成了这本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明白表示：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夺取。瞿秋白辛辣地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工匠等小资产阶级，制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之影响，而来革官僚买办阶级的命。”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瞿秋白批评右倾机会主义把领导权拱手送给民族资产阶级。对武装斗争，瞿秋白批评右倾机会主义不愿做军事工作，反对武装工农的错误，他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发展农民武装和工人武装。

据陆定一回忆：“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不让代表们讨论瞿秋白的意见。后来瞿秋白也在大会上发言，他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彭述之也在大会上发言，几乎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他没有讲多久，就垂头丧气地从讲台上下来了。”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会上，一共有38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

蔡和森在五大的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他说：“我们与小资产阶级合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但是现在在五次大会中不应像述之同志把此危险夸张得太厉害了，因为现在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还是将来一点的事。如果现在把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夸张得过甚便是教我们仍然回复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呵。”蔡和森还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三月二十日及四月十二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出席中共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

任弼时称陈独秀报告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还批评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

这位团中央书记年仅24岁，这么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任弼时在五大上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10日，五大后闭幕的第二天，他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会议贯彻了中共五大的精神，同时还继续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任弼时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关于在中共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批判，一年后，任弼时曾经回忆说：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

“湖南农民已经开始自动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湖北农民也有同样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既已不满意于农民的‘过火’斗争，（尤其是湖南军官）更无心解决土地问题。此时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彻底的坚决的政策，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

“当时团中央是赞成国际训令，主张领导农民自发地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就是在这一运动发展中，如有侵害小地主利益的事实，也不能因之而动摇自动没收土地的政策。反对党中央犹豫不决，希望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办法由国民政府明令颁布执行的主张，认为这是自欺的政策。”

“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应当说明的是，在中共五大上，虽然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当时全党对于共产国际的整个的路线，“仍然是异常模糊的”。参加会议的李立三就回忆说：“当时我也是反机会主义的一个，但是对于国际的整个路线实在是不懂得的，并且对于机会主义的系统的思想也是不明白的。”中共五大前，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也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但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