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温故（十七）》之“陈胡的联合战线与核心价值”，原标题为“‘独秀离开北大之后’”

1919年4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大学本科教务处成立纪事》：“理科学长秦汾君因已被任为教育部司长，故辞去代理学长之职。适文科学长陈独秀君亦因事请假南归。校长特于本月八日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务长一人，投票之结果，马寅初君得四票，俞同奎君得三票。马君当选为教务长。惟马君现奔丧南归，未到校以前由俞君代行职务。”

所谓陈独秀因事请假南归，其实是蔡元培等人的善意谎言，他们所要掩盖的恰恰是奔丧南归的马寅初被选举为教务长、并没有南归的陈独秀被变相免职的暗箱操作。

1919年4月11日，汤尔和在日记中留下了陈独秀没有离开北京的确凿证据：“五时后回寓，……途中遇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

在此之前的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就是在汤尔和家里，与浙江同乡马叙伦、沈尹默等人，秘密商定免除陈独秀的学长职务的，其罪名恰好是蔡元培此前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中谈到的“以纳妾狎妓为韵事，……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汤尔和在3月27日的日记中记录说：“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

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在致胡适信中回忆说：“八年三月廿六之会发何议论，全不省记。唯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

蔡元培逝世后，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对于当年的情景另有回忆：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