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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为何能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

  发表日期:2013年11月4日          【编辑录入:多声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02期,作者:肖生,原题:陈独秀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透视

核心提示:陈独秀能够连任五届党的最高领导,决非一种偶然现象,它既不是陈本人的主观臆断所为,也非早期共产党人一厢情愿的冲动,而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局,是他在这一时期真正价值的一种体现。

打开过去的史书,大凡将陈独秀看作是一个反派人物,右倾机会主义的化身,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不一而足。可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的6年间竟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一大是中央局书记,二大、三大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五大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陈独秀处于早期党的核心地位,表面上似乎难以理解,原因谁都不去说。因为陈独秀毕竟后来脱离了共产党,成立“托陈派”,只好用他“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总书记是历史的误会”,等等,加以掩饰,并希图以此表白,陈独秀不该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任总书记无非是中共的幼稚。其实,只要尊重历史而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发现,这种诠释,既缺乏说服力,也是对陈独秀和中共党史的不公正。

一大:建党的头号功臣

近代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为具有广泛社会地位和影响且书生气浓厚的陈独秀提供了足以展现自己才华的广阔空间。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篇,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三件大事。陈独秀正是在上述历史事件中都唱主角,使其名声大噪,并由此确立了他在政坛上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

在祖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青年陈独秀1915年从日本回国后,于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从此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他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抗,他大声疾呼:“要拥护那德先生(即“民主主义”),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即“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把赛、德两先生,认定为能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青年》从民主主义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刊物,影响并培育了整个青年一代,造就了大批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思想舆论界称它是“青年界的良师益友”,毛泽东当年主编的《湘江评论》颂陈为“思想界的明星”、“学界巨子”和“社会精英”。毛泽东回忆《新青年》对他的影响时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还说陈独秀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像毛泽东一样,广大青年学生把陈独秀当做“圣哲”来顶拜。

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思想界激起了轩然大波,早年崇尚法国、美国的陈独秀受其影响,政治思想迅速转向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比较彻底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创办了《每周评论》,鼓吹新思潮,成为指导五四运动的又一面旗帜。陈独秀信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座右铭,他锋芒毕露,敢怒敢言,气势逼人,自然招来反动势力的眈眈虎视。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遭到北洋政府逮捕入狱。这件事引起知识界、教育界的极大震惊,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要求保释陈独秀。7月13日,《每周评论》刊登《怀陈独秀》一首诗写道:“依他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陈独秀9月16日获释后,李大钊11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写道:“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这两首诗,足以表明陈独秀不愧为知识界思想界的领袖。在《新青年》的号召和推动下,“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全国出现了三四百个社会团体和400余种进步刊物。整个五四运动,实际上真正起领导作用的,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左翼。尽管毛泽东后来对陈独秀有诸多严厉的批判,但对于他在“五四”时期的作用却大加称赞,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毛泽东还说: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最早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春,两人初步商讨了组织共产党的计划。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都是讨论筹建共产党问题。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陈独秀对筹备建党做出很大的贡献:其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上海早期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实际上起着临时中央的作用。陈担任上海发起组的临时书记。其二,上海发起组将《新青年》改为公开机关刊物,又创办秘密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陈独秀和李大钊、李达等一起猛烈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党的建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其三,投身于工人运动,大力组织和开展工人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其四,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济南的王乐平(王自己不干,介绍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李汉俊,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湖南的毛泽东,以及在日本的周佛海和在法国的张申府等人,促使各地早日建立共产党组织。其五,主持制定了党的第一个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旗帜鲜明地宣布共产主义组织的宗旨和原则。

从五四运动到建党,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等,都属学生辈份,无缘与年长的老师陈独秀争名位;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董必武、陈潭秋等,名声多限于地区性,信誉和影响远不及陈独秀;真正有资格可与陈独秀相比的,只有党内重量级人物李大钊。应该说,他俩都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思想之锐敏,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但又各有千秋。李转向马克思主义比陈要早一些,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面超过了陈。但总体来看,陈在新文化运动的声望,在思想界知识界的影响,在建党组织方面的贡献,又比李略胜一筹。当时商定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建党的准备工作,嬴得“南陈北李”的美誉,成为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但陈独秀自谦说:“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至于陈独秀当选中共最高领导是否与共产国际有关?濮清泉曾听其表兄陈独秀说,“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笔者22年前访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时,包也提到:“嘉兴南湖会议选举陈独秀当书记是共产国际的意见”。我们目前对此尚未找到佐证,不过共产国际几位代表来华都是找陈独秀,把组党任务交给了他,从这些现象看,共产国际让陈当中共最高领导,似乎也是情理之事。所以,尽管陈因事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仍能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二大:率先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

建党后,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党的一大纲领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奋斗目标,但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主张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要用十月革命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家阶级;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这种企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表明党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应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是党内最早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思想的人。他认为革命大业不能一蹴而就,必须稳进,不可心急,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他在1920年9、10月间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国庆纪念底价值》等文章里就表露出类似的思想。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应共产国际的邀请,出席了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对于中共深入了解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陈独秀率先接受了远东大会的意见,并参加指导了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他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起草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些文字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批判了“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主张,第一次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的思想,提出了第一步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

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远东大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陈独秀为二大起草的《宣言》中,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有了明显的理论突破:不再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首次提出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不再主张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应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再空谈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应依据实际情况,逐步解决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据此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决定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最低纲领;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打倒资产阶级,建立劳农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这是最高纲领。党的二大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陈独秀后来在中共三大致闭幕词说:党的一大时,还没有纲领和规章,党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悬在半空。到党的二大,有了最低纲领和党的章程,从而实际上找到了党需要走的道路。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并且为即将出现的国共合作铺平了道路。

在此前后,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呈现上升趋势,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是,“二七”惨案发生后,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些共产党人对工人运动抱有消极悲观的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是民主革命的主体;主张在一般情况下,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是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在这年4月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出:“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这篇文章连同12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后来被视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陈独秀主张: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由资产阶级领导,并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再进行第二步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的“二次革命”主张,长期以来一直备受指责。这种两次革命的理论究竟错在哪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其要害是把民主革命的胜利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胜利,降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了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插入一个不可逾越的资产阶级专政阶段,隔绝了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但这种思想所界定的中国革命要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包含着“两步走”的合理内核,这同建党时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况且,所谓“二次革命论”观点,也并非陈独秀个人独有的思想,而是全党普遍存在的,代表着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到1926年北伐时,陈独秀未改初衷,仍坚持说:“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三大:为建立国共联合战线摇旗呐喊

党的一大时,曾讨论过与国民党的关系,有赞成或反对两派意见,但没有形成具体决议。陈独秀和大多数党员一样,最初是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1922年4月,他代表中央写信给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郑重地提出异议。后来陈改变了态度,认为两党合作只是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加入国民党。他主持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政策。还应当看到,孙中山向来以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自居,他既需要共产党人这一“新鲜血液”的协助,又不把刚成立的共产党完全放在眼里,反对与中共“平起平坐”。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加入到国民党中来,实行“党内合作”;要么不去建立联合战线。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建立“党外联合”,所以“党内合作”已成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唯一方式。共产国际早已看到这一点,率先向孙中山作了必要的让步。

8月底,在马林提议下,中共召开杭州西湖特别会议。起初陈独秀和其他领导人坦率反对马林的建议,后经马林的劝说,与会者为顾全大局,只好很不情愿地作出让步,接受了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意见,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这是党政治主张的重大转折点。共产党可以利用广东这块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阵地,在国民党内扩大对工人的宣传,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并将国民党左派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以此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这是使党和革命发展的正确选择,否则,国共合作只是左倾空谈。会后,陈独秀在上海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多次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并希图以自己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实际行动来消除人们对“党内合作”的疑虑,但这并未能带来全党的思想统一,党内大多数人对于加入国民党仍非常不满,所以到党的三大会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再度爆发。

三大前后,陈独秀写了很多以国共合作为主题的文章,反复强调:各民主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合起来,以国民党为中心,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并且指出:共产党人不可轻视国民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不可超越现实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这对于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他还批评孙中山国民党历来只偏重军事活动,忽视对民众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的错误政策,强调国民党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民众的宣传上,“万不可单单建设在军事行动上面,造成新的军阀,站在被革命的地位!”因陈的言辞过于犀利,使孙中山难以接受,一时引起孙的愤慨,“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

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月的决议,中共三大于6月在广州举行,主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会上,张国焘等人强调党的组织独立性和政治批评自由,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则坚持西湖会议的既定方针,强调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联合资产阶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又不能公开,只能做经济斗争,而不能做政治斗争,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他明确指出:“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各革命阶级,所以,“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陈独秀等人据理力争,坚持利用国民党来改造国民党的正确方向。经过激烈争论,大会否决了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去,同国民党共同进行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陈认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陈独秀在会上还支持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这种主张虽有忽视党的独立性的弊端,使党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处于从属的地位,但它是在共产党可以公开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广州这一特殊情况下提出的,作为一种策略口号,实不为过。他强调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这是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策略思想的。

党的二大以后,因张国焘搞小组织活动,党内有分成两派的趋势,陈独秀曾一度辞职,马林为此在中央委员会议上明确表态,认为陈独秀“是唯一有领导能力同志”,使其官复原职。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的旨意,使“党内合作”得以在三大会上通过,促成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这是他对早期革命的主要贡献之一,加上共产国际继续支持他,使他得以继任三大的最高领导。三大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为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和大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重要准备。

近年来,学者对“党内合作”的优劣,各执一词。诚然,“党内合作”有其弊端,它束缚了共产党人的手脚,使党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在政权组织、军队武装、土地问题和工农运动等方面,始终处于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两难”选择,表现得无所作为,而当出现矛盾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担心国共联合战线破裂,经常采取右倾退让策略,使革命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这与大革命的失败不无关系。但从总体上看,笔者认为,“党内合作”利大于弊。首先,使共产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由几百人发展为5.7万多人,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其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局面,黄埔军校的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高潮,特别是北伐战争的胜利,都是国共两党在“党内合作”旗帜下共同努力取得的。再次,党在国民党内扩大对工人的宣传,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将国民党左翼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四大:将中共由一个小党带入群众性的政党

三大以后,党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帮助改组国民党,促成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建立。之后,全国出现了南北分明的政治格局:北方是直系军阀统治的天下,革命处于低潮;南方是国民党控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革命蒸蒸日上。中共经过多方努力,使整个工人运动由守势转到进攻。国民党改组后,很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负重要职务,但因为共产党员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模糊了两党的界限,只知道同国民党联合,忽视了党组织的独立性和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使党内右倾思想逐步抬头并开始成为主要危险。1924年5月党召开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初步纠正了三大以来党内不断滋长的右倾偏向,加强党在国民党工作中的独立性和对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

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引起统治阶级阵营的恐慌和分化,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为孙中山北上提供了契机。在中共的支持和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遍及全国;此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少数右派分子时而制造“弹劾”共产党案,挑起事端,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在广州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商团叛乱,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尖锐起来。

陈独秀本来是把资产阶级视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认为国民革命基本上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应充当领导国民革命的角色,并估计资产阶级最后会取得政权。但根据阶级斗争形势的激化,四大前夕,1924年12月陈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得出与前不同的结论:“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这里所谓“督战者”,也就是指导者的意思,显然这时他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转变了过去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1923年5月给中共三大关于“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指示,也是陈独秀转变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正确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以加强对于迅速到来的革命高潮的领导,急切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四大旨在加强自身的阶级性和斗争性,中心议题是讨论发动群众促进革命斗争问题。陈独秀为四大起草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集中表达了他和全党这时对中国革命进程的认识水平。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着胜利”。党的四大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问题;并且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制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即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这是四大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新贡献。

国共合作虽然遇到了许多难题,但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从党成立到党的四大,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党的建设取得迅速发展,共产党员从几十人增加到近千人。四大会上,代表们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大致表示满意,这种评价自然包含了对陈独秀工作的肯定。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党不断纠正右的和左的偏差,使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有了明显提高。这样,党终于走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的圈子,开始形成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群众性政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于是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并把委员会的成员从5人增加到9人。陈独秀的权力无疑增大了,难怪张国焘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

五大:无人喝采,无人替代

1925年3月孙中山的逝世,意味着国共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终结,联合战线的形势变得愈来愈严峻。在此之后,中国革命便朝着两个趋向发展:一方面是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如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两湖为中心的工农运动,北伐胜利进军,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谱写了光辉篇章;另一方面是反革命右派势力的日益嚣张,如戴季陶主义出笼、廖仲恺被刺杀、西山会议派形成,尤其是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使蒋介石的权力极度膨胀,给革命蒙上了阴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在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容忍和利用的妥协方针下,这两种趋势的一次大较量。

党的五大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一方面,党发展得很快,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发展,党员人数猛增,形势要求党的领导力量相应增加,提出新的任务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四面楚歌的武汉政府惊慌失措,中共高层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现象愈益加剧,许多党员情绪低落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全党上下最焦灼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可是,陈独秀在五大的工作报告令人失望,虽然强调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大革命的局部失败,实际上等于把陈独秀推向了被告席位,成为众矢之的。会上散发了瞿秋白写的批评陈独秀和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相当多的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要侧重于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陈对这些批评并不服气,又无奈做了一些自我批评,并同意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对此理解为他已转到了正确的立场上,没有对他做出任何组织结论,仍继续选举他为总书记。这是因为:第一,全党大多数人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缺乏应有的认识;第二,当时还没有形成可以替代陈独秀的新的领导,形势也不允许进行彻底变动。所以新组建的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这样就不可能实行切实有力的领导,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无法改变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五大后,尽管陈独秀继续在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中苦苦挣扎,由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大革命最后是失败了。客观上看,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营垒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反革命联合战线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要强大得多,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使他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对付中国革命。主观来说,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陈独秀虽然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过一些不同的意见,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言听计从,特别是到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错误思想更变本加厉,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求得国共联合战线不破裂而不惜一味妥协退让,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不懂得政权的重要性,要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片面地看重民众运动,放弃了对军队的争取,自动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缴械;不懂得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没有提出明确的土地革命纲领,借口农民运动“过火”来压制农民运动。

但是,我们今天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客观地来认识和分折他的这些错误,还应当注意到:

其一,是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错误。党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各种准备的情况下,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陈独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党虽然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构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妥善解决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所以,在探索过程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是根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在大革命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但到后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严重的右倾或“左”倾错误。他们始终认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主体,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要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无不受着共产国际的制约。有时陈独秀和其他领导人也提出不同看法,但多数被共产国际加以否决,最后不得不执行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反观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没有做过任何自我批评,而是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的身上,只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比较老实地勇敢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其三,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错误。陈独秀的错误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瞿秋白在中共六大谈到党犯错误的责任问题时,指出:应由政治局和他共同负责,包括我自已,不能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但他应多负一些。既便如此,瞿秋白仍认为,五四以来,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毛泽东后来也说:党犯错误不应着重于个人的责任:“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陈的下台,与其说是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倒不如说是苦于共产国际的无奈,共产国际代表提议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批评陈独秀的错误,却不让他参加,在不让他申辩意见的情况下,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更换了新的领导。这也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总而言之,陈独秀能够连任五届党的最高领导,决非一种偶然现象,它既不是陈本人的主观臆断所为,也非早期共产党人一厢情愿的冲动,而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局,是他在这一时期真正价值的一种体现。这种现象,如果说是中共初期“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之下的一种不成熟,那么从根本上也只能说是全党的不成熟,而不应只怪罪于陈独秀个人。况且,他的荣辱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的。我们既然无法否定中共早期历史的发展与成就,那么也就不能否定作为领导人陈独秀的作用与贡献。

悲剧人生的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的早期活动留下浓墨重彩,时至今日,他的贡献和作用仍可圈可点。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既有成功的欢快,也有挫折的烦恼;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闷。真可谓:成也独秀,败也独秀。但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只是成长、发展、兴旺的一段必经之路。从中国共产党80年(以2002年计)来的光辉坎坷的历程来看,陈独秀不过是交了第一次学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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