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包惠僧，来源：资料图）

                                  原标题：迷途知返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一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晦生、包一德、包一宇，1894年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后来，他又当过《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为了生计，曾到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四处活动。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分别在武汉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和《新教育的精神》。在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包惠僧去采访，陈独秀跟他有过两次谈话，这两天谈话深深地影响了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包惠僧是陈潭秋当年就读的湖北省立师范学校的校友，包比陈高几级。在陈独秀离开武汉后，包惠僧跟陈潭秋见面时，大谈马克思主义学问。当陈潭秋邀请他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他一口答应下来。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主要成员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刘伯垂（又名刘芬）等几个人。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1921年春夏之交，包惠僧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包惠僧到广州后，便跟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期间，包惠僧担任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所创办、由陈公博任总编辑的《群报》的编辑。同年7月，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既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又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与陈公博一道前往上海，于7月23日，出席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年27岁。

　　中共“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动员陈独秀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9月9日，在包惠僧陪同下，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渔阳里2号。包惠僧则去了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领导工作。不久，包惠僧担任刚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个部门的部长，和张国焘、李登瀛、李启汉等一起创办《劳动周刊》，包除当编辑外，还负责收件与发行工作。

　　包惠僧待人热情，但情绪易激动，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甚至动手，敢于直言，但不计后果，因此时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包大炮”。

　　1922年秋，毛泽东遭到湖南军阀政府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在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包惠僧办公兼住处住了20余日。他们朝夕相处，十分融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回湘后，包惠僧去了北京，由李大钊介绍，到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后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还兼北京《宪报》总编辑。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罢工惨案发生后，包惠僧被以“鼓动工潮”罪而遭到通缉。

　　二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奉命率教导团随校长蒋介石发动第一次东征，校本部暂时成了真空，学生无人管理。校党代表廖仲恺十分着急，数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周恩来回校主持工作。蒋介石皆回电说，前方战事吃紧，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党代表就破例任命包惠僧做了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黄埔军校在同一个时期，就有了两位政治部主任，前方是周恩来，后方是包惠僧。6月，军校参加东征的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党代表。此时，不但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而且他还兼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这一年包惠僧31岁。

　　1926年9、10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达武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立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召开记者招待会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1927年1月，包惠僧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为著名的反共将军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20日前后，包惠僧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到南昌待命，准备接管中共江西省委军委工作。南昌起义后，包惠僧生了病，周恩来撤出南昌时指示他暂在南昌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在南昌找组织，周还给他写了介绍信。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住了一个多月后才化装逃离南昌，到九江搭船回到了老家湖北黄冈。当时，国民党军警到处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包惠僧在乡下也住不下去了，遂到武昌，武汉三镇也呆不下去，便带着妻子逃到妻子娘家江苏高邮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月，见风声紧，他只得去上海，哪知上海情况更混乱。其后不久，包惠僧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因苦闷、失望，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便自动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三

　　退出共产党后，包惠僧疏远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过去的一些同志。为生活计，他又重操旧业，舞文弄墨，用“亦愚”的笔名撰写文章，靠卖文为生。后曾在上海帮助贺耀祖主编《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

　　1931年，包惠僧借助曾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的这层关系，当上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便任命包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军阶为中将。在军界，包惠僧也算是高级将领，但却没有实权，只相当于幕僚的角色。

　　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

　　抗战期间，陈独秀辗转来到四川江津。1942年，包惠僧不忘旧情，特地从陪都重庆前往探望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还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周济。

　　1944年起，包惠僧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

　　1948年底，国民党在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中共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一片混乱。包惠僧见势不妙，便带着家眷逃到澳门，栖身于远离澳门市中心的僻静小楼，静观大陆时局的变化。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心里为之一振：中共终于胜利了！现在，台北他不想去，北京又不敢去，从大陆带来的钱已所剩不多，坐吃山空，整天要为柴米油盐操心，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要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而流落街头。他整日左思右想，想给自己寻找一条出路。他想到了周恩来。抗战时，周恩来在重庆，有一次周恩来去内政部拜会部长，出来时在大门口正好碰到包惠僧，周向包表示了欢迎他归来的意思。现在，他很想回到当年的中共朋友中去，但不知中共方面对他态度如何？何不打个电话给周恩来，既表示祝贺，又可借以投石问路。于是，他字斟句酌，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时间是1949年10月上旬。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周恩来接到包惠僧的电报，知其有回归之意，当即复电，欢迎他回来。

　　四

　　包惠僧于1949年11月率全家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请他吃饭。董必武告诉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董必武免不了埋怨包惠僧几句：“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包惠僧胆小，当年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想到此，包惠僧甚觉惭愧。其实，包惠僧和董必武私交笃厚。包惠僧本叫包晦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了。由此亦可见，包惠僧对董必武是何等尊敬！

　　1949年12月2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中请包惠僧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见面后，周恩来还是以老朋友相待包惠僧。那天，周恩来跟包惠僧作了长谈，最后周对包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50年初，包惠僧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于同年12月初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包惠僧为内务部参事。

　　1957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给包惠僧安排了舒适幽静的住处，在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

　　五

　　在建国初期的那段时日里，包惠僧基本上处于“隐居”状态。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从“不敢写”到开始跃跃欲试要写回忆文章了。

　　1957年，新出版的第一期《新观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署名为“栖梧老人”。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口吻，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这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外国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

　　当时在国内，只有极少的人才知道这个“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这大概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1990年6月22日访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时，问包夫人“栖梧”两字的含义是什么？包夫人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走过了一大段弯弯曲曲人生之路的包惠僧，晚年生活还是颇为怡然自得的。但在“文革”中，他也未能逃脱厄运，一开始便受到了冲击。

　　国务院参事室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向他兴师问罪。一个拄拐杖的参事，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坚决革命的态度，竟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

　　在扫“四旧”的风暴中，为了不惹是生非，他叫子女将其珍藏40多年的陈独秀早期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投进炉中付之一炬。这可是一批顶级的历史资料！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为之写了前言，拟作永久保存。可这些信却在转眼之间化成了灰烬。惜哉！

　　包惠僧“文革”中大难不死，侥幸逃过了“十年浩劫”。

　　1979年7月2日，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秘老人”，终于寿终正寝，默然辞世，享年85岁。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在其夫人谢缙云女士协助之下，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于1983年出版，全书32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