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两页信札

2013年，拍卖场上出现陈独秀致陶亢德的信札两叶，成交价竟达200余万元，几至一字万金的程度，不免令人咋舌。

眼红耳热之余，且来审读信札的内容。

亢德先生左右：前月十六日平信一、十七日平信二、十八日快信一均于昨日同时收到。中行汇款十元尚未见送来。弟日内即他往，恐难收到了。弟去处尚未大定，俟有确定住处，再行奉闻。自传两次收条奉上，乞检收。此祝健康。弟仲叩。十二月十三日

亢德先生左右：中行汇款十元收到，收条呈上，乞察收为荷。弟日内或即动身赴成都，俟有确定住处，即行通知。《宇宙风》或迁移，以后寄尊处信拟寄亚东汪先生转交。倘定居成都，自传当可安心续写矣。此祝健康。弟仲手启。十二月十五日

此信所云，见汪孟邹兄时乞告之。惟望勿告知他人为要。又白。

注意到信中提及《宇宙风》和《自传》，想来它们便是《实庵自传》刊文及稿费回执。

陈独秀致陶亢德信札

“自传之一章”之由来

《宇宙风》创办于1935年9月，最初的编辑者为林语堂与陶亢德并列，等林语堂翌年8月举家赴美后，编辑者增添林氏的三哥林憾庐，其实大部分编务压在陶亢德一人的肩上。

《实庵自传》属于陶氏发起的“自传之一章”征文。此事原委可从1938年5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67期里的《南迁途中寄语堂：<宇宙风>的现在与将来》的第一节，了解个大概。

语堂先生：

《宇宙风》这把咱们自珍的敝帚，已决定于下月南迁百粤了。这刊物自从你出国之后，我曾像一个小家庭中初做母亲抚育头生儿子那样的一面万分关心，无早无夜全神贯注的看视，一面又以缺少经验，顾问无人而千分担心他的萎弱不寿。幸得憾翁的百般协力，嘘寒问暖，新老戚邻的万分高情，送糖饴[贻]饵，使能日长一日，强健茁壮不亚常儿。八一三全面抗战之前，我敌局势虽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专心一志于他的我，以其将满两岁，日夕萦心者只在于千方百计搜求珍物作庆贺，结果天从人愿，海陆珍物，求得不少——那就是以后陆续发表的多篇《自传之一章》。

不难看出，此文是陶亢德以公开信的形式，向出资人林语堂报告《宇宙风》最近的经营得失，“憾翁”即负监督之责的林憾庐。在信中陶氏着重提及，“自传之一章”的征文目的，是为了庆祝办刊两周年。

说起人物传记的好处，日本学者鹤见祐辅在其长文《传记的意义》（《宇宙风》1937年51-54期，译者“岂哉”又见于香港《大风·风雨谈》以及《宇宙风·姑妄言之》专栏。由于陶亢德几年前翻译过鹤见的文章，又曾任《大风》和《宇宙风》编者，三者同时满足让笔者判断此人即陶亢德）里总结过两点。其一，能得到感化，受到人生的教训；其二是获取知识。而自传作为传记之一种，因真实地传递了传主的所思所想，给读者带来的兴味与知识亦不容小觑。而名人的自传，则在当年的出版界尤其热门。以陶氏的办刊履历为例，《宇宙风》上就连载过冯玉祥的自传；瞿秋白《多余的话》原本有人寄给陶亢德，只因内容过于敏感，陶悚惧不敢发，简又文闻讯力争，遂刊于《逸经》。

“自传之一章”，即便只传递了传主的片段经历，其实也具备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有鉴于此，1935年《人间世》即发表过谢冰莹的《自传之一章》，后来在《宇宙风》也有续篇。无独有偶，简又文所办香港《大风》杂志，1941年刊有柳存仁《自传之一章·我的结婚》。以后的《古今》也多的是汪伪高官们的回忆录，可视同他们前半生的自传。不难揣知，林系杂志的编辑们对自传的兴趣是共通的。如若追根溯源，或许是受1934年李圣五主编《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号发起的“时贤自传”所触发。因与本文关系不大，兹不赘述。

如何向陈独秀约稿

陶亢德当年广发征稿信，我很想找到他发给陈独秀的约稿函，然而“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好在从黄立人所编《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第640页），寻获一封陶氏致船运大王卢作孚的约稿信，抄录于此，望能收“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之效。

作孚先生道鉴：

敬恳者。敝志《宇宙风》半月刊创刊于民廿四年九月，以内容切实近情，颇受各界爱读，期销逾万。去秋为裨益青年，特辟“自传之一章”一栏，先后□[赐？]惠者有蔡孑民、陈独秀、何香凝、陈公博、叶恭绰诸氏，读者称善。先生道德、事业国人共仰，拟求赐述自传一章，或言治学处世心得，或述奋斗努力经过，益我后生，光我篇幅。千祈俯允，万分盼祷。

敬候

大安！

陶亢德拜启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

从信的内容看，“自传之一章”自办刊两周年时发起后,并未昙花一现，而成了相对固定的栏目。信中所提蔡元培，写了《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回忆求学及从教经历，并阐明其教育理念；何香凝所撰《我学会烧饭的时候》，除回忆与廖仲恺在日本留学的琐事外，又涉及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同盟会等大事……而陈独秀所撰《实庵自传》，则是众多名家所撰自传之中篇幅最长者，究其原因，实际上不是一章，而是两章(分3期登完)！

具体来说，陶亢德如何与陈独秀联系，并约得稿件的呢？可参见陶氏《关于<实庵自传>》（《古今》1942年第8期），文章发表时，陈氏刚去世不久。

陈独秀

静尘君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刊《古今》四期）上说到陈独秀先生的自传，认为这部自传之未能完成是一大憾事。这使我记起了当时向陈先生要此自传的经过来。

使我得到独秀先生自传的是汪孟邹先生。他为我写信到南京去作先容。独秀先生那时候还关在南京监狱里，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自监狱寄出，每张信纸上都盖有“江苏第一监狱第二科发受书信查讫”的蓝色印章。信的内容值得一抄：

(上略)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下略)

这封信写于七月八日。到七月卅日，他来信通知我“第一章拟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拟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信上没有提到第三章以次拟为什么，大概是当时没有拟到，谁知结果只有发表了这两章，好似预先知道了似的，也有点奇怪。八月中旬他的两章自传就在炮火连天中寄到了上海。

八月廿二他又来一封信，除关照两章自传中有二处增改之处及“考卷”应改为“试卷”外，还告诉我他“日内即可出去”，并谓“此间小报乱造谣言，请转告一切朋友勿信”，所谓出去，是出第一监狱去，当时全面抗战之局已定，各派团结声浪正高，虽为托派的陈独秀，自然也不好意思让他在第一监狱吃炸弹。九月中旬他到了汉口，来信问自传稿收到否?《宇宙风》能继续出版否？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在抗战文章上了，自传已无心思续写。我呢，虽然要的是自传，但也不能强人所难，更不是不知道缓急轻重，况且在烽火漫天之际，《宇宙风》这刊物能否支持得下去，唯天知道。不过每次去信，总还带一句劝他有暇甚至拨冗续写的话。我不知怎样，总觉得《实庵自传》有趁早完成之必要。

廿七年秋独秀先生去了四川，我则于是年冬离港返沪，此后就音信无通，自然再提不到自传一事。去年我再到香港，曾听到一个陈独秀已抵香港的谣传，东探西听，无从证实，香港地方可说小不小，自然踏破了铁鞋也无觅处。末了想说一句的，是独秀先生写文章的态度。廿六年十一月三日他自武昌寄来一信，答复我的逼稿：

（上略）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富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着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率陈乞恕。

（八一三五周年记于上海）

文中提及汪孟邹转信，恰与本文开头所引两页信札相呼应。又及，其中节引陈独秀给陶的另外的两封信（已收入《陈独秀书信集》），所涉细节更多，能让读者了解陈独秀为什么想写、如何写自传等的成熟思考，尤其在信中陈独秀还态度强硬地表达了自己写自传，绝非为了谋稻粱，因而拒绝敷衍了事。

同是陈独秀的信，倘以珍惜程度论，那两页短札实在算不上什么。

《实庵自传》让人惦念

《实庵自传》发表后深受读者的欢迎，甚至有位读者一直惦记着想读续篇，急切难耐中，向编辑发信质询（《宇宙风》1938年72期）：“贵刊自沪移粤出版，甚表同情。……在沪出版时曾刊有实庵自传，何故中辍，一般读者对该文甚重视，盖以其所代表之意义，不仅只是一个人的历史，实过中国近代一部文化史及政治史，愿贵刊能将全部完全发表。”陶亢德以“编者按”作覆：“陈先生自传，读者常向本刊催索，奈先生以抗战期间必须先写抗战论文，一时不克写无法勉强，只得俟诸抗战胜利之后再求续写矣。”只可惜自传未及续写，陈氏已于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离世，读者和编者的心愿永远无法达成。

由于《实庵自传》格外珍贵，也让陶亢德的朋友金性尧记忆犹新。其例证，见于金性尧为《未能忘却的忆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内容录取自《宇宙风·自传之一章》及《人间世·名人志》）所撰序言。金氏先说明此书编选自《人间世》、《宇宙风》，由于“是看着它们出世和结束的”，自然具备作序资格。诸多篇什之中，《实庵自传》被特意提及：“陈独秀也是北大教授，又是传奇性的人物，在本书中，读来最有兴味而富于性格化的就是他的《实庵自传》。”想来因为印象实在太深刻，此序也以陈独秀的自传作结：

历史需要回顾，本书就不是一本“闲书”，而是现代文化史上一份有意义有趣味的资料集，如果不是陈独秀先生自己写出来，谁能设想他个人往后的十几年行动，却是那位“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所决定的！

《实庵自传》

好事多磨

《自传之一章》成功吸引读者目光的同时，却好事多磨，应了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话。为何这么说呢？请读陶亢德《南迁途中寄语堂》接下来的文字：“……然而正当这期《宇宙风》即将付邮的当口，沪战已启的消息却从往银行取款那位同事的急忙脚步喘气口中带回来了。于是两万馀本刊堆置一室，使我耳闻炮声而兴奋，眼观本刊而伤心。”

订费尚未收到，刊物却已印出，当年的《宇宙风》杂志零售价每册1角，简单匡算纸张和人力成本，损失或达千元以上。不过从陶亢德给卢作孚的约稿信里“期销逾万”四字分析，杂志社虽经重大打击，但因经营得法，短短几月便得纾解，慢慢缓过劲来。

陶无党无派，是个自由职业的文化商人。他很有魄力，曾不吝以高稿酬吸引好的文章。如为争取郭沫若的《海外十年》（首刊于《宇宙风》创刊号），陶亢德一掷百元，作预支稿费（试与陈独秀所得稿费相比较），这笔钱竟占《宇宙风》全部资本的五分之一。

从上面两个实例可见，说陶亢德是出版界王云五式的人物（语见：爱棠《记陶光燮》，《小天地》1945年第4期），不算过分溢美吧。（文/祝淳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