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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秘书绝对不会出卖我

  发表日期:2016年3月6日   出处:《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    作者:叶永烈     【编辑录入:多声

【春节】陈独秀:秘书绝对不会出卖我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4时29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8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27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而言,“享年98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发表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予以转载。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都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消息的。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7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27年共产党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11月13日第一次骑自行车前往上海郑超麟先生家中采访,成了忘年之交,从此多次登门采访,彼此书信往返不断,直至1998年8月5月出席郑超麟先生追悼会,对于郑超麟先生可谓有始有终。

我如期赶往龙华殡仪馆为郑老送行,见到满墙满地都是花圈。表示悼念的,不仅有郑超麟的亲属,而且有中央电视台、中共党史研究部门、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郑超麟的家乡——福建漳平市政府。

我注意到,郑超麟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我不由得记起,1984年10月,我在上海市监狱采访,得知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曾经在那里关押,便决定前往采访这位历史老人。上海市监狱告知,郑超麟虽然获释,而且已经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要采访他,必须持组织介绍信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说明采访理由,这叫“挂号”——不然的话,连你也将成为政保处“关注”的对象!

托派,在中国曾经有过可怕的名声,等同于“反革命”,被称之为“托匪”。记得,我的家乡温州曾经是托派活跃的地区之一。我在温州念中学的时候,我的一位表兄因“托匪”嫌疑受到审查好几个月,后来才终于获释回家。他反复对我说及他的审查结论:“确非托匪!确非托匪!”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托派极其“危险”。

到了1984年,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但是对托派依然“外松内紧”。我对托派的历史进行了研究,这才弄清楚托派的来龙去脉。托派,其实是共产党的党内反对派,其源头在苏联。列宁在遗嘱中,指定当时担任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为接班人,而斯大林却抢班夺权,成为俄共布尔什维克领袖。斯大林极力排斥打击托洛茨基。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游行时,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斯大林从此把托洛茨基派定为“反革命”。当时的中共深受斯大林影响,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内反对派定为托派,也作为“反革命”。

郑超麟作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被定为“托派骨干”,于1952年12月22日被捕,关押于上海市监狱,他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1972年9月28日,郑超麟获释,被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访他时所住的两居室)。

这样,我来到他当时鲜为人知的住所——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缓。

我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几乎与世隔绝。他的福建口音很重,如他自称“一个南腔北调人”。

当时郑超麟家几乎无访客,我的到访使他感到意外。他向我说起自己的身世:

他是福建省漳平县人氏,出生于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1919年他中学毕业,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600大洋,官方给300)。他考取了,当年离乡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赵世炎、李慰农、杨士彬、尹宽等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时,郑超麟是18名代表之一。

1923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赴苏联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4年春,他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主持了他的入党仪式。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此后他参加上海工人的第二次、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的四一二政变。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会后,郑超麟在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

此后,郑超麟追随遭到批判、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担任陈独秀秘书。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40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年底,郑超麟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中国“托派”召开了“统一大会”。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部长。

此后,郑超麟命运乖戾,先是被国民党关进监狱,接着又被共产党长期关押。然而他一直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仰。在陈独秀去世之后,他成为中国“托派”领袖……

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也是“托派”,于1979年6月与郑超麟一起离开劳改营,不幸的是她在获得自由之后不足半年逝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77岁。他们的儿子弗来(郑超麟告诉我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生于1938年,夭折于1945年。

我在郑超麟家的墙上,看到他与妻、儿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下面,是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经历长期的监狱生活之后,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接受我的访问之时,郑超麟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就这样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忆陈独秀、忆瞿秋白、忆茅盾、忆尹宽,等等。他手头还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每天夜里一两点睡,上午八点多起床。天气晴朗的话,他吃过中饭就外出散步。市政协开会,他一般都出席,借机会见老朋友。平日在家,他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

他谈锋甚健,一口气跟我谈四个小时也无倦色。只是他福建口音较重,谈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时,往往要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除了长谈外,他还把一些回忆文章借我参阅,使我对他的身世逐渐了解……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1000多字写了郑超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1000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全文予以了转载。

一次次采访,一封封书信,使我对郑超麟逐渐由陌生到熟悉。

郑超麟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是有一次郑超麟在上海被捕,当时有人劝陈独秀赶紧搬家,以防万一郑超麟供出他的地址。陈独秀却很坦然,仍住原处。陈独秀说:“郑超麟绝对不会出卖我!”

二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儿子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这本《郑超麟回忆录》在当时没有出版,1986年作为内部发行的图书在北京出版,我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见到这么一段非同凡响的文字:“作者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我当时有一种震慑感,一个因“托派”问题而被单独囚禁达27年之久的老人,在出狱后仍公开声明“完全坚持托洛茨基立场”!据告,出版社曾经再三劝告郑超麟,请他删去这段话,他却坚持要在书前写上那样一段“说明”。这使出版社感到为难。郑超麟说,如果不加上那段“说明”,他宁可不出!据说,为了书前要不要这段“说明”,出版社向上请示,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使这本书迟迟不能印行……

三是记忆力极好。比如,我向他请教鲜为人知的朱锦棠其人。他头一句话就说,朱是江西安源人!他说,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他结识朱。那时,郑和张伯简一起担任大会的记录,大会发言十有八九是他记录的。我问,是叫“朱锦堂”,还是“朱锦棠”?他答,“叫朱锦棠,海棠花的棠,不会错。”他还记得,朱是知识分子气质,不是工农分子。中共“四大”时,约30来岁,长得很漂亮。开会时,朱坐在后排。每一次开会,朱都到会。此后,他就不知朱的消息——将近70年前的往事,郑超麟记得清清楚楚。

四是爱憎分明。1988年5月24日,我给他去信,写及:“最近,王克全的女儿王成芳来找我,谈及她父亲的历史情况。王克全去世时,她才3岁。您的回忆录212~213页谈及王克全,她想拜访您,未知可否?便中望复一函。”郑超麟于5月26日即回复我:“王克全,我认识,我的回忆录中两处提到他,除您信中提到一处外,尚有P233和P234一处,我对他本有好感,但他以后做了叛徒,我就没有好感了。对他的女儿尽说无好感的话,是不合中国人为人之道的。还是不见面好。”

郑超麟是陈独秀的秘书,我曾经向他“盘问”起关于陈独秀的种种细节。他略作沉思,回答道:“陈独秀讲一口安庆话,怎么想就怎么说,习惯动作是用手拍脑门;不大讲究衣着,但很干净;长袍、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难得穿西装;烟瘾重,但不抽香烟,而抽雪茄;文章写得快,有学问,但口才并不好……”郑超麟谈毕,笑道,你问这些细节有什么用?从未有人向我问这些问题。我却认为,要勾画陈独秀的形象,他谈的这些细节颇为珍贵。

我为郑超麟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不言而喻,“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道?!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炎黄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杂志,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库”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我把《炎黄春秋》寄给郑超麟。1992年1月26日,他给我复函:

昨收到你寄来的《炎黄春秋》,谢谢!

用放大镜仔细读了大作,很好。比前几年写的那一篇好多了。不褒不贬,只叙说事实,最为得体。

文中所叙事实,几处错误,但都无关大局。例如,我去蒙达尔橡胶厂做工时,邓希贤早已在那里做工,你认为他在我以后才进橡胶厂的。这类错误虽无关大局,但为了避免后人致信为符合事实,我打算一一加以订正,以使大作收入文集时用。

郑超麟晚年,由“冷”变“红”。在1997年,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

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3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97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20世纪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便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

郑超麟在电话中,告诉他的朋友们:“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其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晓方接到爷爷电话,急急从单位赶回家中,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6时,他昏迷,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11天……

郑超麟晚年,所幸晓方极为孝顺,细心照料,才使他如此长寿。我曾对郑超麟戏言:“邓小平比你小3岁,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比你好得多,却先你而去。你郑超麟如此‘超龄’,晓方的功劳‘大大的’!”他大笑说:“邓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闲人’一个!”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

当我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历史自会评说。

所幸的是,我闯入“‘托派’禁区”,由于事先向有关部门“挂”过“号”,总算没有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也正因为我在采访中闯进了种种“禁区”,所以我在历史的“角落”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

本文摘自《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叶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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