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津贴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

作者|郑瑞峰，空军航空大学

缘由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乘船到达上海，之后马林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在李达、李汉俊代表陈独秀向马林汇报工作后，双方谈到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资助以开展党的工作等问题时，马林由于怀着急切改变中国被压迫者状况的良好愿望，加上他感染了苏俄那种“唯我独革”的意识，性格急，高傲且自负，在言谈举止中不免摆出一副教育者的姿态。马林直接向李达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正是这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解放者”面目，在无形中伤害了中国同志的感情，引起李达等人对马林的极大不满。因此，李达在会谈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之间的关系如何，也还得研究，现在根本谈不上工作报告和预算等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而且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绝不应居于领导地位，从而拒绝了马林的要求。马林碰了钉子后，急切盼望能早日与陈独秀会面，以打开工作僵局。

在马林的催促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使各地代表不致因为旅费问题而误会，马林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在发邀请函同时向每位代表寄路费100元，他还多次发函电，要陈独秀回沪参加“一大”会议，甚至派包惠僧到广东接陈独秀到会。但陈独秀因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对此，马林是不满的，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应当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马林参加了会议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31日闭会。陈独秀虽未参加，但由于他的威望和在筹建党过程中的作用，大家一致选他为党的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经费问题。中共成立后，绝大多数党员都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仅收入全无，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而办杂志、搞工运没有一样不要钱。以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筹集，因大会的开支已所剩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不易，使中共中央无法要求各地分担所需费用。于是李达、张国焘将会议情况以及中央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函告陈独秀，请他设法筹集经费，并催促他速来上海就职。

“一大”后，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的阴霾仍未消除。在一次会议上，马林询问李达如何开展宣传工作？如何办党报？李达板起面孔回答说：“没有计划，等陈独秀先生回来再说。”马林虽然很不高兴，但也无办法。当时，张国焘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组织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按马林的要求提出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草案计划在上海设立总部，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立分部，可以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都应参加这一工作，总共预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同意了这个草案，决定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作别的用途。这个计划草案在提交中共中央会议讨论时，李达提出异议，认为工作人员按月支领薪金，可能发生雇用观念的流弊。因此，会议决定对该草案暂不作最后决定，等陈独秀回沪后再做决定。

由于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许多工作尚待进一步部署和安排，加上与上海中国同志间存在隔阂，于是，马林亟盼陈独秀迅速离穗来沪，他坚持要陈独秀辞去在广州的工作，回沪专门领导中共工作。因此，他再次派包惠僧去广东催促陈独秀迅速回沪主持党中央工作。然而，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局总书记后，却不想见马林，不仅如此还对马林表示极大不满，甚至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这是何故呢？

摩擦和争吵

原来，陈独秀刚一上任就从李达等人处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擅自处理问题傲慢专横的作风，而李达和李汉俊所表达的观点其实也是陈独秀的想法，因此，生性倔强的陈独秀立即与马林发生冲突，但在马林翻译张太雷和张国焘劝说下，陈独秀终于同意与马林会面。

一天，在张太雷陪同下，陈独秀与马林首次会面，两人就激烈地大吵起来。当马林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赞助经费等问题时，陈独秀听后很反感，因为在近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中，他经常把军阀政客接受外国列强控制和经济援助斥之为“卖国求荣”、“投靠列强”、成为其“工具”而竭力反对，特别是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对马林说：“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我认为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而且，我们目前也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这样可以免掉中国的无政府党和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马林不悦地说：“陈独秀同志，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张太雷急忙劝解道：“要我说来，全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应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才能进行，我们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的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落后的国家。这和欧洲、苏俄是不同的。我们党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可以不干，但就是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拿起皮包出门就走。

从此，陈独秀一连几星期也不到马林那里，而此期间发生的另外两件事情，进一步加剧了陈独秀和马林间的矛盾。一件是当马林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陈独秀得知此事后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由此，他一再表示绝不再与马林见面，并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二是先前所提到的张国焘为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而用共产国际经费之事，陈独秀得知后大发雷霆：“国焘，你太错了！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工作人员还规定了按月付薪？这不是等于搞‘雇佣革命’嘛？”“我的观点是，所有的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工作。我们不能随便接受任何金钱方面的资助。”就这样，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越搞越僵。恰在此时，陈独秀突然被捕，却使他和马林的关系因此事件出现转机。

谅解和合作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时，法租界巡捕因陈独秀与马林接触而闯进陈宅，并发现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而将陈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党的干部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但巡捕都不认识谁是陈独秀。

在巡捕房登记时，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用了假名。但不久，褚辅成、邵力子因到陈独秀家拜访陈也被捕。到巡捕房后，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的身份暴露。褚辅成、邵力子在身份被弄清后释放。在牢中，陈独秀叮嘱大家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以争取其余人先行获释。陈独秀说，他家里有马林写给他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他打算坐牢，让其他人出去后继续干。陈独秀还十分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第二天，法庭企图追查共产党的关系，认定其余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据理力争，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君曼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由于除了《新青年》之外，所搜去的信件不足以构成罪证，无法定罪。

陈独秀被捕，引起各界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马林闻讯后也毅然挺身而出，运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他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气，打通了从总巡捕到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花重金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由于重金和巴和律师辩护的作用，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出狱后，陈独秀听说马林大力营救的事情，一时很感动，陈独秀原本就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次和马林共患难，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

陈独秀出狱当天，张太雷即来到陈独秀住宅，转达了马林恳切的慰问，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独秀对张太雷说：“请转告马林同志，我一两天后再约他会谈。”并表示将负起总书记之责。这样，以前一切的争执，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27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身份召开中央会议，除决定《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外，会议主要通过了由张国焘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但做了个别修正。主要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也由原规定的每月20元至35元减低到以25元为最高额。会议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特别指出，原则上共产党员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领取最低生活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在会后，有关党员最低生活费的精神以中央通告形式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党员的一致赞成。

会后两天，陈独秀与马林会晤，他们好像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两人互相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这样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此后，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也从未提出异议，陈独秀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共中央会议报告。陈独秀与马林还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便成为经常性的事情了。据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记载，从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1923年前8个月，中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15000元，1924年实际得到活动经费约36000元，1925年至1929年间，从共产国际领到的经费更是不断增多。以后中共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中国革命也得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