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右四）

　　《新青年》创刊后不久，经杨昌济介绍，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等人便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深受其影响。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的日记中记录下了青年毛泽东与朋友的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依旧毫不吝惜地对陈独秀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认为研究室与监狱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他所希望的“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一语，更是成为当时青年的座右铭。在《研究室与监狱》发表3天之后的11日晚上，陈独秀因散发旨在反对北洋军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逮捕入狱，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随后，毛泽东便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意义》，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并宣称“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在文末，毛泽东近乎狂热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为何会如此近乎狂热地崇拜陈独秀呢？这固然与陈独秀独特的个人魅力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源自于毛泽东与陈独秀两个人对于“冲决网罗精神”的推崇，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思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晚清时期，谭嗣同在其《仁学》一书中便提出了“冲决网罗” 思想，以此抨击封建专制，反对封建纲常名教的伦理道德，主张妇女解放、人民应该拥有选举罢免君主等诸多权利。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延续了冲决网罗的思潮， 强调以个人的奋斗冲击封建纲常网罗的束缚。陈独秀认为青年人应该积极战胜恶的社会，而不应该为社会之恶所屈服，亦不可逃避现实。1919年11月14日，长沙赵五贞女士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于出嫁当日用剃刀在花轿内自杀，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毛泽东就此事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上连续发表十篇文章，认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并指出“假使这三件中（指赵所处之环境-引者注）有一件不是铁网，或铁网而是开放的，赵女士决不至死”。这种“冲决网罗”的精神--或可视为毛泽东斗争哲学的萌芽--是毛泽东与陈独秀两个人精神上的共通之处，也是青年毛泽东崇拜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的思想根源。

　　当然，更为重要是，两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与信仰。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五四运动的刺激，陈独秀已经不满足于对抽象的“民主”与“科学”的追求，而转变为对具体的俄国式革命的向往，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演变为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几乎在同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建党初期的经历，他说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正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大革命前后两人的合作与分歧

　　1919年毛泽东等湖南学生创办《湘江评论》刊物后，以此为阵地宣扬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推动了旨在摆脱湖南军阀统治的“驱张运动”的开展，并在年末轰动一时的赵女士自杀事件中抨击封建礼教制度。这一切均受到陈独秀的关注，1920年1月初，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对于湖南青年学生予以高度肯定，他说“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1920年11 月，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於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中共成立之后，毛泽东的才干以及在湖南取得的成绩深受总书记陈独秀的欣赏。1921年12月25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通过湖南劳工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一万多名工人和群众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太平洋会议的示威游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组织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多次受到陈独秀的表扬。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惟独表扬了湖南，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