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改造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题，多年来已有很多极富价值的讨论。然而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又很容易发现国民性改造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题，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歧路。改造国民性，与近代以来启蒙主义宗旨相背离。

冲决网罗：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与西方接触后有了新的因素。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狭义或以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或可推至鸦片战争。其实，传统中国因外来因素发生裂变，大致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晚期，那时中国思想的变动，也早被学者定性为“早期启蒙思潮”，或晚明“思想异端”。侯外庐说：“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七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侯外庐这个看法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资本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发展，以为资本主义尽管发生在西欧，但其影响迅速超越欧洲，向全球蔓延。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据马克思分析，全世界被动卷入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差别只是时间。

根据可信文献，中国很久以来与世界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秦汉帝国开启了此后千年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中亚、西亚，甚至向欧洲一些地方辐射。到了唐宋，特别是宋代，中国不仅是全球贸易积极参与者，而且在全球贸易中占据极大份额。中国的遗憾在于没有随着全球贸易发展引发自身的产业革命，但重视全球贸易的事实，让中国在接纳来自西欧近代生产方式时，并不存在窒碍，或不适。

中国具有重视贸易的传统，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重心在农业，贸易、商业要素受到极大遏制，重农抑商成为历代执政者的基本立场。尽管如此，在中国社会内部很早就孕育着商品经济要素，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这些萌芽一旦遇到来自欧西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不能不因此而变化。20世纪中晚期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为我们重新理解晚明以来社会变迁提供了学理依据。

随着资本主义要素积累，中国社会酝酿着“天崩地解”大变局，具有近代性质的市民运动此伏彼起，挑战权威的政争、清议、公论一浪高过一浪。随着经济生活变化，市民阶层在消费方式上也在变化，渐渐具有打破原来尊卑贵贱等级制度，趋于平等消费的意思。凡此，又对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形成冲击，所谓“异端思想”，其实就是对儒家伦理的抗争。一个最极端例子是李贽。

李贽

李贽的言行，表面上看与魏晋时期“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情形相类似，实际上，李贽的时代，李贽的思想行为，已蕴含有近代因素，从思想异端层面分析，是人性的释放，是对礼教的控诉，是一个全新文化的萌生。

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更新；思想观念的更新一定会促使制度反省。明清之际中国思想之最大进步，还不是李贽式的反叛，而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基于明亡切肤之痛，反省制度缺失。

顾炎武目睹晚明政治动荡，以为“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主张“善为国者，藏（富）之于民”，主张尊重民众合乎情理的私欲，“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这反映了早期有产阶级、新兴市民阶层利益、愿望。

明亡后，黄宗羲潜心研究历史，“常疑孟子一乱一治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研究的结果，以为制度之恶莫过于后世君主视天下为“一人一姓”之私产。

古典中国思想中出现过无君论、乌托邦，但像黄宗羲这样将人类社会的罪恶归罪于君主，在过往中国思想中并不曾见过。黄宗羲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君主专制体制，其启蒙意义，深刻影响了近代谭嗣同。

谭嗣同接续黄宗羲等人，将批判锋芒对准“秦政”“荀学”，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必由之路。秦汉以来建构的帝国模式，原本合乎农业社会的需求，政治上的郡县制、选举制，社会上的宗法制，思想上的儒术独尊，经济上的重农抑商，对待周边的以夏化夷、宗藩体制等，大致合乎中国两千年社会发展需要。不论是蒙元时期的马可波罗，还是明代晚期来华的利玛窦，他们从域外眼光打量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了中国文明的优长之处，甚至有“历史终结”的感觉。

然而到了中国社会有了西方因素，开始向近代转型后，秦制、荀学不再是中国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而是走向了反面，成为中国社会停滞的根源。谭嗣同大声疾呼“冲决网罗”，敏锐且准确看到了走向未来、走向现代的症结所在。

新民与旧民：近代中国是历史没有沿着黄宗羲、谭嗣同指引的方向顺畅走下去，而是挫折连连，进两步退一步。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国文明太丰厚，太悠久，用五四话语说，历史的包袱太沉重。

其实在中西文明刚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对于域外文明并没有后来的拒斥，而西方看东方，也没有后来的蔑视。马可波罗对中国文明的赞美因文本真实性存疑，姑且勿论。利玛窦及其对中国的观察，东西方几百年来并没有人怀疑，利玛窦的观察深刻影响了西方，而他的观察，从启蒙主义眼光看，则具有非同寻常的正面意义。

利玛窦

利玛窦认为：“中国社会实现了人类“哲学家治理”的梦想，“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员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假如利玛窦的描述是历史真实，那么哪里还有谭嗣同的抱怨与牢骚呢？

利玛窦的描述是真实的，谭嗣同的抱怨也是真实的。语境转换主要是时代的变迁。利玛窦时代中国还处在帝制巅峰期，西方发展还没有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而谭嗣同时代则不然。帝制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打击，久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威风，“世变之亟”、救亡图存，成为谭嗣同那代人心中最大的隐痛，因而倡导维新，推动变法，寻找中国走向富强的途径。要实现这个诉求，在那一代启蒙思想家看来，关键在于“新民德”，由此开启“国民性改造”之先河。

“新民德”的说法来自严复。严复1895年指出，中国的富强道路，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严复的“三民主义”一方面为中国富强寻找一条新通道，另一方面坐实先前几十年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以为既有国民性不足以担当走向现代的大任，中国现代化，除了器物、制度层面，还有“人的现代化”。

就其大概而言，在马戛尔尼1793年来华前，在华西人大致沿袭利玛窦的看法，对中国文明抱持敬意，至少以为中西文明可以互补，他们对中国文明也有批评，不过这种批评是基于不同文明背景的善意提醒。但在马戛尔尼、阿美士德（1816年）两个访华使团相继失败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观感发生急剧变化，他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的颓败，而且从中体悟到中国国民性中隐含着根本缺陷。1865年，赫德发表《局外旁观论》，对中国内政外交诸多批评，以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如此困难，主要是因为中国官僚阶层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唯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如此官风民风，焉能远情上达，上令远行？

1866年，威妥玛在《新议略论》中批评中国人“好古恶新，谓政治以尧舜之时为最，外国人考察内外不同之事，惟以此件为独特。”1875年，林乐知在《中西关系略论》中指出，外国人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以一种进化观看待历史，而中国刚好相反，“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是一种以复古为基本取向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差异，“故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敢落后，中国墨守成规而不知善变。”林乐知这些描述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人，严复二十年后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与林乐知的描述极为相似。

启蒙真谛：严复“国民性改造”路径受传教士启发，不过严复并不认为改造国民性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丑陋”，或劣根性，中国人需要更新人生观、价值观，是因为时代在变化，一个与农业文明全然不同的工业文明、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国民、公民，而不再是奴隶、仆役。显然，严复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三民主义”，其价值诉求就是将传统中国引向现代，重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新社会。

严复

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启蒙路径将“秦制”作为攻击目标，严复“新民德”以西方近代价值引导中国，他们的讨论虽然触及传教士提及的中国人负面形象，然总体上并不认为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国民性改造”。到了康有为，情形则发生了变化。改造国民性，培养国民公德意识，以先觉觉后觉，成为康有为自以为是的历史使命。

接续乃师，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一败再败，主要在于国民性，梁启超所谓“新民说”，就是期待中国人洗心革面，从头开始。康、梁以先觉者姿态指责国民麻木不仁、缺少公德，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关心国家前途。他们忘了从孔子到顾炎武的教诲：国之大事，肉食者谋之。政治家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博弈政治，而是博取民众同情，借力民众，进而指责民众愚昧，又有多少道理呢？沿着康、梁思维路径继续演化，遂有陈独秀对成年人彻底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近乎完全放弃了与同龄人周旋。

陈独秀对“新青年”的恭维，意味着他对中国政治整体失望。他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一系列失败后，深切体会中国问题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民不觉悟，不觉醒，普遍处于麻木愚昧状态。因此，他期待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期待将民众从专制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构全新价值观。新价值观标准，就是他在《敬告青年》中强调的六条。革命一再失败不仅影响了陈独秀，而且使孙中山、李大钊、蔡元培、鲁迅，乃至毛泽东等人思想都在变。

孙中山原本对中国人国民程度有过相当高的估计，但在二次革命后也激烈抨击中国人奴性、保守、自我封闭。李大钊将中国人劣根性放到“东洋民族性”　框架中进行讨论，以为麻木、自私、愚昧、不洁、诈伪、奴性、守旧等，除了专制主义、纲常名教影响，主要还是以为东方国家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与近代西方不同。由此，五四思想家渐渐将对专制主义制度批判转换为对底层民众的嘲讽，这一点尤以鲁迅最突出。鲁迅强调他之所以将制度批判转换为国民性批判，是因为革命失败。于是，鲁迅为后世留下了阿Ｑ、孔乙己、祥林嫂等中国人形象，艺术展示国民愚昧无知、自私自利、奴性卑怯等性格。至此，因西方因素进入而引发的新文化运动，从对专制主义批判完全转向国民性批判。

由国民性改造、批判，进而引出毛泽东“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判断，将民众视为教育对象，于是领袖成为社会发展引领者。其实，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素来强调的是“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人民的喜怒哀乐是政治家的行为依据，足以决定政治统治兴废存亡。君行道，民必归之；君行不义，民必叛之。是民众决定统治者的命运，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国民性改造，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歧路，将制度性批判转换为批判民众，从而为20世纪持续不断的愚民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

本文载于《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马勇”微信公众号（mayonghistory）2017年5月29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