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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一个歧路:改造国民性

  发表日期:2017年10月16日   出处:《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2期    作者:马勇     【编辑录入:多声

国民性改造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题,多年来已有很多极富价值的讨论。然而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又很容易发现国民性改造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题,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歧路。改造国民性,与近代以来启蒙主义宗旨相背离。

冲决网罗: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与西方接触后有了新的因素。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狭义或以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或可推至鸦片战争。其实,传统中国因外来因素发生裂变,大致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晚期,那时中国思想的变动,也早被学者定性为“早期启蒙思潮”,或晚明“思想异端”。侯外庐说:“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七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侯外庐这个看法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资本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发展,以为资本主义尽管发生在西欧,但其影响迅速超越欧洲,向全球蔓延。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据马克思分析,全世界被动卷入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差别只是时间。

根据可信文献,中国很久以来与世界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秦汉帝国开启了此后千年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中亚、西亚,甚至向欧洲一些地方辐射。到了唐宋,特别是宋代,中国不仅是全球贸易积极参与者,而且在全球贸易中占据极大份额。中国的遗憾在于没有随着全球贸易发展引发自身的产业革命,但重视全球贸易的事实,让中国在接纳来自西欧近代生产方式时,并不存在窒碍,或不适。

中国具有重视贸易的传统,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重心在农业,贸易、商业要素受到极大遏制,重农抑商成为历代执政者的基本立场。尽管如此,在中国社会内部很早就孕育着商品经济要素,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这些萌芽一旦遇到来自欧西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不能不因此而变化。20世纪中晚期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为我们重新理解晚明以来社会变迁提供了学理依据。

随着资本主义要素积累,中国社会酝酿着“天崩地解”大变局,具有近代性质的市民运动此伏彼起,挑战权威的政争、清议、公论一浪高过一浪。随着经济生活变化,市民阶层在消费方式上也在变化,渐渐具有打破原来尊卑贵贱等级制度,趋于平等消费的意思。凡此,又对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形成冲击,所谓“异端思想”,其实就是对儒家伦理的抗争。一个最极端例子是李贽。

李贽

李贽的言行,表面上看与魏晋时期“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情形相类似,实际上,李贽的时代,李贽的思想行为,已蕴含有近代因素,从思想异端层面分析,是人性的释放,是对礼教的控诉,是一个全新文化的萌生。

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更新;思想观念的更新一定会促使制度反省。明清之际中国思想之最大进步,还不是李贽式的反叛,而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基于明亡切肤之痛,反省制度缺失。

顾炎武目睹晚明政治动荡,以为“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主张“善为国者,藏(富)之于民”,主张尊重民众合乎情理的私欲,“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这反映了早期有产阶级、新兴市民阶层利益、愿望。

明亡后,黄宗羲潜心研究历史,“常疑孟子一乱一治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研究的结果,以为制度之恶莫过于后世君主视天下为“一人一姓”之私产。

古典中国思想中出现过无君论、乌托邦,但像黄宗羲这样将人类社会的罪恶归罪于君主,在过往中国思想中并不曾见过。黄宗羲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君主专制体制,其启蒙意义,深刻影响了近代谭嗣同。

谭嗣同接续黄宗羲等人,将批判锋芒对准“秦政”“荀学”,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必由之路。秦汉以来建构的帝国模式,原本合乎农业社会的需求,政治上的郡县制、选举制,社会上的宗法制,思想上的儒术独尊,经济上的重农抑商,对待周边的以夏化夷、宗藩体制等,大致合乎中国两千年社会发展需要。不论是蒙元时期的马可波罗,还是明代晚期来华的利玛窦,他们从域外眼光打量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了中国文明的优长之处,甚至有“历史终结”的感觉。

然而到了中国社会有了西方因素,开始向近代转型后,秦制、荀学不再是中国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而是走向了反面,成为中国社会停滞的根源。谭嗣同大声疾呼“冲决网罗”,敏锐且准确看到了走向未来、走向现代的症结所在。

新民与旧民:近代中国是历史没有沿着黄宗羲、谭嗣同指引的方向顺畅走下去,而是挫折连连,进两步退一步。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国文明太丰厚,太悠久,用五四话语说,历史的包袱太沉重。

其实在中西文明刚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对于域外文明并没有后来的拒斥,而西方看东方,也没有后来的蔑视。马可波罗对中国文明的赞美因文本真实性存疑,姑且勿论。利玛窦及其对中国的观察,东西方几百年来并没有人怀疑,利玛窦的观察深刻影响了西方,而他的观察,从启蒙主义眼光看,则具有非同寻常的正面意义。

利玛窦

利玛窦认为:“中国社会实现了人类“哲学家治理”的梦想,“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员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假如利玛窦的描述是历史真实,那么哪里还有谭嗣同的抱怨与牢骚呢?

利玛窦的描述是真实的,谭嗣同的抱怨也是真实的。语境转换主要是时代的变迁。利玛窦时代中国还处在帝制巅峰期,西方发展还没有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而谭嗣同时代则不然。帝制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打击,久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威风,“世变之亟”、救亡图存,成为谭嗣同那代人心中最大的隐痛,因而倡导维新,推动变法,寻找中国走向富强的途径。要实现这个诉求,在那一代启蒙思想家看来,关键在于“新民德”,由此开启“国民性改造”之先河。

“新民德”的说法来自严复。严复1895年指出,中国的富强道路,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严复的“三民主义”一方面为中国富强寻找一条新通道,另一方面坐实先前几十年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以为既有国民性不足以担当走向现代的大任,中国现代化,除了器物、制度层面,还有“人的现代化”。

就其大概而言,在马戛尔尼1793年来华前,在华西人大致沿袭利玛窦的看法,对中国文明抱持敬意,至少以为中西文明可以互补,他们对中国文明也有批评,不过这种批评是基于不同文明背景的善意提醒。但在马戛尔尼、阿美士德(1816年)两个访华使团相继失败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观感发生急剧变化,他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的颓败,而且从中体悟到中国国民性中隐含着根本缺陷。1865年,赫德发表《局外旁观论》,对中国内政外交诸多批评,以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如此困难,主要是因为中国官僚阶层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唯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如此官风民风,焉能远情上达,上令远行?

1866年,威妥玛在《新议略论》中批评中国人“好古恶新,谓政治以尧舜之时为最,外国人考察内外不同之事,惟以此件为独特。”1875年,林乐知在《中西关系略论》中指出,外国人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以一种进化观看待历史,而中国刚好相反,“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是一种以复古为基本取向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差异,“故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敢落后,中国墨守成规而不知善变。”林乐知这些描述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人,严复二十年后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与林乐知的描述极为相似。

启蒙真谛:严复“国民性改造”路径受传教士启发,不过严复并不认为改造国民性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丑陋”,或劣根性,中国人需要更新人生观、价值观,是因为时代在变化,一个与农业文明全然不同的工业文明、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国民、公民,而不再是奴隶、仆役。显然,严复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三民主义”,其价值诉求就是将传统中国引向现代,重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新社会。

严复

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启蒙路径将“秦制”作为攻击目标,严复“新民德”以西方近代价值引导中国,他们的讨论虽然触及传教士提及的中国人负面形象,然总体上并不认为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国民性改造”。到了康有为,情形则发生了变化。改造国民性,培养国民公德意识,以先觉觉后觉,成为康有为自以为是的历史使命。

接续乃师,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一败再败,主要在于国民性,梁启超所谓“新民说”,就是期待中国人洗心革面,从头开始。康、梁以先觉者姿态指责国民麻木不仁、缺少公德,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关心国家前途。他们忘了从孔子到顾炎武的教诲:国之大事,肉食者谋之。政治家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博弈政治,而是博取民众同情,借力民众,进而指责民众愚昧,又有多少道理呢?沿着康、梁思维路径继续演化,遂有陈独秀对成年人彻底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近乎完全放弃了与同龄人周旋。

陈独秀对“新青年”的恭维,意味着他对中国政治整体失望。他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一系列失败后,深切体会中国问题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民不觉悟,不觉醒,普遍处于麻木愚昧状态。因此,他期待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期待将民众从专制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构全新价值观。新价值观标准,就是他在《敬告青年》中强调的六条。革命一再失败不仅影响了陈独秀,而且使孙中山、李大钊、蔡元培、鲁迅,乃至毛泽东等人思想都在变。

孙中山原本对中国人国民程度有过相当高的估计,但在二次革命后也激烈抨击中国人奴性、保守、自我封闭。李大钊将中国人劣根性放到“东洋民族性” 框架中进行讨论,以为麻木、自私、愚昧、不洁、诈伪、奴性、守旧等,除了专制主义、纲常名教影响,主要还是以为东方国家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与近代西方不同。由此,五四思想家渐渐将对专制主义制度批判转换为对底层民众的嘲讽,这一点尤以鲁迅最突出。鲁迅强调他之所以将制度批判转换为国民性批判,是因为革命失败。于是,鲁迅为后世留下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中国人形象,艺术展示国民愚昧无知、自私自利、奴性卑怯等性格。至此,因西方因素进入而引发的新文化运动,从对专制主义批判完全转向国民性批判。

由国民性改造、批判,进而引出毛泽东“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判断,将民众视为教育对象,于是领袖成为社会发展引领者。其实,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素来强调的是“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人民的喜怒哀乐是政治家的行为依据,足以决定政治统治兴废存亡。君行道,民必归之;君行不义,民必叛之。是民众决定统治者的命运,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国民性改造,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歧路,将制度性批判转换为批判民众,从而为20世纪持续不断的愚民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

本文载于《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马勇”微信公众号(mayonghistory)2017年5月29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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