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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期间的瞿秋白和杨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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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会址旧景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明确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等。虽然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民主革命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自然难以承担挽救革命的任务。

　　会上，代表们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并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详尽阐述。在代表张金保的回忆里，五大中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

　　在陈独秀做完报告后的第二天会上，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多年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形象地描述了代表们当时看到这本小册子时的情景：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吗？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他在小册子中明白地表示：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但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如关于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并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应该是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在农民问题上，瞿秋白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

　　对瞿秋白的小册子，陈独秀很不满意，彭述之附和着说：“这是见了鬼。”“见鬼”是彭述之的口头禅。他一口咬定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等于似有似无的鬼……”瞿秋白在散会时说：“彭述之承认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只和‘鬼’联合，而不要和人——工农联盟，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供奉给‘鬼’，这真是见了‘鬼’！”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会上，一共有38位代表要求发言。

　　蔡和森在发言中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3月20日及4月12日的大屠杀来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党的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他称陈独秀报告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还批评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

　　这位团中央书记，彼时年仅24岁，这么勇敢而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关于在党的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批判，一年后，任弼时追述道：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

　　“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党的五大前，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也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

　　1936年，毛泽东曾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这段历史：

　　“第二年（指1927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摘编自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