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苏曼殊交往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留学日本，创办《新青年》。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江津，与欧阳竞无常有来往。”

陈独秀与苏曼殊初识于1902年12月日本东京青年会成立大会上。不久，两人考进成城学校学习陆军。1903年拒俄运动刚发生，陈独秀与邹容等人将陆军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剪掉，因此被遣送回国。9月，苏曼殊也由日本返国，先到苏州吴中公学任教，后来听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便赶到上海任该报译员。

由于苏曼殊少年时长期生活在日本，母语生疏，所以陈独秀便成了他的汉语老师，并教他学习作诗。苏曼殊颇有悟性，以至青出于蓝。章士钊曾说：“曼殊的自作诗，得过陈仲甫的指点，有的诗句还可能经他修改过。”邓仲纯则证明：“曼殊的诗不仅像（仲甫），好多是仲甫作的，或改的。”苏曼殊英文很好，将法国雨果《悲惨世界》由英文本翻译成中文本，名曰《惨社会》。译文均由陈独秀润色。12月1日，《国民日日报》被查封，从此陈、苏各奔南北。

1906年陈、苏再次相会。苏曼殊离开上海后，回广州落发为僧，后南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陈独秀回安徽办《安徽俗话报》，又在芜湖办安徽公学。有一次陈独秀到上海，有朋友请他在酒馆吃饭，正在边吃边谈时，忽然闯进一个和尚，陈独秀仔细一看，正是苏曼殊。苏曼殊虽是僧人，但喝酒吃肉，与陈独秀等人无话不谈。陈独秀劝他脱掉僧衣改穿西装，苏坚决不肯；但不久他却穿上了西装，陈独秀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吃花酒不方便呀！”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右四）

1907年苏曼殊赴日本，不久陈独秀也再次到日本留学。这时苏曼殊又结识了章太炎及其弟子。这一时期，革命派内部派性斗争严重，陈、苏都不曾参加，一心埋头苦读。这年夏季，流亡在日本的印度爱国者愿捐出所有旧藏梵文典籍，陈、苏与章太炎等人建议建立梵文书藏处，但因无人支持而无法实现。苏曼殊又想刊布《梵文典》，既可继续学习梵文，也是为了亚洲各国文化的交流。这是二人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和世界语言文字的开始。苏曼殊遁迹佛门，益旁通佛典，对梵文十分推崇，他认为：“文词简丽相俱者，莫若梵文，汉文次之，欧洲番书，瞠乎后矣……盖梵汉字体，俱甚茂密，而梵文八转十罗，微妙瑰琦，斯梵章所以为天书也。”陈独秀也感叹古希腊罗马的典章还有人翻译成中文，却忽视了灿烂一时的印度古梵文文化。章太炎对苏曼殊翻译《梵文典》也很支持，认为梵文“若得输入域中，非徒佛法之幸，即于亚洲和亲之局亦多关系”（章太炎《与苏子谷书》）。陈独秀还为《梵文典》题诗云“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表明他欲有所作为。1907年《梵文典>8卷翻译完成，但出版商要价太高，未能发行。后陈独秀一直保存《梵文典》手稿，相伴终生不离。

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的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开始主张以思想改革人手，从事介绍西方文学，计划发刊《新生》杂志。苏曼殊曾参与筹备工作。陈独秀也写了《论欧洲文学》一文，认为文学可以转移国民性格，改造社会。于是苏曼殊和陈独秀尝试把中国诗译成英文，把外国名诗译成中文。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指出：“欧诗之译，自玄瑛（指苏曼殊）始，而出以五言，辞必典则，仿佛晋宋。”郁达夫在《杂评曼殊的作品》一文中说：“他的译诗，比自作的诗好。”苏曼殊在译诗时，得到陈独秀和章太炎帮助。他译过印度的《沙恭达罗》和英国大诗人拜伦、雪莱的诗。苏曼殊的中国古典诗词基本功毕竟不够好，在翻译拜伦诗的时候，陈独秀出于学习英文之需，就与苏曼殊一起讨论用中国古诗形式来表达拜伦的诗意，并作示范。后来苏曼殊翻译的拜伦诗，经陈独秀润色而出版。

“江南三月噪阳春，胜友联翩六七人。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恩归迈苏程。”这就是章士钊对当年情景的回忆。所谓六七人者，即陈独秀、苏曼殊等一群诗友，其中为首者是陈独秀。苏曼殊的自作诗，也有不少是陈独秀指点修改的。苏曼殊和陈独秀在日本东京同居一室，二人相互学习，相得益彰。苏曼殊向陈独秀学汉字、学诗文，陈独秀则向苏曼殊学英文、梵文。

1909年秋，苏曼殊离开日本去南洋游历，1912年回国。陈独秀也因胞兄病逝于沈阳而回国迎柩归里，以后去浙江陆军小学任教。苏曼殊在这时曾应聘于安庆高等学校执教，正是陈独秀在柏文蔚的都督府任秘书长时，二人时聚时散。“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苏曼殊、章士钊等人又流亡到日本，才得以再度在《甲寅》杂志社形影相依。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后，从第二卷起，即聘请苏曼殊为特约作者。由于这时陈独秀忙于革命活动，二人的交往已不多，志趣也有了变化。苏曼殊仍然是个浪漫的自由主义者，主要从事于小说创作，著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焚剑记》等。而陈独秀则逐渐转向社会主义者。但苏曼殊与陈独秀之交仍最为莫逆。苏曼殊有一首《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诗说：“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这就是他向陈独秀倾诉衷肠之作。因为对苏曼殊的思想和为人最了解的就是陈独秀。面对社会上对苏曼殊有种种误解，陈独秀比较科学而符合实情地分析说：“（苏曼殊）人情世故上实在也是十分透彻的。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点做癫癫疯疯的样儿，以佯狂免祸罢了……他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

苏曼殊一生的朋友很多，但能始终保不渝的，只有陈独秀一人而已。1918年5月，苏曼殊因暴饮暴食而死，年仅三十五岁。临死前，他还托程演生带话给陈独秀和蔡元培，请求筹一笔经费，以备在病愈之后，去意大利留学学习美术。当后来陈独秀在上海被当局逮捕人狱-有柳亚子诗云：“名场画伟惜行严，孤愤佯狂有太炎。更忆圈圄陈仲子，曼殊朋旧定谁贤？”可见陈独秀是苏曼殊生平第一个得力的朋友。

陈独秀诗祝《梵文典》

陈独秀与苏曼殊诗甚多。1907年，苏编译《梵文典》首卷成，即以诗祝贺。此诗初刊于刘师培主编《天义报》。

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

命题数语爱奉一什丁未夏至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生茧缚乌难日，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陈独秀以诗代柬

陈独秀晚年居住江津时，获悉欧阳竞无藏有《武荣碑》帖，十分艳羡，仰慕不已，乃以诗代柬乞予借阅：

贯休入蜀惟瓶钵，

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

老馋独羡武荣碑。

唐贯休善画罗汉、号禅月大师，有诗句“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一‘’。武荣碑，即汉执金吾丞武荣碑，阳文隶书。

陈在江津时，还有联赠太虚法师：“一切无常；万有不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