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陈独秀随着内迁避乱的逃难队伍几经辗转，最后寄居于重庆江津乡下一个姓杨的老乡家里。暮年的陈独秀虽然贫病交加，但他倔强而又孤傲的性格至死不渝，宁可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频频拒绝各种利益的引诱和朋友的馈赠，他死后所遗物质财富唯有一堆土豆。

年关将近的时候，陈独秀前往同时客居江津的佛学大家欧阳竞无家中做客，偶然见到欧阳竞无藏书中的《武荣碑》，顿时为其浑朴的气象所吸引，回家之后还念念不忘，旋即作诗一首记录心迹：

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唐代末年，画僧贯休避乱入蜀，曾有诗句“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自感身世。陈独秀以贯休自喻其晚境凄凉，托足山野，贫病之余别无长物。岁末年初，家家户户杀鸡烹鸭筹备年货，自己行将就木，饥寒不保，但最让他眼馋的却不是这些，而是那本点画凝重、气势开张的汉碑拓片———《武荣碑》。

欧阳竞无看到陈独秀的诗作后，有感于心，随即宝刀赠英雄，毫不含糊地将《武荣碑》送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的书法恰似其人，笔法卓异，不寻常理，更无刻意安排雕饰，往往大起大落，随缘任运而神韵自见。其书法艺术的成就在名家辈出的民国之际也堪称翘楚。

据说还在北大时期，陈独秀敲开了沈尹默家的门，开门见山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刘三，即刘季平，与陈独秀、沈尹默都是朋友。沈尹默这时不仅是中国新诗的先驱人物，还是书法界的大家，面对陈独秀的当头棒喝，只好谦逊地说：“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陈、沈二人从此结为好友，尔后他们经常“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抗战时期，陈独秀与沈尹默同寓巴蜀，虽难见面，诗词唱和亦复如旧。一次，陈独秀在给沈尹默学生台静农的信中写道：“尹默字素来工（功）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沈尹默对此已无以为意，他深知陈独秀直率的为人，也深知二人因艺术的取向和对书法的理解不同，才见仁见智、大异其趣吧。

陈独秀天马行空、不受管束的性格在他的书法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他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陈独秀不愿以漂亮矫揉、甜俗光滑的书法讨好世人，他是一个颇具反骨的人，艺术上亦多有反叛精神，“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这是陈独秀1934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所写组诗《金粉泪》（56首七言绝句组成）的第36首，正是他为人为艺迥异世俗的表白。

（据《人民政协报》熊少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