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一生64个春秋中仅仅去过两个国家――日本和苏联。青年时代他曾五次前往日本留学，主要是为政治避难并寻求真理。1922年11月至1923年1月，陈独秀曾经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一次前往苏联也是最后一次出国之行。此次苏联之行对陈独秀影响很大，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他对于孙中山国民党以及共产国际极力主张的、中共中央即将实行的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针的态度。好么，他为什么要去苏联？在苏联期间做了些什么？苏联之行对他到底有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值得去深入细致地探究。随着近些年来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的陆续解密，我们对陈独秀苏联之行的具体情况才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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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前：纷繁复杂的现实困惑 
　　 
　　俄国（1922年后改称苏联）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发祥地，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早在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就对十月革命的胜利表示了祝贺，并流露出对苏俄的向往之情；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坚定地主张要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自1920年2月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二大，在陈独秀主持下，通过了关于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从此，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便正式成为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中央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其组织原则和管理条例，当然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一切决定。 
　　在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前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已经出现了第一次严重的意见分歧，主要是对孙中山国民党性质的认定和对国共合作的方式问题。 
　　对于孙中山的国民党，陈独秀再熟悉不过了。从20世纪初起，他就在日本东京和国内上海、南京等地，与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甚至中国同盟会的前身华兴会、光复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一直过从甚密。陈独秀本人就是安徽地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岳王会的领袖，但他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同盟会。他参加过安徽地区的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担任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当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时，陈独秀却在上海举起了新文化运动大旗，发起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晚年陈独秀自称一生的经历是“康党――乱党――共产党”，其实这个“乱党”指的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陈独秀自己就曾经是个大名鼎鼎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陈独秀与孙中山也是十分熟悉的老朋友。两人虽然相差13岁，孙中山投身革命的时间也要早些，而且在陈独秀参加革命时他就已经成为举国皆知的革命领袖。陈独秀自幼性格刚强，特立独行，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实际行动和伟大人格十分敬佩，但对孙中山领导下的其他许多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却不愿恭维。故而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许多革命团体和革命党人纷纷加入，隶属麾下，但岳王会的大多数成员却始终游离于同盟会之外，自行其是。不过，身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对陈独秀倒是一向怀有好感，曾经三次与北洋军阀和租界当局交涉，营救过陈独秀出狱。但是，五四以后的孙、陈二人，毕竟只是理想各异、道路不同的朋友而已。毫无疑问，在陈独秀看来国民党只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据杨奎松先生考证，中共成立伊始，陈独秀就早于党内其他领袖提出过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也多次发表文章，提出中共要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为此，党的二大在陈独秀的主持下还通过了一个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当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曾直接向孙中山建议，组建国共两党的党外合作联盟。但是，这些主张和建议都被固执己见的孙中山严词拒绝。孙中山坚持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才是真正革命的党，三民主义才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资本主义才是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国共合作只能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方式进行。这既让年轻的共产党人难以接受，也让渴望中国革命高潮尽快到来、努力维护苏俄远东地区安全的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十分着急。考虑到类似的情况在英国也有过先例（共产国际“二大”期间，列宁就认为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有利于英国革命运动的开展），在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汇报和建议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当时列宁正在患病）迅速作出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决定，而且授予马林以指导中共中央一切工作权力的尚方宝剑。 
　　受共产国际的指派，马林列席并指导过中共成立大会，对中共的成立给予了帮助。在中共二大召开之前，他已于4月下旬回国述职并寻求支持。在回国之前，马林曾经数度向陈独秀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提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马林建议的前提有两点：一是这个只有几十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织如果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其宣传工作的前景将暗淡无光；二是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在内的，集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在内的群众性大党，有着长期的革命历史、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还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不知当时陈独秀是否为此与马林发生过激烈的口舌之争，但马林的提议遭到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中央坚决的拒绝确是不争的事实。为此，陈独秀还曾专门致信维经斯基，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此次马林卷土重来，大权在握，自然是来者不善。 
　　应马林的要求，中共中央于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陈独秀等中共领袖都参加了会议。如今事过境迁，当年在会前和会上激烈辩论的情景已经难以复述了，但最后的结论是确定无疑的――通过了党内合作的方针。综合一些与会人员会后的追忆可以得知，最终还是由于马林搬出了共产国际指示这一尚方宝剑，当然也是出于对共产国际权威性的尊重，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央委员们改变了抵制态度，同意有条件地“暂时支持国民党”。对于陈独秀的这次重要转变，著名学者任建树先生在《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中写道：“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被降服了。” 
　　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共产国际的决定，陈独秀在会后不仅率先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他还发表多篇文章，一律按照马林的观点公开地宣传国民党，由于当时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和崇高声望，因而他在公开场合的态度转变，十分有力地推动了党内其他同志的转变，从而大大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将要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大会。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带着几分向往，也带着几分迷茫，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行程。 
　　 
　　会上：努力阐述中共主张，热情帮助革命青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实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学习目标从法兰西转向俄罗斯，斗争形式从思想启蒙转向政治革命，启蒙对象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李大钊等先进人士和《民国日报》等进步报刊对十月革命及苏俄情况报导的间接了解；二是通过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长期接触和深入交谈而直接获得。特别是第二个途径对陈独秀影响更大，从1920年5月至12月，陈独秀接待了由李大钊介绍从北京来到上海的维经斯基，半年多时间的密切相处，不仅使他加深了对于十月革命的全面认识，而且提高了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因此，在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来华的所有代表与顾问中，陈独秀最为信任的就是维经斯基。以至于在后来当陈独秀与在华的共产国际其他代表发生矛盾和分歧时，维经斯基还曾奉命前来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