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之后，一连串的厄运便接二连三地降落在陈独秀头上。在共产国际的高压下，他不仅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黯然下台，后来又被开除出他创建的共产党。尽管当时强加给陈独秀的罪名既重又多，但是仍有些正直的中共党人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为陈独秀鸣不平，易礼容、王若飞、杨明斋、郑超麟、彭湃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性人物。

易礼容：“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

易礼容（1898~1997年），1921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易礼容被选为中央委员。当他从候选人名单上看到毛泽东只是候补中央委员时，于是断然将选票退还给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李維汉，并声明：“润之（毛泽东）无论如何比我强，这个候选名单不公道，我不参加投票！”随即退出了会场。由此可见此他的性格是何等的刚烈、直率。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易礼容奉中央命令到湖南任军委书记。6月中旬，毛泽东回湖南任省委书记，易协助毛工作。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易礼容代理省委书记。

8月4日，毛泽东刚走3天，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便来到长沙苏联领事馆，以钦差大臣的派头找易礼容、夏明翰等省委负责人开会，中心议题就是要求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此时，在中共中央还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派人陪同的情况下，两个外国人就直接要求一个地方的省委签字打倒自己的党中央总书记，易礼容等人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于是问这两个外国人：“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大革命失败难道要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易礼容等人大义凜然，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在陈独秀理应参加但却不让他参加的情况下，由罗明纳玆直接掌控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进行了“缺席审判”。那两个共产国际代表在八七会议上，气急败坏地诬称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会后，陈独秀的处境更加艰难，易礼容也被撤销了代理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的职务，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

杨明斋：万里赴苏为陈独秀鸣不平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对托派更加严厉清洗与打击，一批批地被开除出党，党內几乎没有人敢反对。然而，此时有一位被周恩来称誉为“忠厚长者”的人挺身而出，对开除陈独秀这位党的创始人表示异议，认为这是极端主义，不利于党的团结。为此，他在遭到中央的斥责后，愤而不平，偷越国境，历经千辛万苦，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说情与鸣不平。

这位“忠厚长者”，就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筹备时期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翻译的杨明斋（1882~1938年），他也是上海党、团组织最早的成员和发起人之一。

共产国际执委会看了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材料后，给陈独秀发了一封电报“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局审查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决定的会议“。但陈独秀拒绝了，他如此强硬和决绝的态度自然使共产国际尴尬和恼火。面对这样的僵局，杨明斋历经千辛万苦的奔波和意欲弥合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决裂的苦心只有付之东流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三大”后，杨明斋和一些党员对于国共合作问题表示怀疑和责难，认为共产国际代表不了解中国情况，因而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为此，杨明斋与陈独秀意见相左，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彼此均不让步，杨因此请求调往甘肃工作。但是，后来当陈独秀蒙受冤屈陷入困境的时候，杨明斋却能不计前嫌，万里投荒为陈独秀鸣不平，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计私怨的博大胸怀。同时也体现了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的人格魅力，能让一个曾经跟他进行过激烈争论的同志甘愿在他蒙受冤屈时奔波万里为他鸣不平！

王若飞：五次为陈独秀仗义执言

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当时陈独秀在汉口却未获准参加，会议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缺席审判”。11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没有让陈独秀参加。参加了会议的王若飞（1896~1946年）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当然要负责任，但错误不应由陈一人承担，而应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负责。”然而，王若飞的正确意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党的“六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参加会议，但被陈独秀拒绝。王若飞替其辩解：“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不让陈独秀参加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愿到莫斯科出席会议是有部分理由的。”在党的“六大“会议上发言时，王若飞心情沉重地指出：“党内潜伏发展的上层同志间意气之争是于党非常有害的，我很痛心我们同志的攻击不向着敌人而向着自己内部，我们蓄积政治经验的人是太少了，敌人已杀了我们不少，我们自己不好再乱糟塌。”王若飞这一席沉痛的竭忠直言，掷地有声，催人泪下……在“六大”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时，王若飞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果敢地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只是可惜没被大会接受。

“六大”闭幕后，王若飞留在莫斯科，准备进列宁学院深造。但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指派他人向考试委员会反映：王若飞“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密切”。王若飞义正词严地表示：“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那样，把责任推给别人。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

1929年底，苏共进行清党。王若飞被扣上“陈独秀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受到很大冲击，险被开除党籍。后来，王若飞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放到莫斯科一个工厂劳动。王若飞因数次为陈独秀仗义执言付出了代价。

郑超麟：“我有权提出抗议！”

1924年，郑超麟（1901~199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他在担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时曾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委派代表省委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

郑超麟对陈独秀是了解和信任的。所以，在有人将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特别是获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郑超麟深感困惑和义憤。他说：“有五六个同志向中央提出抗议，这抗议书署名者有我在內。但我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也不晓得是谁起草的。到中央宣传部去时，潘文育问我为什么提出抗议，我才知道有这抗议书存在，因此并不否认我的署名。我说：‘我有权利提出抗议。’潘文育说：‘你自然可以抗议中央开除那些人有什么不合手续之处，但你在抗议书中应先声明：政治方面，你是同意中央的。’由此我知道这抗议书只提出手续问题，而未表示政治意见。我说：‘我在政治方面也是不同意中央的，我已在自己的支部提出来讨论了’。”

郑超麟认为开除陈独秀是不公正的，错误的，所以他就旗帜鲜明、毫不隐讳地表示反对。即使起草抗议书之事他并不知道，甚至抗议书上的署名也是别人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代签的，他完全可以推脱但他全部承担下来了，至于个人的得失祸福他是在所不计的。

郑超麟在党內直抒己见，并开诚布公地“在自己的支部提出来讨论”，这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行为。然而，“几日以后，我听说我也开除了。我始终未接到正式通知，也未曾看见《红旗报》上发表的通告。”

彭湃：对反对派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

1929年8月24日，彭湃（1896~1929年）、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住处开军委会议。由于白鑫叛变告密，反动当局将彭湃等人拘捕，30日便将彭杨颜邢4人屠杀于上海。

彭湃在就义前代表狱中的同志秘密传出一封信。据周恩来1929年9月14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说，彭湃等在信中“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望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在这寥寥数言中，彭湃专门提到“望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发人深省。

当时中共党內开展对反对派的斗争，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完全是按照联共（布）“肃托”的套路。其中的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彭湃是一清二楚的。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彭湃当然不能说得十分详细和过于直白，只能笼统地通称为“反对派”，连陈独秀的名字都不便明说。但是，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主要是为陈独秀说话的。彭湃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也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只能以建议、希望的口吻委婉地提示中央领导“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可谓点到为止，用心良苦！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句忠言并不是彭湃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彭杨颜邢等的共识。在这牺牲的4人中，彭、杨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颜昌颐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邢士贞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这封遗嘱信是党的几位重要干部临刑之前最后一次商谈党內大事后從监狱秘密传出的共同心声，由此可见他们对陈独秀的看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