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7日，陈平原（左二）、雷颐（左一）、欧阳哲生（右二）等学者应邀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举办的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同台讨论“五四”。

“五四”运动明年将迎来百年纪念，一个世纪前的那群“90后”学生，在1919年5月的第一个周末，究竟是如何走上街头，点燃爱国之火并将其蔓延到全国的？这场爱国运动的发生与延展，又是如何影响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成为几代学人不断对话、不断研究的大事件？它的历史叙述与思想价值，在不同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还将提供哪些精神资源？

2018年9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做客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举办的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围绕“五四”运动与“五四”研究展开精彩的演讲与讨论，并就“五四”遗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话题回答了观众提问。讲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法学家梁治平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刘梦溪、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等出席。刘梦溪先生在开题引言时说，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讨论“五四”，会让他想到戊戌变法，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和戊戌变法120周年，戊戌变法对今天的意义也是一个发掘不尽的话题，而它跟“五四”之间的连接，有很多话题值得探究。

图片说明：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陈平原：“五四”是试金石和磨刀石 我迷恋那种复杂喧嚣和生气淋漓

“5月4日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问题在于我们讲了一百年，具体的口号越来越熟悉，场景越来越生疏，感性的东西越来越少。”担纲主讲嘉宾的陈平原教授，回顾了自己研究“五四”的学术历程，最早进入“五四”是在1982年读研究生时，因为要写一篇《论白话文运动》。此后三十余年，他先后出版有专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与夏晓虹教授合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等。

在演讲中，陈平原分享了自己“触摸历史”重返五四现场的很多细节和发现。二十多年前，他就主张借助大量感性材料重返现场，将“触摸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仅大量搜集当年的报刊杂志、诗文、当事人回忆材料，还带领学生沿着当年游行路线作详细考察。他希望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而最近几年，他将讨论更多地聚焦于“五四”作为“思想操练”的价值，认为五四也是对当代人的一种思想操练：“五四”不仅是历史事件，也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成为时代潮流变化的试金石。

“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陈平原认为，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到后来影响巨大，就好像“五四”一样。之所以“五四”是个可说的话题，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是因为在对话过程中事件本身会增值，也会变形、夸张、失实，比如当事学生、学者所叙述的“五四”，不同时代、不同政治背景下所论述的 “五四”。所有的历史，大到人类文明，小到现代中国进程，都是在变革与保守、连续与断裂、退化与革新的对峙、对抗和挣扎中艰难前行。“五四”之所以值得对话，必须对话，道理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一样，

“我们必须跟五四的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等不断地对话，所以我才会说我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我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五四对我们来说不是榜样，而是磨刀石，是用来砥砺思想和学问的磨刀石。”陈平原说。

图片说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担任讨论嘉宾

雷颐：阐释“五四”一定要嵌入到历史脉络中

作为本次高端讲座的讨论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坦陈，自己与陈平原一样，属于现在少数为“五四”辩护的，不同在于，他认为，现在有些学人否定“五四”，从后现代解构现代，或者从批判现代性来批判“五四”，对年轻学术很有吸引力，需要引起警惕。“我说‘五四’很‘倒霉’，从弘扬传统的方面，他（有人）觉得你不够深厚，从后现代角度他（有人）觉得你不够新潮，这就是‘五四’的问题。”

比较中国近代国家的观念变迁与反传统思想的源流关系，雷颐认为，“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深度、广度甚至激烈程度，都并未超越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时期所提出的问题，此前都被提出过，比如“五四”时期批判中国皇权专制的黑暗历史，批判中国人的奴性，此前梁启超、严复的言辞比鲁迅更激烈，严复甚至说中国人都是奴隶，而且不是雅典式的奴隶，是更严酷的斯巴达式奴隶，由此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宋教仁撰文说国人还不会在民主共和国之下生活，因此只能用人道主义来解皇权专制之毒，用科学来解迷信之毒，这与后来五四提出的“民主”和“科学”很接近。

不过“五四”能够成为一个运动，因为社会变了，时代变了，有学校，有杂志，有白话文，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五四”的研究，雷颐认为，陈平原带领学生“触摸历史”很值得称赞。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要强调嵌入式研究，嵌入到历史脉络中，不能脱离历史脉络去对文本做阐释。

图片说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担任讨论嘉宾

欧阳哲生：“五四”是现代性在中国落实生根的关键环节

同为讲座讨论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也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深学者，他称赞陈平原对“五四”的研究视野宽广，又能发挥中文系所长，从天气、穿着等细节展开历史叙事，其研究著作在海内外影响广泛，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可读性很强。

欧阳哲生认为，“五四”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它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主题，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民主”和“科学”。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应该走民主、科学的道路，而“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将现代性在中国落实生根最关键的一个时刻、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尽管民主和科学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但“五四”发生的这一年，国人对民主共和政体是否适合于中国仍存在很大争论，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横空出世，提倡中国要走民主的道路，要坚持共和，这种声音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分量非常之重。同时，“五四”运动带来另一个重要思潮，是胡适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各能获得其发展，它解决的是个人生存空间的问题，突破了传统社会一个最重要的瓶颈。纪念“五四”运动，从1920年就开始了，但“五四”的历史本事，历史叙述，与“五四”纪念之间，有一个矛盾。当纪念成为一种政治时，不可避免产生某些倾向，为各个党派、不同意见的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人人谈“五四”，但所谈的其实很不一样，就像一千个人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希望回到“五四”本身来谈“五四”，对其做一个学术化的处理。

欧阳哲生强调，“五四”作为一种思想，一个符号，它的象征意义在今天乃至将来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消失，其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展现了现代中国思想的主题，这个主题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篇文章还将继续做下去。

图片说明：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活动现场

随后的互动环节，有观众问及如何看待纪念“五四”与当前弘扬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陈平原援引自己导师王瑶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所说的一句话来回应，“日后对传统研究做出贡献的，往往是当初反传统的人”，他说，胡适、鲁迅、闻一多早年对传统的批判都非常激烈，但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反省、调整、批判的过程，“对传统的温情必须跟对传统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才可能走得更远一点。对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是我们尊重传统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我们不可能做出更好的成绩。”雷颐则将“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与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兴起的“国学热”进行对比，认为胡适在批判传统后提出“整理国故”，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因为中国传统中有精神可以和世界接轨；而90年代的“国学热”更强调传统、复兴国学，更偏重于强调中国的独特性。

梁治平在总结时说，不断对话“五四”，反思中国在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探索，是今天我们仍然要面对的问题。“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节点，所提出的问题不光是民主和科学，还有知识的主体性，中国人的主体性，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解决，需要我们不断去对话，做自己的思考，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

据介绍，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2018年面向大众推出的人文讲座，旨在从艺术与人文切入，深度关切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构。作为该高研院的高级研究员，陈方正、林祥雄、李零、章新胜、王石，陈越光、陈嘉映、陈平原、白谦慎、王学典、黄一农、梁治平、赵汀阳、郑永年、任剑涛、余世存等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专家、艺术家，以及众多杰出人文学者，都将在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卓识睿见。（光明融媒记者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