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升，曾是一位四川渠县籍的国民党将领，抗战时期因对国民党的统治和消极抗日不满，而寓居于成都“劲草园”，醉心于金石书画、园艺和考古。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一至五大的总书记。杨、陈二人分别归属于不同政党，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到一起的呢？又如何成为情谊至深的忘年交？以至于在陈独秀晚年落迫时，杨鹏升竭力给予他心灵的交流和经济的资助，使陈独秀晚年在孤独思想和艰难生活中得到慰籍。这一历史细节，要从陈独秀写给杨鹏升的40封书信中找答案。

忘年“笔交”

   杨鹏升，原名泰坤，别名盖孝、蓬生，号劲草，别号铁翁，1900年出生于渠县平安乡平安寨一个没落书画世家。幼年时，曾在渠县义和乡、黄泥、三汇和达县上学。由于父亲英年早逝家境衰落至贫寒，杨鹏升童年生活凄苦，有时靠采野菜充饥，靠上山采茶卖钱养家，后由伯父收养。但杨鹏升聪明伶俐、勤勉发奋，在渠江边上放牛时，常用树枝在沙土上练字，从此练就了书法、雕刻、作画的功底。他经常帮助乡亲邻里书写对联、雕刻姓名和印章。久而久之，他成了渠江两岸的小文人，同时还结识了不少江湖朋友，也增长了不少见识。1918年，经朋友引荐，他加入家乡的“袍哥”、“同善堂”、“乐益堂”、“一贯道”等帮会组织。

  1919年，杨鹏升离开家乡外出谋业，起初在川军余际唐部江防军总司令部任书记官。由于他的书法和印章雕刻技艺精湛，得到四川军阀头目邓锡侯、杨森等人的赏识和提拔，官职一路升迁，先后在四川各地任职，结识了不地方政要。1922年，在与四川政要的往来中，杨鹏升结识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罗文谟，很快又成为朋友。

  杨鹏升在军阀割据的旧四川发迹起家，一方面接受着军阀和国民党的赏识与提拔，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一方面追求着中国文人的志向，崇拜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与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保持着精神的交流。1923年，他在重庆邓锡侯部当咨议代理军法官时，利用业余时间深读《中国现代文选》，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章炳麟、高一涵等共产党人及先进知识分子的文章十分仰，多次写信表达赞许之情，陈、蔡等人也回信表示嘉勉。从此，相差21的陈、杨二人建立起书信往来，但一直不曾谋面。

  然而在1925年，杨鹏升经罗文谟介绍，最终加入了国民党，官职再次升迁。1930年，杨鹏升得到军阀邓锡侯等人的资助，随日本驻成都领事到日本留学，就学于日本千叶县成诚士官学校步兵专科，同时兼读明治大学文学系。在日期间，杨与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和滨口雄幸有交往，并举办个人金石书画展。由于与日方交往密切，杨鹏升当初对日本心存好感，并未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赴静岗县日本步兵34联队，拜谒队长远藤五郎，表示说:“不幸事件九一八后，中日亲善浓厚友谊气氛日渐稀薄，深感遗憾，我的立场是愿意在日中亲善的道路上努力”，同时他致函明治大学校长松本龟次郎:“中日两国国民同种，应永久共存”。随后，杨鹏升被日本当局宪兵队、警宗局护送回国。

武昌会面

  杨鹏升回国后，据说他通过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举荐，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1932年2月，杨鹏升来到上海，出任国民党第五军司令部上校参谋，9月奉调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上校战术教官，从此开启了他的国民党军旅生涯，再次得到国民党军队的重用，官职一路迁升。

  就在同年的10月，陈独秀在上海的病榻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3年被判刑8年，由南京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押往南京第一监狱（即南京老虎桥监狱）。当时，杨鹏升因身份不便，委托辨护律师章士钊转送了香烟、水果等，并请章代为慰问和护送。章士钊带着烟卷、水果、糖果等物品，到江宁看守所，并随同乘车护送陈到第一监狱。此举，进一步加深了陈与杨之间的感情。

  由于时局和政治原因，经胡适等人多方周旋，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被减刑释放。由于陈的身份特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托派、国民党、汪精卫等采取政治拉拢或金钱诱惑等手段，想极力说服陈为他们所用。性格刚烈的陈独秀拒绝了各界的“邀请”，打算利用文人的方式投身抗日救国，也曾想前往延安寻找共产党。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表示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还将自己起草的抗日的七条纲领转交中共中央，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的回归也做了大量工作。但王明、康生等人却造谣中伤陈独秀，诬陷他是“每月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1984年中宣部发通知指出:“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陈独秀）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最终，在王明、康生等人的干扰下，陈独秀去延安的愿望没有实现。

  南京城沦陷后，陈独秀带着爱妻潘兰珍离开南京前往武汉，后因好友高一涵在武昌，陈受邀前往武昌小潮街居住。这时，杨鹏升正在武昌任少将参议和武汉防空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陈、杨二人见面交流的机会相对多起来。杨鹏升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方周旋，委托朋友给陈更多关照，还为他量身雕刻了一枚阳文印章“独秀山民”。

巴蜀传信

  1938年，日寇疯狂侵略中国，武汉很快沦陷，时局动荡、民不聊生，陈独秀带领家人辗转到了抗日大后方。7月2日，陈独秀拖着病痛的身躯，在战乱中颠沛流离，沿长江逆流而上来到四川的江津，进入陪都重庆。然而，火城重庆闷热高温的气候使体弱多病的陈独秀承受不起，1939年5月27日，他与夫人潘三珍搬到了远离重庆的江津。

  起初，陈独秀在江津居无定所，先后住过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施家院子、聚奎书院、溜马岗邓家院子、康庄等处。数月之后，江津中学教员杨庆余邀请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著，陈又举家从江津城搬迁到20余里外的小山镇鹤山坪杨鲁承旧居“杨氏山庄”——一个偏僻的石墙院。陈独完感叹:“一切均不甚如意，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而已。”在这里，陈独秀总算安顿下来了。

  避开“闹市”，陈独秀以为寻找到了“宁静”之地，而国民党对他的监视依旧没有消停，戴笠、胡宗南等人时常来当说客，但都被他一—拒绝。政治上软禁、经济上拮据、生活上窘困、思想上孤独、心情上郁闷，使陈独秀这位垂暮之人心脏病和高血压病情加重。他仅靠撰写文章赚取微不足道的稿费难以维持生计，他思想绝望、身体崩渍，彻底陷入了绝境。

  杨鹏升，这位忘年交，在陈独秀困难之时，再一次出现在他的生命旅程中，默默地竭力给予帮助，彰显患难见真情。武汉沦陷后，杨鹏升因对国民党统治和消极抗日不满，寓居成都，修建了“劲草园”，醉心于书画、雕刻和金石文化研究。陈独秀隐居江津石墙院，杨鹏升寓居成都劲草园，从此，两人在巴蜀两地书信频传，交心知心，虽未相见却胜似相见。

  从往来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两人情谊非同一般。陈独秀年长于杨鹏升，但他每封信的开关称杨为老兄先生”，称杨夫人为嫂夫人”，落款均为“弟独秀手启"，体现出陈独秀为人的谦卑。书信长则3页，短则数十字，但生死之交跃然纸上。1939-1942年期间，陈独秀写给杨鹏升的信有44封，留存下来有40封信，其中:1939年7封，1940年18封，1941年12封，1942年3封。

  书信中，他们不仅是倾心交心，杨鹏升还从信中得知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艰难，先后6次寄去钱物帮助度过难关，他先后共寄去500元（在当时已是不小数目，陈每月生活开支大约300元），还经常赠其金石书画和夫人画笺等，给陈独秀生活上雪中送碳的帮助。陈独秀是有骨气的文人，别人赠送钱物，他均当面拒绝。杨深知陈的品格，有时以朋友转交的匿名方式给予帮助。陈独秀在重庆治病期间，杨鹏升也时常牵念着这位老朋友，对他倍加关心，愿意帮助他解决医药费。独秀用笺和仲雨用的信纸信封，也是由杨鹏升赠予。可见，杨给陈的关心和照顾已是无微不至。

  第一封信始于1939年5月5日。陈独秀办完嗣母谢氏后事，身体陡衰，血压高涨，两耳日夜鸣响，于是提笔告诉挚友。对于杨的帮助，陈也多次表示感谢，并为其作长诗《告少年》，以示答谢

  成都作为四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日寇实施战略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遭受日机轰炸的损失仅次于重庆。陈独秀得知成都被轰炸的消息后，立即写短信给杨鹏升，希望他收到信后报平安，并在信封背面特意注明:“倘升先生不在成都，即交夫人拆阅赐复。可见，在陈独秀心里，已把杨鹏升当作家人。

  为不让陈独秀有接受帮助的心理压力，杨鹏升也向陈索要字、和文章。陈独秀在身体状况稳定时，也赋诗赠与，完成杨委托的事情。1939年11月11日陈独秀为杨鹏升之妻包和平写诗一首，其诗曰:“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劳君昨日情。可怜胭脂坪上月，不堪回首武昌城。以后，陈又另写诗送给杨鹏升，即:“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友秋。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陈还为杨的亡父写过一篇墓表。

  命运很会捉弄人，已经十分贫寒的陈独秀，在他的石墙院里，还是遭遇了小偷的光顾。小偷入室抢劫，把他唯一的皮袄，还有被褥、书稿（其中包括他亲自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等洗劫一空。更让他痛心的是，他爱不释手的“独秀山民”印章，也在洗劫中丢失。

  陈独秀生活中所经历的、心中所思所想的，都以信件形式告之杨鹏升。最后一封信止于1942年4月5日，这是陈独秀离世前两个月所写。信中他对杨多年的资助表示感谢，称“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当杨鹏升收到最后一封信时，陈已辞世，他在信封背面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于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

  从1939年5月27日到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生活整整3年。在他人生的最后3年里，杨鹏升虽没有机会与之见面，但给予陈精神上和经济上默默的帮助。两人书信频传，见书信犹如见人，情义之深跃然纸上。在陈独秀最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最后岁月，杨鹏升给陈独秀带来极大安慰，这也算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大幸了。

书信辗转

  1949年12月，杨鹏升随邓锡侯等国民党军将领率部起义，策应成都和平解放，在八里庄迎接解放军“一野”入城，在自己的劲草园内接待贺龙，建造解放纪念亭。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西南美专国画、雕刻教授，西南博物院委员、西南文联美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委员等职。杨鹏升一直把他与陈的40韦信视为家珍收藏，然而就是这40多封信件却成为他深陷囹圄的铁证。

  1954年12月4日，杨鹏升由于受陈独秀的牵连而致罪在成都青羊宫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罪名被逮捕，后解回原籍渠县押。杨鹏升被建捕后，一直珍藏着这批信件。为审理案子，渠县人民法院没收了这批书信，并将其存于渠县法院的案审档案中。依据这些书信材料，1960年2月27日，渠县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杨鹏升有期徒刑20年，解送大竹县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1968年，杨鹏升病故狱中

  1980年5月的一天，时任达县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道小组副组长、地区档案局副局长的张全修，得知地区中院在审判杨鹏升案件时，有陈独秀写给杨鹏升的若干信件，并与案件一起转回到渠县人民法院。据此信息，工作人员专程查阅该案件卷宗，但并未发现这批信件。正当工作陷入僵局时，法院同志提供了一个线索，建议大家到法院废弃办公楼里的杂物堆里寻找。果真，在废弃的杂物的底部，这批信件重见天日。

  当年成都公安局第二局开据的案件记录中记录着:陈独秀给杨信件44件及其他各种信件392件。但废弃杂物中只找到40封，有4封遗失。随后这40封信件被转送到中央档案馆保存。1981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将这40封信的复印件分别送给达县地区档案馆和渠县档案馆保存。

1983年2月4日，渠县人民法院根据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撤销了该院在1960年对杨的刑事判决书，确认其率部起义将领身份。1985年12月25日，渠县统战部为其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落实了相关政策，一是更换起义证书，将杨鹏升原军衔“中将高参”加上去了；二是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其子女发放了一次性生活补贴。至此，杨鹏升的政策得以落实。

  陈独秀，这位中共创始人、中共第一至五届最高领导人，从精神领袖到乡野村夫，从活跃的革命者、政治家到思想苦闷、精神孤独的老人，晚年的清苦不只是他的外在生活，还有他思想的孤寂和情感的无助。不过，他有像杨鹏升这样情深义重的朋友相伴和资助，这也是他晚年的幸运。陈独秀当年写给杨鹏升的40封信被达州市档案馆收集并送到中央档案馆，这体现出达州人对党史人物和党史文物的尊重。书信中我们不仅对杨鹏升这位地方历史人物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同时还感受到达州人重情重义的精神品质这40封信更大的意义还在于，有助于党史界、学术界认识和研究陈独秀，尤其是研究他的晚年生活状况及其心路历程，这也算是达州人对党的历史所作出的一份贡献吧。

（史料来源：达州市档案局《独秀山民》和网络）于2019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