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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革命家庭研究述评(一)

  发表日期:2019年12月18日   出处:独秀园    作者:张凯     【编辑录入:多声

[摘要]党史人物群体研究当今已经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对于深化和扩展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党史人物群体研究的一个重要子领域——革命家庭研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方向。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其研究现状尚未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本文意在通过对相关学术著作和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和整理,并加以初步分析,以冀深化对革命家庭的相关研究。

革命家庭研究发端于党史人物群体研究,也是历史学中家庭史研究的一种特殊类型。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更多是把家庭放在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解读。依托于中共党史人物群体范畴的革命家庭研究与前者是有区别的:家庭史研究注重的是家庭的发展变迁,以及从家庭的发展变迁来透视社会的进步;而革命家庭研究则重点放在党史人物的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研究,从而以新的视角和更加有说服力的方式揭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革命业绩和基本经验。相比于前者,革命家庭研究的政治性与现实指导性更强。本文对革命家庭研究现状的初步整合,既是对相关学术史作一个整体性梳理,同时也希望可以通过总结经验,更好地推进革命家庭研究。本文主要以中国知网中有关革命家庭的相关文章为研究对象,将中共党史革命家庭研究的对象大致分为四类,即父子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兄弟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婚姻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以及复合型革命家庭,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父子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研究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不少家庭因亲人慷慨就义而破碎,但其中能够子承父业或者父子两代为革命创建功勋的并不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陈独秀父子、李大钊父子以及毛泽东父子。他们或痛失慈父、或老年丧子。在伦理关系上,他们的家庭是不幸的;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他们的牺牲是伟大的。深化对父子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的研究,有助于发掘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两代革命者之间的传承。

(一)陈独秀家庭研究

对陈独秀的研究学界做得较为全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前苏联相关档案资料的解密,先前强加在陈独秀身上的诸如“汉奸”、“投降主义”等不实评价也得到了纠正。但关于陈独秀家庭、陈独秀父子关系的研究,学术界的成果不是很丰富,内容也多以纪念性的文章为主,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研究陈独秀父子关系方面。

1.关于陈独秀对子女的教育

唐宝林指出:陈独秀对陈延年和陈乔年实行所谓“兽性”教育,给他们很少的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并且不让他们在家里住,以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1]张家康指出,陈延年两兄弟不满父亲对生母的薄情和对自己的严苛,不理解父亲的用心良苦。他们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家庭、不要国家。对于父亲,他们也表现得没有什么亲情,甚至以“独秀同志”呼之。通过对比陈独秀父子少年时期的情况,可以看出其家庭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陈独秀本人一生多半时间没有固定收入,纵然穷困潦倒,也不染指祖辈留下来的遗产;对于自己的儿子们,他也是按照这一方式进行培养,即使在一段时间内生活宽裕,儿子们也是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陈独秀称之为要他们自创前途。[2]

2.关于陈独秀父子的工作关系与亲情关系

张家康指出:在中共党内,陈独秀专横跋扈,有家长作风,而在家中他对儿子们则是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人,以同志、朋友相待。在原则问题上,两兄弟也不徇私情,直接指出父亲的错误。[2]吴晓指出陈延年、陈乔年最初在法国时都信仰无政府主义,对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无政府主义持反对态度,也不赞成陈独秀筹组中国共产党。但当他们经过勤工俭学后,思想发生剧变,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3]黄苇町指出,陈独秀父子均入选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员。尽管陈独秀在五大上依然被选举为总书记,但党内对他的指责是非常严厉的。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延年和乔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然当选,可见他们的能力和威望得到了党内的认可。这与他们留学法、苏,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以及深入社会底层的实践锻炼密切相关。[4]商鸣臣指出,乔年性格随和,与父亲相处融洽,父亲交办的事他都处理得当。尽管如此,陈乔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为此他经常与父亲发生争论。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指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对中国社会性质看法的错误,父子因此不欢而散。等心平气和之后,父子又和好如初。[5]翟长民指出,在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陈延年认为共产党人要提高警惕,“整理党务案”事件中凡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一律保持常态,决不能将名单交给国民党。因此他对陈独秀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极为愤慨。[6]

3.关于描绘陈独秀父子情深方面

黄苇町指出,陈独秀父子是建党早期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心存无私,所展现出的亦师、亦友、亦同志、亦上下级、亦父子的关系,对于探索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4]肖元指出,陈延年完全有条件利用家庭和经济条件,或凭借父亲的名望和地位,过优裕的生活。但是,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救国救民于水火,因此他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一面读书,一面做工自给。[7]

(二)李大钊家庭研究

学术界对于李大钊的研究比较全面,主要围绕着李大钊的理论贡献、革命事迹,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早期发展等著述很多。其中对于李大钊家庭的描写也涉及了一些,但专门论述的很少,大多是见诸于其妻、子女的回忆

1.李葆华研究

陈静专访了李葆华。据李葆华回忆,李大钊在世时工作很忙,但对子女的教育从来没有松懈。他把子女送到不沿用旧教育制度的孔德学校去读书,还常请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到学校讲课。李大钊曾应邀演讲过“今与古”,其中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8]在李星华的回忆专著中也见到这样的文字:“父亲经常教我们唱歌,最初他教的是《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当然他为了防止警察和暗探的窃听,只能低低地唱。他的声音是那样低沉而有力,仿佛他体味着歌曲里蕴藏着的为了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力量,并且要用它来感染我们。”[9]

2.李大钊对子女共产主义信念的培育研究

陈静指出李大钊子女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共产党的认识正是在其教诲下,潜移默化,逐渐地被认识、接受,并深深地埋藏在心中。这就是他们所以能历尽生活的磨难,仍矢志不移地献身革命事业的巨大的精神源泉。他们一生虽平凡,但更显示出共产党员的风采,这是李大钊家风的延续。[8]

3.李大钊革命家庭参加实际斗争情况研究

宋霖在文章中谈到李大钊父子参加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斗争情况。[10]王艳萍谈到李大钊子女继承父亲的遗志,在抗战期间参加家乡冀东地区的斗争情况。[11]

4.李大钊革命家风的传承研究

嵇立平通过走访李大钊后代,在其后人身上发现领袖精神的传承,李葆华、李星华兄妹五人在未成年时遭到父亲牺牲、母亲去世的巨大不幸。他们在父亲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先后参加了革命事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奉献。他们及其下一代,不利用父辈的声望、不追求权势和名利,清白做人、朴实生活、踏实工作,正是李大钊风范的延续。[12]张志峰记述了李葆华在建国后的学习工作情况,提到了父亲李大钊对其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长子,李葆华从小就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这注定了他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奔波劳碌。父亲的牺牲使李葆华变得更加坚强,在解放前的革命斗争中以及在解放后的领导岗位上,他始终燃烧着一种革命的激情,即使在年近古稀时也不例外。[13]宋霖在写到李葆华夫妇的革命夫妻精神时,也谈到了李大钊家风的影响,他们恪守着李大钊家风,直到生命的终点。无论何时、何种环境,他们从未懈怠。在严格律己的同时,也以此来教育要求子女。在当今中国,李大钊家风愈加显示出光辉与宝贵。[14]

5.李大钊与赵纫兰研究

宋霖指出李大钊的家庭生活是和谐与温馨的。李大钊在外面一向是举止沉稳,不苟言笑。在家里,他却时时勃发出烂漫童心,享受家庭的宁静和温馨,在这里他写出了经典名篇《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及大量文章,出现了在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写作高峰。[10]董宝瑞在研究五四运动时期的李大钊夫妇时指出,虽然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月薪颇高,但家庭生活依旧拮据。因为他的薪金大部分都用于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以及捐助初创时期的北京党组织。赵纫兰知道后,没有任何怨言,开始精心地筹划日常生活费用,用过农村日子的办法来应付城市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处境也更加危险。对于这样的生活,赵纫兰没有任何怯弱,继续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孩子,让为革命东奔西走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1933年北京大学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党组织派人联系她,商议把李大钊的葬礼搞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她坚决遵照党组织的要求做事。[15]

 

二、兄弟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研究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共党史中有很多著名的革命兄弟,他们或是受父辈的影响,或是兄弟间互相带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以兄弟关系为核心的革命家庭是革命史、家庭史研究视域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新的视角。著名的“党史兄弟”,有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兄弟,林育英(张浩)、林育南、林育容(林彪)兄弟,张国焘、张国庶兄弟,沈雁冰(茅盾)、沈泽民兄弟,方志敏与方志纯兄弟等等。其中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已归为父子关系一类,毛泽东兄弟的研究归于复合型的革命家庭。现就能搜集到的学术界对革命兄弟的研究情况,分别予以介绍。

(一)林家三兄弟研究

林家三兄弟,即林育英(即张浩)、林育南、林育容(即林彪)。他们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们是以兄弟关系为核心的革命家庭的最典型的例子。

1.林氏三兄弟总体研究

散木指出,林氏三兄弟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他们的伟业和事功、壮烈和喑哑,几乎伴随了中国革命的完整历程。散木分别叙述林氏三兄弟走上革命道路的方式:林育英最年长,却是受弟弟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林育南是在恽代英的引导下参加革命的;林彪是在两个哥哥的带动下参加革命的,他最初在哥哥林育南和恽代英开办的浚新小学读书,后来林育南又介绍他到武昌共进中学读书,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和熏陶。涉及到三兄弟意旨和方向问题的是在二位兄长动员并帮助林彪报考黄埔军校的时候,1925年林彪中学毕业后,在两位兄长的动员下,决定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当时林育南给林彪回信,希望林家三兄弟各有所长。他们还特意致信在广州的恽代英和萧楚女,让他们帮助弟弟林彪。[16]

2.林家三兄弟个体研究

何立波和林道喜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提到了林育英在临终时对林彪的嘱托,即关于为林育南平反的问题,指出林育南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希望党中央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并给出结论,同时希望林彪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多做沟通。林育南为了党的事业,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他还是林育英和林彪的革命引路人,这不仅仅是关系他个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17]林育英对林彪今后个人的发展也做了嘱咐,指出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林彪。关于个人前途的问题,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的努力。他希望林彪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18]

(二)方志敏和方志纯兄弟研究

方志敏、方志纯兄弟是杰出的革命兄弟代表,哥哥方志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弟弟方志纯则追随哥哥的脚步走上革命道路,一生四次入狱,无论是在根据地肃反期间被错误批判,两次被敌人关进监狱,还是在文革中被打倒,他都坚持信仰、忠于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方家兄弟走上革命道路研究

聂成根指出方志纯与方志敏是堂兄弟,其家境尚可。因此,子女大都能受到启蒙教育。方志敏投身革命后,奔波多地,追寻革命真理,发展革命组织。在这期间,方志纯也跟着他去南昌、上海,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方志纯原秘书胡少春在研究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方志纯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方志敏的影响,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在故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4年随方志敏到南昌,在中共中央江西直属支部机关担任机要交通员兼公务员,在支部书记赵醒侬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20]

2.方家兄弟的清贫家风研究

王德蓉指出方志敏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处理公私关系,亲人们都坚定地支持他的革命事业,子女晚辈也继承先辈遗志,弘扬清贫的家风。[21]胡少春认为方志纯非常廉洁朴素,他经常以方志敏为榜样要求自己、子女、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公私分明,不搞特殊化。[20]此外,方志敏的不徇私、不搞特殊,得到了亲人的理解和支持。这些亲人中,包括母亲金香莲,胞姐方荣姩,胞弟方志慧,堂兄方远杰,堂弟方志纯、方远雷、方远贵等等。[21]由此可以看出,方志敏兄弟家族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远不止以上所述,相关研究仍需要深入下去。

(三)沈雁冰(茅盾)和沈泽民兄弟研究

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在近现代文学史上被人熟知。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的兄弟二人,这一角色没有像他们在文学领域那样大放异彩。沈雁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党组织的创建并见证党的早期发展。在大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后来与党组织中断联系。回国后转战革命文学领域,曾多次要求恢复党员身份,最终在1981年逝世以后得以实现。沈泽民深受哥哥沈雁冰的影响,曾留学日本,后入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革命,还参与了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积劳成疾病逝。

在关于沈家两兄弟的研究中,学术界还鲜有发现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对他们个体的研究。那海在研究中指出父母对于沈氏兄弟的影响,父亲是维新人士,主张实业救国,但事与愿违,在临终前,他告诫沈雁冰和沈泽民:中国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学习理工还可以到国外谋生。同时还嘱咐兄弟俩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父亲死后,母亲陈爱珠和哥哥便担当起了培养沈泽民的重任。母亲出身于名医世家,通晓文史科技,并具有民主思想。

在谈到沈泽民早期的思想变化时,那海指出在1920年春,沈泽民给哥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和彷徨,感觉工学课程枯燥乏味,想中途辍学。同年5月,他便退学回到上海,决定东渡日本半工半读,寻求革命真理。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并没有责备和阻拦,而是把为儿子结婚准备的一千元钱拿出来资助他出国。这一切只是因为她相信儿子,相信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关于沈泽民的入党情况,1921年初,沈泽民与张闻天从日本返回上海后,由其兄沈雁冰介绍,与李启汉、邵力子等一起加入上海中共早期组织,成为中共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沈泽民的这些政治活动得到了母亲的支持。这对沈泽民从事革命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22]

何立波同样指出家庭对兄弟二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作用。父亲临终时留下遗言: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母亲又时刻叮嘱沈雁冰要做一个有志气的人,要给弟弟泽民做个榜样。沈雁冰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愧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兄长。

关于兄弟二人的文学创作,何立波指出,五四前夕,沈泽民就与沈雁冰一起,为《学生杂志》翻译美国的两篇科学小说,开我国翻译外国科学小说之先河。随后,他又大量翻译介绍十月革命的苏联文学作品。后来兄弟二人宣扬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哥哥沈雁冰潜心著述,写出了讲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期间心路历程的《幻灭》等中篇小说,轰动文坛,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和革命文学阵营一部分同志的苛责。在极度苦闷中,他收到了远在莫斯科的沈泽民写来的信。沈雁冰被迫流亡日本后,与党组织中断联系,在思想苦闷之际,弟弟沈泽民的来信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23]

关于沈家二兄弟的家庭,沈雁冰的妻侄孔海珠在文章中回忆,沈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人物,近乎冷酷,所以一般和她接触的人,常会感觉到一种冷峻的压抑,然而这正是她的不可及处。她具备极强的理智,毅然送她的两个儿子赴远地入学,这在闭塞的乡镇非常少见。“茅盾10岁丧父,弟弟泽民当时才6岁,家境并不富裕,家族环境又是十分顽旧,但是作为寡妇,母亲并不守旧,破除一切阻碍,用仅存的一点遗产毅然送他们入学,‘可见其见地卓越’。”[24]

总体来看以兄弟关系为核心的革命家庭研究现状,除了上述三对兄弟关系以外,中共党史上还有一些著名的革命兄弟,如张国焘、张国庶兄弟,杨闇公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邹家华和邹竞蒙兄弟等等。但是查阅相关研究资料,对于他们的研究都是以个体研究为主,研究其家庭的成果很少。此外,某些兄弟关系能否归入革命家庭的研究范畴还有待探讨,所以更凸显出相关研究需要向前推进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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