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婚姻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研究

由婚姻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是中共党史革命家庭中最为普遍的形式。可以说，每一对革命夫妻组成的家庭都包含其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人际关系的构造，婚姻是家庭及家族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两个家庭（族）联姻，不仅可以传宗接代，保证人丁兴旺，而且可以巩固彼此的势力和影响，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这一形式同样对革命家庭的形成和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都是通过婚姻关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摆脱传统势力的束缚，接受先进的革命理念，培育出一批革命青年。

学术界对于每一对革命夫妻几乎都有介绍性研究，但大都从研究个体的角度关照配偶和家庭，从革命家庭的角度进行专门论述的很少。

部分学者对于革命夫妻进行了总括式的简单归纳，卢庆洪撰文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许多革命夫妻为了千万人的幸福而双双献身，他辑录了部分优秀代表^③[25]的事迹，予以简单的介绍。曾长秋介绍了湖南党史上著名的12对英烈夫妻，指出志同道合是革命伴侣的基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共同的事业和爱心，使他们在创造人生辉煌的同时，也塑造着爱情的典范。[26]此外，王树人的《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夫妻》（《党史博采》2007年第7期），孟红的《双双殉难的革命夫妻》（《党史纵览》2005年第11期），陈敏的《七对“弄假成真”的著名革命夫妻》（《档案天地》2012年第7期），王树人的《“弄假成真”的著名革命夫妻》（《兰台内外》2008年第6期），都以同样的方式，对革命夫妻及其家庭进行了简单的、词条式的介绍，学术价值不高，但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初步挖掘。

关于记述革命夫妻活动的研究，孙伟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何孟雄、缪伯英夫妇短暂却光荣的一生。作为中共党组织的早期创始人，他们既是一对恩爱夫妻，又是革命的亲密战友，他们是我党历史上第一对英烈夫妻。[27]陈泰生研究了何、缪夫妇二人在北京参加革命的情况：“他们同在北京求学，接受了‘五四’时期新思潮的熏陶，在追求真理的探寻中，互相帮助、互相启迪；他们曾一起误入无政府主义的迷津，又在革命的实践中一致认定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终于双双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28]包括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北京的工人运动等。

杨晓璐和崔军的三篇连载文章，即《长征路上的夫妻情（系列一）毛泽东与贺子珍》[29]、《长征路上的夫妻情（系列二）革命伴侣模范夫妻》[30]、《长征路上的夫妻情（系列三）革命伴侣模范夫妻》[31]记录了参加长征的革命夫妻的英雄事迹，包括毛泽东与贺子珍、周恩来与邓颖超、朱德与康克清、任弼时与陈琮英、李富春和蔡畅、毛泽民和钱希均六对夫妻。

郭际通过对曾山和邓六金夫妇的研究，来体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可贵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质。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建国后，曾山夫妇都保持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勤奋学习、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顾全大局、顽强奋斗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秀作风。不让孩子享受特权，而是让他们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32]

刘咸一和余澄之子刘大伟撰文记述了父母的革命事迹，父亲刘咸一天赋过人，得到张作霖父子的支持出国留学，成为化学专家。母亲余澄出身名门，是金陵女子大学多才多艺的高材生。两人志同道合，成为了革命夫妻，后来又双双投奔延安，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然而母亲因病英年早逝，父亲则带着母亲的遗骨征战南北。[33]

何立波通过对罗亦农和李哲时夫妇短暂相识相守的婚姻，看出了平凡中孕育的伟大，短时间造就的刻苦铭心。“1928年4月，26岁的罗亦农在上海被捕遇害，成为第一位牺牲的政治局常委。他与李哲时是一对‘假戏真做’的革命夫妻……过早牺牲的罗亦农，让李哲时牵挂一生。”[34]

总体来看以婚姻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的研究现状，由于婚姻关系的普遍存在，使得学术界对于革命夫妻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存在的问题是相关研究多以词条式的人物传记为主，故事性较强，相关史料的挖掘不够，学术性不高。

四、复合型的革命家庭研究

复合型的革命家庭，是指由多种亲缘关系构成的家庭，不仅限于父子、兄弟姐妹，还包括通过婚姻等亲属关系组合起来的家庭。可以说，这一类型的革命家庭包含了上述三种革命家庭的模式，形式更加多样。中共历史上不乏举家走上革命道路的例子，如毛泽东家庭，蔡和森、李富春家庭，谢觉哉、王定国家庭以及许多在共产党基层工作中涌现出的家庭。他们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将家庭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形成其特有的革命家风，在潜移默化中熏陶滋养着每位成员，历经数代，薪火相传。

（一）毛泽东家庭研究

毛泽东家庭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的贡献和牺牲。他的妻子、兄弟姐妹、子侄等很多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其中先后有六人献出了生命，分别是发妻杨开慧、兄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妹妹毛泽健、儿子毛岸英以及侄子毛楚雄。梳理毛泽东革命家庭的研究现状，从这六位先烈入手，可见一斑。

1.杨开慧研究

学术界对于杨开慧的研究有很多，大部分都是介绍杨开慧生平与革命经历的，载团结[35]和丁晓平[36]的研究都起始于毛泽东和杨开慧相识到相知，再到相恋的过程，以及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对她的怀念。韩瑾行连发七篇连载文章，详细记述了毛泽东与杨开慧革命生活的点点滴滴。马纯红指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无论是对革命事业的奋斗，还是对爱情婚姻的追求，都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在追求共同理想和信仰的过程中，他们相识、相恋、相知、相伴。以婚恋观的研究视角纵观这一过程，可分为知心、知义、知情三个阶段。[37]石尚彬[38]和李光荣[39]则是通过毛泽东和杨开慧互赠的诗词来研究二人的婚姻情爱关系，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窥见这对恩爱夫妻的绵绵情愫。易斌在总结杨开慧的精神内涵时指出杨开慧具有对爱情和婚姻艰难与共的执着精神，一是在经费上支持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二是做毛泽东革命事业上的战友和得力助手。[40]

2.毛泽民研究

谢伟在研究中提到了毛泽东晚年对弟弟毛泽民的评价，包括弟弟毛泽民送自己去长沙读书，在家照顾父母，辛勤劳作，为自己提供学费和生活费。[41]曹宏在回忆自己的外公毛泽民时同样提到了他为兄长筹集学费，辛勤养家的事情。直到1920年父母先后病故后，他才在哥哥的动员下走出韶山冲，参加革命。他是毛氏三兄弟中读书最少、离家最晚、吃苦最多、对家庭奉献最大的人。毛泽民性格温和并善解人意，毛泽东对大弟弟早年供他读书，心中充满感激。他也由衷地喜欢这个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大弟弟。[42]伟人有自己的成长轨迹，毛泽东要成为伟人，首先要走出韶山冲，毛泽民就是他走出韶山冲的助力。

3.毛泽覃研究

王健指出，在毛泽覃小的时候，毛泽东就以实际行动来教育自己的弟弟。这种教育不是空洞式的理论说教，而是亲历亲为的榜样示范。毛泽东在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后，立即把毛泽覃接到长沙，编入一师附小学习。特别是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后，对毛泽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使他得以较早接触到马列主义，不久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革命的急先锋。[43]此外，冯都还提到了毛泽东与毛泽覃1930年在江西君埠的争论，毛泽东“把它提到了反对家长制领导的高度来检讨，并告诫全党不能搞家长制，要讲民主，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一定要以理服人。”[44]李小兵[45]和刘良[46]在研究中提到了关于错误批判“江西罗明路线”时期的毛泽东与毛泽覃。

4.毛泽健研究

刘小梅在研究中指出，毛泽东将堂妹带上了革命的道路，帮助毛泽建解除了不合理的婚约，带着她来到长沙，送她到长沙的女子职业学校读书。由于她刻苦攻读，进步很快。[47]相关研究中也涉及到了毛泽健在女校赶走欧鸣皋、组织农会斗争、与丈夫陈芬双双牺牲等等。详见何立波《“衡山朱凤”毛泽建：毛泽东第一位牺牲的亲人》（《党史博采》2015年第6期），熊仲荣的《毛泽建：气贯衡岳一英杰》（《湘潮》2016年第4期），梁茂芝《毛泽建：毛泽东家中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中国老区建设》2011年第7期），侄女毛小青的纪念文章《我的姑姑毛泽建——纪念姑姑诞生一百周年》（《湘潮》2005年第10期）。

5.毛岸英研究

丁晓平指出，毛岸英从小就与父亲聚少离多，1927年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离家后，父子更是十几年不得相聚。1946年毛岸英归国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把‘洋气’十足的毛岸英亲自送到‘劳动大学’学习”，并提醒他说：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在询问毛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后，毛泽东说：“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在听说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十分伤心，眼圈湿润却没有流泪，过了许久，他才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48]此外，从整体上研究毛泽东父子的文章还有王光荣的《毛岸英的壮丽人生》（《党风与廉政》2003年第8期），孟红的《毛泽东与毛岸英的父子深情》（《党史文汇》2002年第2期）。

6.毛楚雄研究

学术界局限于对其被害真实情况的记述和考察。主要有廖春梅的《毛楚雄：被胡宗南密令杀害的中共和谈代表》（《文史春秋》2015年第1期），吴大为的《鲜血洒在东江口忠骨安葬秦岭山——关于毛楚雄牺牲的情况》（《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2期），黄禹康的《毛楚雄烈士遇难揭秘》（《文史春秋》2009年第9期），《毛楚雄遇难尘封40年迷案》（《党史纵横》2011年第2期）。

（二）蔡和森、李富春家庭研究

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是复合型革命家庭中最为典型的代表。“革命的母亲”葛健豪培养自己的儿女，使他们先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儿子蔡和森与儿媳向警予，女儿蔡畅与女婿李富春后来都成为中央委员，使得这一革命家庭在中共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发展历程，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整体上研究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方面，学术界也是刚刚起步，成果尚不丰厚。2016年，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挂牌成立“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成为国内研究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的前沿阵地。在2015年召开的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学术研讨会中，纪亚光指出：首先，会议提出了革命家庭这一研究的新视角，探讨了革命家庭研究的意义和通过对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的组成及奋斗历程的整体性研究彰显出的价值。其次，会议彰显了党史研究的有机性和丰富性。一方面深化了具体人物的研究，另一方面，革命家庭的视角整体上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进程，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内涵。再次，女性党史人物研究受到重视。最后指出，对蔡和森、李富春等虽未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但在中国革命、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党史人物进行研究，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特征，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共的历史发展进程……在空间维度上，对这些参与决策，同时也是政策的执行者开展系统研究，有助于将理论与实践、决策与执行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使党的领导与社会变迁互动发展的立体化程度更高，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读也更加丰富多彩。此外，指出党史革命家庭研究现存的问题和拓展的方向：一是革命家庭人物研究不均衡现象凸显；二是革命家庭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亟须展开；三是诸如革命家庭产生的时代背景，革命家庭内部情感、观念与思想的形成与外部社会的关系，革命家庭的产生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等问题，需要积极面对与思考；四是理论框架需要树立。[49]

1.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的总体研究

纪亚光指出，是革命理想将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联结在一起。他们始终如一地探寻着时代的步伐奋力前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品质。革命家庭因理想而相聚，除了血缘与亲情，救国救民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此外，革命家庭从来不缺少亲情，这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又不失人文情怀。[50]张立程认为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的思想来源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四种思想源流，即湖湘经世文化传统，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十月革命及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思潮，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1]莫志斌认为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是主客观、内外因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也是其符合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契机在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空想社会主义与新文化运动、苏俄十月革命对家庭成员思想的触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探究新知、追求真理的思想意识的萌发；蔡和森的表率与引领；新民学会的发动与筹备；湖湘名流之资助和支持。[52]此外，王明前在《试论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贡献》（《湘潮》2015年第3期）一文中探讨了革命家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的贡献。

2.革命家庭成员研究

葛健豪研究。罗绍志在《革命母亲葛健豪》[53]和《英烈母亲葛健豪一家除了四个中央委员》[54]两篇文章中指出，葛健豪年逾五十岁偕子女赴法国勤工俭学，是一千多名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被当时舆论界称为“惊人的妇人”。她曾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是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投身革命活动。可以说，葛健豪为革命家庭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做了很好的表率。赵瑞泰指出葛健豪全身心投入到儿女教育上，叫他们做秋瑾那样的人。她不顾丈夫的阻拦，卖掉自己的首饰供儿子蔡和森读书；同时她违抗夫命，带着两个女儿及外孙女报考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并与女儿们一同进校读书。[55]此外，在其他研究葛健豪的文章如蒋圣培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小脚老太葛健豪》[56]，也表达了上述类似的观点。

蔡和森、向警予夫妇研究。张东明探讨了向蔡的恋情，“向蔡同盟”不仅是爱情同盟，更是理想事业上的同盟。夫妇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共同投身革命事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其中“向蔡同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7]罗绍志撰文记述了蔡和森和向警予从相识到结合，到后来分手的全过程。指出生活中夫妻“同盟”虽然解体，但二人的理想、事业和友谊的同盟却一直存续到生命的终结。[58]肖玲丽重点研究了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婚姻关系，指出二人主张自由恋爱，尊重女性权利；主张婚姻是爱情与共同理想信念的结合体；具有冲破封建牢笼的进步婚恋观。蔡和森与向警予婚姻曲折坎坷，无论关系处于何种状态都是他们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最好诠释。在旧中国社会，他们敢于挑战封建婚俗，打破传统，自由恋爱，是难能可贵的。[59]

李富春、蔡畅夫妇研究。吴志菲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夫妻俩时合时分，各自随工作单位行动。在分别的时候一心扑在事业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到会面时则互相爱得更深。[60]蔡阿松作为李富春和蔡畅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他们身边工作、生活多年的往事时指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接近，相知相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历尽艰险。建国后，又以全部心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中，他们始终相知相爱，患难与共，同心同德，坚贞不渝。[61]吴兆章在纪念李富春、蔡畅诞辰110周年的文章中（《党史纵览》2010年第5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三）谢觉哉、王定国家庭研究

马延炜[62]、李剑锋[63]等人从谢觉哉的情感世界和亲情关系入手，介绍了谢觉哉婚姻家庭生活的情况，以及对妻子、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指出谢觉哉虽然前后经历两段婚姻，育有子女十余人，但是家庭依旧和睦，也从来没有放松对家庭成员的教育。不以公谋私、以权谋私，以对党和国家无限的忠诚作为树立革命家庭家风的根基。王德蓉[64]、高绪林[65]、王彦君[66]、王兵[67]等则从研究谢觉哉家书入手，发现谢觉哉通过夫妻之间、与子女之间的书信往来，教导家人于公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具体说来，就是要重视学习、尊重劳动、锤炼思想、力求上进、坚持原则、不搞特权。于私则要保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吴尹浩则通过对《谢觉哉家书》的解读，体会谢觉哉对子女的谆谆教诲，指出谢觉哉的家风是我党干部家风的榜样。广大干部要深入学习《谢觉哉家书》等著作中的治家智慧，从而做到厚德载物、勤俭持家、服务群众、德政为民。[68]

（四）其他复合型家庭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史中，有一些革命家庭名不见经传，既不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物，又没有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但是它们依然为党的发展壮大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这些由党和国家基层工作者组成的群体，虽默默无闻但不失伟大。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包括罗宗浚的《“红色家庭”乐山罗家》（《红岩春秋》2003年第2期），王晓红的《“信仰贯神衢”——一个革命家庭的太行烽火往事》（《党史文汇》2011年第11期），李世海的《革命家庭中的坚强女人——怀念我的母亲董勤》（《工会博览》2011年第2期），陈守端的《革命家庭的难忘岁月》（《武汉文史资料》2011年增刊第1期），张静如的《从华氏一家看革命家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1期），边树堂的《韩七海与他的革命家庭》（《先锋队》2011年第7期），张守良的《抗战时期扬中的红色家庭》（《档案建设》2015年第12期），谭灿的《红色家庭：14人参加抗战》（《源流》2006年第6期），李国强的《英勇悲壮忠烈满门——邵式平革命家庭简介》（《老区建设》1990年第1期），李永辉的《一个红色革命家庭的故事》（《源流》2012年第6期）。

总体来看复合型革命家庭的研究现状，学术界对于人物个体的研究较多，但复合型革命家庭需要从整体上提炼家庭对于个人的影响，以及革命家庭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的建设发展所起的作用。此外，对于革命者个人进行历史定位的同时，对其所在的家庭也要做出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