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1921年下半年起至1930年的各种相关文件均认定，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党刚建立时，有很短一段时间叫作社会共产党。从语词结构上看，“社会共产党”是偏正词组，“社会”只是前置修饰词，“共产党”才是主干。按照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与第二国际决裂站到了第三国际的大旗之下的共产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1天，张太雷经共产国际批准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并在会上发言。所谓“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京等地展开了最初的工运工作，初见成效。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只是中国革命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并不等于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党的光辉历程就是走自己的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自己想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入党年月一栏中填写：1920年。同样参加了中共一大的陈潭秋1935年在自己编写的年表手稿上明确写道，“1920年入党”。1937年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会见外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时也说过：“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

俄文原始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写于1921年下半年）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192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中说得较具体：“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陈独秀）到沪，一九二〇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〇年就正式成立了……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在为中共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发端，还在一九二〇年，这显然是从五四运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1935年瞿秋白被俘后在《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中写道：自己是1921年“五月 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的。

192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党是在1920年成立的。这份文稿曾经遭到党内的猛烈批判，但是谁（包括出席党的一大的13个代表）也没有对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创立本党这一立论提出过任何质疑。

相反，1930年，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在莫斯科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沿用陈独秀的说法，称“一九二〇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

当事人施存统回忆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后来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参加了小组。”“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六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

1991年发现的俞秀松1920年6月—7月的日记，其中7月10日记载：“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加上施存统先前的回忆，可以证实，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陈独秀寓所商量，决定成立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要同李大钊商讨。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二）生产合作，其他还有党的严密组织等。会议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

由于施存统是在6月20日赴日本留学的，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当在6月20日之前。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内部机关刊物《共产党》创刊，其第一期在《世界消息》栏目中介绍“葡萄牙共产党”时写道：“葡萄牙是个农业国，小地主最多，工业不甚发达，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而葡萄牙的共产党那样发达，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这真是可耻的事情啊！”

“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可以有多种理解。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答复蔡和森来信时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笔者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从法国寄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中相当明确地提出了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上述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共产党的回复可以说是“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的同一表述。另一方面，任何正在组织或已经成立的政党都有一个萌芽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业已初创，也说得过去。

林伯渠《自传》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中写道，“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经过李大钊的介绍，1921年1月，我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在多次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浅显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那时候，正筹备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征求我加入，我的入党就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加的。我认识李达、邓中夏等人，也在这个时候。”这里的时间，作者记忆可能有误，1920年12月陈独秀已去广州，他们的会见当在陈去广州之前。但是林伯渠在党的一大之前已经入党，是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正筹备……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陈独秀已经发展新党员了。反过来，既然有了最初的党员，怎么能说党还没有成立呢？

陈望道回忆说：“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出来的。此外，邵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不久陈到广州去。一九二〇年年底以后，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要紧的事，由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人讨论（不是全体同志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

1921年5月16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签字任命远东书记处的中国支部书记张太雷为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同一天，共产国际全权代表为俞秀松签发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证明。6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M．科别茨基又任命俞秀松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7月12日，来自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十余人在莫斯科选举张太雷、陈为人为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推选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也是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7月20日，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即杨明斋）的联席会议上，来自上海的杨明斋表示：“收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并得知派遣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和批准张同志的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兴。尽管张同志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也就是说，事先并不知情的中国共产党追认了张太雷作为本党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

7月12日，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会上发言，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共产国际三大期间（6月22日至7月12日），经过张太雷、俞秀松的艰苦努力，反复交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会，为中国共产党争得了在共产国际中应有的名分。江亢虎只是以中国社会党的身份列席大会，从而成功地避免了某些国家在建党过程中的混乱，功不可没。

全国性的统一的并且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党的一大上宣告成立的。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3号（7月1日）刊出了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文中提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政治改造的希望”，并说“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读者也可以理解为“新的共产党”已经成立，现在就要看它怎么做了。

二、党的名称的来源与变化

1920年党刚刚建立时，有很短一段时间叫作社会共产党。从语词结构上看，“社会共产党”是偏正词组，“社会”是前置修饰词，“共产党”才是主干。这说明在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中“共产党”是占了主导地位的。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社会民主党的牌子很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1948年就写了《共产党宣言》，但他们所在的政党仍然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列宁所在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列宁在评论孙中山时预见：“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达发表了《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形》等文章，介绍国际共运史与俄国革命。1919年列宁创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政党才明确使用共产党这一党名。这就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是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按照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与第二国际决裂站到了第三国际的大旗之下的共产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赞扬苏俄的“Bolshevism”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7月底他与陈独秀慎重地谈起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意向，陈表示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独秀的这个“坚决的主张”，后来成为陈、张“多次谈话的题目”。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就党名征求李大钊意见，张申府回忆：“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几乎与此同时，陈独秀在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他早已写好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他说“吾党”是“社会党”，并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希望“终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上海青年团也曾叫过“青年社会革命党”。

在北洋政府的文件中也有“社会党”的记录。1920年10月，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电告北洋军阀政府，称“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对于1920年6月拟议中的“社会共产党”的党名，陈独秀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1922年5月1日，陈独秀在《先驱》第7号上发表的《告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还说：“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产阶级。”文中的关键词“革命的社会党”与四年前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的提法完全一致。在陈独秀看来，“革命的社会党”是“共产党”的同义词、同位语。

此外，“一大”之前已在公开场合获得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内部看来只能算“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三大速记记录明确记载编号28中国的参会代表名单是共产党、青年团各一人。但参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却在1921年6月10日于苏俄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三大提出的书面报告中称：“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相继出现许多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3月以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这里，张太雷将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显然是受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影响。7月20日，舒米亚茨基不等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就从莫斯科赶回伊尔库茨克，与杨明斋举行联席会议时承认：“为了与一切冒险组织划清界限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我作为远东书记处的领导人，和张太雷同志起草了一份报告。……为的是将其纳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并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成熟。”但同时他又坚持认为“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称谓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

三、党成立后即尝试开展工人运动

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发起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并担任主编。在它的影响下，北京、广州分别创办了《劳动音》《劳动者》周刊，形成了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1920年10月，陈独秀领导与发起组织上海机器工会，这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会。俞秀松所在的厚生铁工厂是参加机器工会的发起单位之一。早在1919年11月1日，俞秀松在《浙江新潮》第1期发刊词中就说：“本报的旨趣，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

10月3日，陈独秀、李汉俊一道出席了上海党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的发起大会。11月28日，李达以“立达”的笔名在《劳动界》周刊第16册发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强调组织工会的重要性，他说：“劳动者若看清了资本家的专横跋扈掠夺无人道，就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会之类）去和资本对抗。团体越巩固，势力越大。”“劳动者要怎样才能得不饿死冻死呢？……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

上海机器工会是由陈独秀和工人李中（原名李声澥）一起，经过一番筹备后才开发起会的。李中原是知识分子，因常看《新青年》思想上进步很快，他多次找陈独秀请教，在陈独秀鼓励下，他与工人相结合，到江南制造局做工。他一面做工，一面联络工人，在厂内开展机器工会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在1920年的一封信中提到“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他现寓上海法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李达证明“李中（原S.Y，后升为C.P）杨树浦进行组织机器工会”。

1920年秋，中国共产党又指派李启汉主持工人半日学校，该校校址设在沪西小沙渡安远路锦绣里。这是在上海，也是在全国由共产党办的第一所工人学校。1922年5月，上海《民国日报》对该校建立与发展变化的过程作过介绍：“工人自办的学校很少。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在槟榔路北锦绣里3弄，这学校起落有二年多了，首名半日学校，后又改为工人游艺会，……去年8月该校又改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报名的有200人……现在到校的，男女有30余人。”

1920年冬，北京党组织负责人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也发起组织劳动补习学校。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的其他成员都去过该校视察或讲课。

四、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摸索

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只是中国革命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并不等于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制定了供党员内部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进行这场革命的关键在于“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1921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稿译者写了一个说明：“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1958年6月毛泽东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报告时说：“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还说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探索与解决。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论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时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毛泽东说过，他本人“原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有列宁，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正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1921年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必须看到你们那里的特点，你们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措施。他强调说，这是“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很明显，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与处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各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对象、任务与道路等方面，都是有很大区别的。

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中强调，“我们建设的党是东方的共产党，我们建设的队伍是东方人民革命的队伍”。“开头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都只是有一个方向，至于如何才能搞得更好、更正确，那是在长期奋斗中得到的，是从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众的流血牺牲中得到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20年4月，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嵗）分局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华，5月间，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在上海会见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负责人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和他们一起座谈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6月，陈独秀任书记的“社会共产党”就应运而生了。对于刚刚建党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自己当然是共产国际干部的学生。毛泽东后来说：“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整风以后，全党对于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这些问题才得到完全的解决。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

毛泽东指出：“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而党的光辉历程就是走自己的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

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规划“党的诞生地史料挖掘与建党精神研究”专项“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2019ZJD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