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共产党创建已经九十年了，但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间至今尚未恢复其历史真相。

　　1920年，在俄国共产党代表的推动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但至今正式的中共党史著作仍以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为党创立的标志，称1920年上海党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创立于1920年，尚需在学术上作些论证。现在要弄清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生的马列主义政党1920年是否已经出现？以“一大”为中共创立的标志有无不当？本文拟就此一辩。

1920年中共已有明确的理论政治纲领

　　凡政党，其生成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这体现于它的政治纲领中。衡量1920年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否已经形成为一个政党，首先看它当时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

　　1920年7月，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创立时，即已起草了党的纲领。据中共创立时入党的施存统(复亮)回忆：“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吴明)5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后来，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参加了小组。”现在无法准确知道当时起草的纲领内容。但是年11月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陈独秀等人起草的纲领，其政治主张当与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相近)，共分三部分，阐述了党的理论政治主张：

　　第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提出：A.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公用。B.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C.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第二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实现这一目的，“要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政权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后，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部分“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阐述了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担负抵抗国内外仇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

　　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是现存中国共产党创立后的第一部文献。由于中共创立时是秘密的，故而这个宣言未曾公开。但它是党统一思想，明确党的奋斗目标的理论政治旗帜。

　　其后，从1920年11月起，由李达负责编办的《共产党》月刊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宣传了党的这一纲领。该刊第一号短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第二号短言中指出：“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属性……承认国家这个机关可以做我们改造底一种工具，但同时，我们万万不可忘记了国际主义，因为少了他，社会主义便很难实行，而且减了很重要的一个原素，使世界的和平不能实现。”第三号短言中则进一步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我们若决心用革命的手段打倒资本阶级，非采用权力集中的战术从事阶级争斗不可；因为必须把劳动阶级权力集中起来，才免得中资本阶级各个击破的毒计……'劳动专政'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意思，只是不把政权和自由给资本阶级。”第四号短言中亮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创建共产主义制度的根本主张：“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是怎样呢？就是主张一切生产及交换工具都归公有，不许私人把财产用做生产或交换工具来增加他们的私有财产；却不是'平均财富'这类浅陋的主张，也不是'彼此通财'那样普通的习惯，我们不可认错了。”第五号短言指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现在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要改造经济制度；反对代议政治、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等主张，担当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第六号短言则持反对巴黎和会、国际联盟、太平洋会议的立场，认为“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指出：“我们要扑灭世界资本主义，只有举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方能挽救当面的危机，免掉将来的苦痛。”

　　根据上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简要地说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一切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行国际主义原则，扑灭世界资本主义(推行世界革命)。这些，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理论政治纲领。这些政治主张，通过在报刊上发表，表明中共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

　　1920年中共创立后明确了走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中共成员施存统化名“光亮”于1921年7月3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我所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色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农专政'。其他一切与此不对的反对议论，与我都无关系。”这是非常鲜明的列宁主义立场宣示。

　　中共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明确地以之为政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标志。

1920年中共与非马列主义政派划清了界限

　　民初，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进步的知识界澎湃。因为不满于军阀统治，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良方。不过，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混杂，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都有，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自认为是社会主义之一种。中共创立者以前是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混在一起的。中共创立时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自然要与其他政治派别区分开来。这也是中共成为马列主义政党的一个标志。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或者说在创立过程中，完成了这种划清界限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各地都发生了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派划清界限的情况。不仅中国共产党总部在上海创立时，而且北京支部和广州支部、武汉支部创建时，都有鲜明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筹备创立时，先是以组建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形式开始的。等到陈独秀明确要建立共产党的时候，原先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戴季陶、张东荪等就退出了。改良主义派张东荪以这个组织(研究会)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是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预备组织，于是他退出了。戴季陶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忠实追随者，他也参加发起共产党的创建，据载，“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另据张国焘说：陈独秀告诉过他：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的深切关系，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此外，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也退出了研究会的活动。

　　1921年9月中共北京支部创立时，由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发起，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参加。据张国焘回忆：成立会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会议都没有设主席，也没有记录。至11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其时，“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疼。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广州共产党组织建立过程中，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更经历了曲折。先是，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后，曾致函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嘱在广州建立党的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因得原在北京相识之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引荐，结识另一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于年底组建广州共产党组织，9位成员除两位俄国人外，其他7人全是无政府主义者。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拒绝参加这个组织。是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将自己起草的党纲交广州党组织讨论，无政府主义成员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与之“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陈独秀于1921年春主持“成立真正的共产党”。

　　武汉共产党支部发展过程中，遭到热心于新村运动者的冷遇。据包惠僧回忆，他任武汉支部书记后，中共临时中央曾写信给他，要他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社)的分子。包惠僧和刘伯垂、陈潭秋(武汉支部成员)遵照这一指示与恽等接触，但因当时恽等热衷于新村运动，都像清教徒似地不容易使人接近。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恽等才参加共产党。

　　中共创立时，陈独秀在党刊《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表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文中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不采议会道路，而实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立场，表明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分野。

　　中共创建时，党的名称起初为“社会党”，最后采用“共产党”，明显地划清了与第二国际社会党的界限，坚决走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路线，遵循列宁主义。

1920年有组织地批判反共产主义政派

　　中共创立后，在宣传马列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还利用《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有组织地展开对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政派的批判。这是建党后重要的政治活动。

　　当时，国内思想领域各种思想纷陈，在时新的思想潮流中，存在着胡适的改良主义，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议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流派。张东荪、梁启超等批评“过激主义”共产主义的主张。中共创立者陈独秀有组织地展开了批判排击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派的政治论战。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头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它明确提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建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社代会(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原先也谈论社会主义的张东荪，后来竭力批评共产主义“过激主义”。他认为，现在不要谈社会主义，而要救贫，要发展实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效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张氏的论点立刻引发了刚创建的中共一方的批判。

　　陈望道立即撰文反驳说:”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的开发实业，难道是想用资本主义吗？”邵力子著文说：“须知，开发实业只能在两种主义之下：一种即社会主义，一种即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

　　《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陈独秀编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文章。对于一些反对提倡社会主义的说法，中共方面发表许多文章加以批驳。针对上述张东荪的观点和舒新城的观点(“中国现在没有谭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社会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现在处处都不够。”)，陈独秀反驳说：“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利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周佛海说：“我们就不得不于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巩固基础之先，实行社会主义了。”他还分析，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世界越文明，生活程度就越高，生活难底呼声也就越高。”他认为：“要铲除近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就要先铲除生出这种怪现象的资本制度。”

　　李达撰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批驳梁启超的观点。梁启超认为，中国经济落后，“有何良法一面能使极衰落、极幼稚之生产事业可以苏生萌达，一面又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中国之生产事业……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从社会主义运动立场论，“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今日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地位为第一义。”李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观点，分析发展实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社会主义生产方法两种根本不同的生产方法，认为：“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着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

　　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约束，要求绝对自由的观点，署名“增恺”的文指出：列宁曾经说过：“自由不可以望诸政府，惟在我农民、工人、兵士合力以求之！”“'争自由'是要'争而得的'，并非'乞而来的'。”“自由和政治本是互相消长的。此中，只有奋斗，哪能讲妥协。”丘蜚声的文章说：“社会主义就是铲除阶级的主义，就是打破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谋平等生活的意义。”《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1日)发表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词(《社会主义批评》)，演讲中说：无政府主义“这种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若论到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

　　陈独秀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剖析。他分析社会主义思潮，列举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几种。他特别比较了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种政治主张的区别：

　　共产主义：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

　　国家社会主义：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

　　陈独秀还分析说：德国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明明白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

　　围绕思想斗争，解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的文章陆续出现。《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1921年6月1日)刊出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第九卷第四号发表了施存统写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

　　1920年中共创立后，共产党人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论战，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前此的思想论战相比，有其特点：现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榜样，并且俄国共产党派代表到中国来推动建党的条件下进行的。前一时期新旧思潮的争斗，大致在学术文化范畴，作学理性的探究。而现在进入中国社会改造如何进行，是在现有体制下以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实业，还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实业，这有着明显的政治分野。前一时期尚处于“纸上谈兵”，纯为文化界思想交锋，而现在开始建党，发动工人运动，思想政治观点的论争成为社会主义运动(革命实践)的一部分。中共创始者反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政治主张，对准目标，火力密集，主帅和战将披挂上阵，呈现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战斗和明显的党派性，亮出了“吾党”的旗帜。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1920年5月1日)出了劳动节专号，从第八卷第一期(1920年9月1日)开始，其编辑权、发行权为新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并接受俄共的资助。其封面为地球两个半球伸出的手紧握的画面。茅盾说，这是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罗斯团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意思。刊物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俄国革命，宣传马列主义。这个原本北大教授鼓吹新思潮新文化的同人刊物，蜕变为中共党刊，引起了同人内部分歧。胡适感到，它“色彩过于鲜明”，“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他主张恢复“不谈政治”的戒约。钱玄同称，“陈(独秀)胡(适)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表面上李大钊居中调停，但胡、陈主义不同，而李、陈主张相近。虽然刊物还继续发表中共以外作者的文章，内容也包括学术文化，但主调是宣传中共奉行的马列主义观点，旗帜鲜明地与反共产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政治主张论争。《新青年》第九卷(1921年5月起在广州出版)，陆续刊出《共产党》月刊的目录和广告，《共产党》月刊则明确自称“我们共产党”，已经标明系政党活动。中共创立伊始，第一步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政治平台，影响青年，影响知识界，影响社会，这是中共在思想领域夺取阵地，为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作理论铺垫。中共创立后思想理论领域内的这一重要裂变，也是中共创立的重要佐证。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O年创立辩(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