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身为一代文学革命领袖、一个政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对“小学”、《说文》考据有着特别的兴趣，并终其一生研究不辍。而他的书法也因其坚实的学识根基，加之过人的才情，在民国时期的众多学人中，也是风帜独标、名重南北。

　　我们从他晚年的书法伤口及大量信札手迹中，看到他在驾驭笔墨的天分能力上，一如其为人治学鲜活独特的风格相一致，表现出的是极尽变化、精彩纷呈的艺术创造。既有卓尔不群、贯穿一线的性格表现，同时也在形式的多样尝试探索中，给我们以种种变幻莫测的面貌，所赋予我们的启迪也是多方面的。

　　清人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曾言：“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帮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其实在现实中是不存在不学书而能书的人，赵之谦的意思无非是想说书家的最高境界是要去掉一切习气，最后达到能购买天质的自然境界亦即化境。陈独秀是绩学大儒，其传统旧学根基之深自不待言，同时又对西方现代文明史、文学史用哲学思想作过很深的研究。作为新文化的倡导者，写字对他来说既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又是传达其艺术观点形式的表现。他是很知道写字作为艺术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算是高雅的而不是俗气的。他是以能购买天质为指导的。天生的反叛性格在其初学写字时，就有所表现，十几岁的他就坚决反对学习馆阁体而史是一味在碑帖上下工夫。①光绪末年在杭州第一次见到沈尹默写的诗，大夸其诗作得很好，同时批评沈字则其俗入骨。②三十年后于江当重见沈尹默的赠诗，仍然对沈的字滑有改变的看法，称其与三十年前元大异也。③如果仅是个人好恶偏见，陈不会夸沈的诗好，并与之订交往来三十多载。可见陈对字的好坏有他自己的标准，并且是非常自信、非常严格的。他明确反对死学二王，就深学二王一事提出他的看法：“存世二王字献之数之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④这在当时应是很有购买地的学说。而他自己学习书法则确是追源溯流，不为成法所囿。他的行、草、篆、隶样样可观，皆能达到纯熟自如，并臻妙境、化境，有着鲜明有个人风格。以下我们对其书法呈现的多样风格，按作品形式表现，简单他为四种来进行分析评价。因为笔者现在所见的多是文稿，因此只能限于资料，作窥斑购买豹之说。文稿信札中以能够表现出那么多的书写风格，在我们所见古今书家中亦是罕有其匹。这时髦 一点是重要的，应加以说明：即陈从未将自已作为书法家来对待，也没有类似康有为晚年以鬻书写字为生的经历，因此大幅传世作品数量不多且大都是应酬之作。而能够真起码表现其情既放松，态度又认真，大都 是处于心手双畅的状态，应是能够 代表其书法艺术水平的典型作品。

　　第一种是纯帖学风格的行书信札文稿，这为作品是陈的文稿信件中最常见到的，在笔者掌握资料中最精彩的是自传的前二章（也只写了两章），自作诗抄中的《存殁六首》、《寄杨明升成都》及一部分往来信函。此一部分书法，可见陈独秀对二王一脉帖学及康人行、草书上的领悟是很深的，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凡的。即使现在拿这部分作品对比一生学习二王的深氏行书及被称为近现代帖学大家的白蕉、潘伯鹰等人，你也会以现高下、雅俗立判。陈独秀的反叛精神是众所周知的，即使幼小时期的私塾及严格的家庭教育并不能使　其临习馆阁帖，而是自己主动找符合性情的碑帖临习，在行草书的取法上也是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学习对象，不为一家一法所约束。因此他的行草书写得自由而有生气，没有染上丝毫馆阁习气；而另一方面其天马行空的性格也不允许他有学碑一派故作的生拙、滞涩之气，因此他的楷书、隶书写来是骨秀神清、潇洒出风尘的一路，远追魏晋风范。特别是作为文字改革的倡导者，他不是一味盲目激进，而是实验的态度，他是赞成字型的简化、发音的约定俗成，但同时也反对急于实行拼音化的简单改革，并对传统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这在人们现在看来是非常科学的，有难能可贵的启发借鉴意义。在他《自传》中的一些文字我们看到他已经用了一些当时的俗字，看来也是他平时写字为文已形成的习惯。整篇自传从书法角度上初看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但细读之下，不但在书写上是字字珠玑，即使是行气及通篇的气息也是使人拍案叫绝的妙品。笔者将其放大数倍观之，愈令人感到文雅之气、刚毅之气扑面而来，小字放大后能有大气势实是难事、是例外。其字之结体造型多以欹为正、相生相发、浑然天成。笔之挥运恣肆率意，然字势雄伟、饱满，绝无纤弱之病，当是陈氏最真实自然的流露，乃无意于书的心态平和之作也。诗作《存殁六首》，《寄杨明升成都》等诗稿极似唐人，但又很难说具体是学谁、像谁、是哪一家的，此亦陈氏融会贯通之高明处也。

　　第二种亦为无意于书的“急就章”，此类作品散见于通信、便条、明信片等，大多是仓促之间急书而为，多为行草书体，这类书作能充分体现其天性并展现出随意之间的大家风范。在结字上由于其功能性的辨认需要，都取正统一路的行、草规范结体，绝无乖舛难认之笔，但挥写自由用笔老辣，时常参入篆隶笔意，呈现出古拙、朴茂的奇趣，用笔完全脱去唐以后的笔法程式。于章法上也是信笔纵毫、一任自然，但偏偏又没有任何整体上的不和谐问题，件件皆是通篇神完气足。有些作品所透示出的率真、苍莽之气极似《平复帖》，让人真正体会到书写的“自由”境界对书者是多么重要，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使人看到所谓“大道自然”的具象表现。通常这种书作一般都是急于表达语言内容，因此书者绝无有意为书的想法，此种情况之下也最易看出书者天性中的气质，一点都无法掩饰，也最易觉察书家作书之病，一样无法掩饰。只有真大气魄、真大学问者方有妙品，反之则为恶札也。在文字演变的历史上大书家都是在一味求新、求简便快捷而产生佳作，这在唐以前是自然之趋势，及至宋元以降，复古之风日盛，而明清多有人开始重新探求篆隶之美。嗜古日久，难免惟古为尊，到民国更是积重难返，以古、以繁、以异为能事，极少有人将书法再向简约方向发展。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倡导的现代文化、自由思想，自然影响到他简捷书风的形成，此亦文字改革简化之启蒙、前奏。时有于右任制定标准草书为这种改革之谐音，惜乎未被社会广泛唱和。

　　第三种为行、草、篆、隶杂揉之作，此种书作亦多为信函，介于有意为书与无意为书之间，是陈独秀的一种特有的信札书写方式，初看似有郑板桥“六分半书”的影响，细察之则与板桥南辕北辙不相干也。与板桥相比虽都有乱石铺街的面貌，但板桥一味堆砌的不过是重复单一的程式化线条笔画，其章法也是千篇一律，观其一篇则无复看其它。偶见令人新奇，多读则有令人乏味的感觉。而陈独秀的此类书作虽都为小幅简牍形式，但件件独立，一篇有一篇之精神。巧妙变化的篆、隶出没入行草书之中，呈现出风流、文雅、诡黠、神秘之气，生动活泼，自然天成，使人玩味不已、回味绵长。虽诸体杂揉然其和谐协调之美观实在令人扼腕叹服，此公之才不可测、不可效也。其他书家偶有为之，如曾见齐白石先生有篆、隶、行、楷书杂揉的四条屏，但难言其为成功之举，起码比之他日常的行草题画字格调要低。伊秉绶亦时有金石笔意的篆字夹于行草书之中，到是给人以锦上添花的感觉，但终未成主流。惟吕凤子先生后期成熟的书法作品能与陈独秀此类作品相比美，但生动活泼、浑然天成的自然气息则远不及之。此类书作当为陈氏最具个性化的代表作品。

　　第四种为有意为书之作，此类作品从尺幅上分有两种：一类是应人之求为人书写的条幅、对联之类书作，这类作品现在较难看到。笔者曾于刘海粟美术馆中见到当年陈独秀在狱中为其书写的一幅对联，另有几幅散见于出版物中的印刷品。此类书法以笔者目前所见大都是应酬之作，在艺术上未见有惊人之处；另一类是将诗作赠与他人时的小幅墨迹，此类作品亦属有意为书，陈独秀写来非常认真，并时常变换字体来书写。这一类作品最精彩的是晚年陆续写给台静农的二十几首诗，台将其缀连裱成长卷，整卷看或分别看都是极其精彩的书作，有几幅草书当为他不可多得的神妙之品，另有几幅变体的隶书也最集中表现了作者的文字学功底和书法造诣，亦是上乘佳作；第三类是题写匾额及刊头题字，笔者见过陈独秀为台静农题写的篆书横幅“一曲书屋”及抗日救亡刊物《热潮》的封面题字，都是力能扛鼎的大气之作。惜之第三类书作特别是类似“一曲书屋”风格的篆书现在几无可见。从这些有意为书的作品看，陈独秀对写字从来都是充满自信的，这也是他真正的性格，与他在政治上的时常无所适从不同，写字为文对他来说实在是得心应手的事。因此他无论是有意为书或无意为书，都是节奏连绵一气呵成，在章法的把握上、字体的选用上也是随心所欲，不作安排一任天成。以他的性格应该也是书不择笔、书不择纸的。他一生中没有任何一段时间是用来搞所谓的书法创作的，他也从来不把自己或不屑于把自己作为书法家来对待，即使晚年以文字研究为专业工作，也未曾将写字作为谋生手段（凭名气和水平当时他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因此他始终在书法的创作上保持着纯洁的个性，绝无应合媚俗之作，他的这些作品无论是有意为之的观赏性书作，还是随意挥洒的无意传世文稿，对他来说都不存在着我们今天所谓创作的苦恼和种种客观、主观的限制。有时他信笔草率为之，加之工具不称手时亦有败笔，但其如虹气势如像笔力，仍非一股庸手可比。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言：天以百凶成就一大词人。这个世界给予陈独秀的是中国最多灾多维的历史时期，他为之呼号，奋斗、抗争。投身革命三十多年，风度生死悬于一丝，最后在僻居的江津小镇鹤山坪，为肯求将其著作油印几十份，分送亲朋及学校，连续给出版人写信，语谦词卑，使人读来心酸不已。其实在当时他完全可以与一些稿酬极高的出版商约稿，如胡适等人劝他写大革命史及自传，但他者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而是一腔热诚要做点对国人学习文化的有用之事，即要以已之能作些文字改革的探索研究工作。他最后的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归纳出五百多字根，用记一推十的方法帮助认识古文字中三千至几万的繁难文字，以使学习古文有一简捷径，这本穷作者十年心血之著作，竟百难付梓，令人为之泪下。便他却真的实现了他青年时期的一句被广泛传播的话：“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在各方面者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

　　一代文豪，一代革命领袖，从年轻豪情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到中年革命时“笔底寒潮撼星斗”，英雄末路的晚年却“依然白发老书生”，使人怅然慨然。而斯人本色不改，独不憔悴，亦使人振然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