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陈独秀从安庆辗转宜昌、重庆，然后到四川江津，并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在江津。

    陈独秀死时，潘兰珍、陈松年和代表他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场。

    关于陈独秀最后的日子，罗学蓬写了一篇文章，曾被多家报刊转载。这篇题为《陈独秀的最后日子》说：陈独秀先生是1942年5月27日逝世的。

    江津市档案馆存有一份1942年5月29日出版的《江津日报》，一版上有如下一则消息：

    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陈独秀前晚逝世

    急性胃炎不治享年64岁

    本报讯   一代人杰陈独秀于本月27日晚9时40分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医药罔效，溘然长逝于县属鹤山坪乡寓，享年64岁。陈氏生于1879年，安徽怀宁人，字仲甫，原名仲，一名由己，号仲子，别号熙丹仲子，日本及法国留学生（此处有误，陈氏未去过法国——笔者注）。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青年杂志，后因思想左倾，主持共党，被拘南京模范监狱。抗战军兴，旋即出狱入川，隐居津门，研究小学，贡献颇多，今不幸逝世，实为学术界之一大损失。先生身后萧条，亲友学生，将集议救济办法。6月1日发柩于县城南郊，殆抗战胜利再移运回原籍。

    笔者曾在10年前陪同诗人孙静轩踏访过陈独秀先生的旧居和墓地。

    在离城30余里的鹤山坪上石墙院，笔者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页业已发黄的历史书：“陈先生死得不松活，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气。”年逾80的吴元珍老太太说，“陈太太人年轻，和陈先生的儿子又合不来，急得只晓得哭。这石墙院是杨家的，我那阵跟杨二太太帮佣，杨二太太去劝陈太太，我也就跟着去了。隔着天井，看见杨家的佃户胡庆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个脚盆里给陈先生净身。净完身后就把陈先生抬到凉床上，用白绵纸搓索索裹缠陈先生的身子。然后再给他穿‘老衣’。换老衣，装棺，都是品中爷俩干的。”

    当年的“胡大娃”已是60出头的人了，但提起陈独秀之死，依然记得很清楚。他说：“陈先生和潘兰珍来到石墙院，当时乡下人大都不晓得陈先生是哪个，以为是个有钱的下江人。我还是从杨庆馀杨二爷口中知道陈先生是陈独秀的。我对陈独秀还是很崇拜的，因为我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也晓得他当过共产党的总头头。这样一个大人物落魄到了石墙院寄人篱下，总归是让人同情的。他当时的日子已不好过，没啥经济来源。我还听说陈太太托吴元珍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后来，我看陈太太在院子边上开了块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先生也常去帮忙。我看不过意，也常常主动去帮着淋淋粪、松松土。

    “1942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小雨，就听见潘兰珍在石墙院大声痛哭。我马上想到是陈独秀过世了，因为他已经卧床好多天，江津、重庆都有不少头面人物坐滑竿上山来探望。没一阵，杨庆馀就跑出院子，喊我老汉去跟陈独秀换老衣，我也就去了。我们爷子俩为他净了身，穿上老衣，再把他放进棺中，空隙处再用石膏粉、杠炭灰、谷壳灰配的混合物塞紧。在我们忙的过程中，大约有10多个人守在侧边。我认识的有陈独秀的三儿陈松年两口子，陈独秀的学生包惠僧、台静农，从江津赶来的邓仲纯、潘赞化、何之瑜，从白沙赶来的邓蟾秋、邓燮康两叔侄，还有几位生面人。”

    作为杨家之后的杨明兴老人介绍的情况则显得更全面一些。他说：“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馀特意去请上门的。我曾祖父杨鲁丞是光绪特科贡士，对经史有一定研究，还写了好几部书稿。国学大师章太炎1918年初到重庆时，我曾祖父曾带着书稿到重庆请教，谁知章太炎随便翻了翻，竟批了‘杂乱无章’四个字，气得我曾祖父吐血，回江津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我父亲仰慕陈独秀的大名，便去请他来石墙院，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本来，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好请的。但因为一者江津城里经常闹空袭，有钱人物纷纷往乡下搬；二者陈独秀、潘兰珍和邓仲纯的老婆吵了架，被邓夫人恶言撵出了‘延年医院’，在城里居无定所。所以我父亲上门一请，陈独秀夫妇就来了。开始，陈独秀两口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待他犹如上宾，陈独秀整理遗稿也很卖力，《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就是经他整理后出版的。可后来，陈独秀就把其余遗稿丢在一边，埋头写自己的文章去了。时间久了，我父亲就有些不高兴，再加上陈独秀几次对从江津来看望他的朋友说：‘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的注疏，创见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这话传到我父亲耳中，他心里更加有气，脸上有时就不那么好看。陈独秀感觉到了。又实在无处可去，就提出分伙立灶。我父亲同意了，还把全副锅盆碗盏借给他两口子用。虽是这样，有了啥好吃的东西，父亲也时常请他们过来一起吃，或者给他们送过去。”

    唐宝林先生在他撰写的《陈独秀传》里认为，陈独秀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几十年来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的通缉对象。由于长年没有正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过着贫因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精神上，眼见亲人一个个先他而死，这种种因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而导致了他的逝世。

    唐先生算是国内研究陈独秀的权威，他的分析自然都有道理。但我认为，造成陈独秀死亡的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陈独秀相信了本地一土医生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泡水饮用，可治高血压，故而长期坚持不辍。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霉雨季节里摘的，未能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时水呈乌黑色，味亦发苦，陈独秀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已觉胃中不适。其二是，正在此时，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为款待这位挚友，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双石场割了两斤肉，他还带着包惠僧到菜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包。由于陈独秀平日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就不舒服了，食物作鲠，夜不成眠，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此后几天，陈独秀就卧床不起了，潘兰珍请来乡下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18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了25日晚，才落了气。

猪圈里有块墓碑

    有关陈独秀安葬的情况，是吴元珍讲述的，虽说她牙不关风，我们还是听了个明白。

    她说；“埋陈独秀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有当官的，也有大户绅粮。双石乡公所还组织了上百个乡丁来沿途护卫，一路放火炮，点冲天铳。从石墙院到埋陈独秀的‘康庄’要走30来里路，队伍拉了好长好长。陈松年端着遗像走最前头，后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的大绅粮邓蟾秋送的。陈太太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由杨二太太和吴白林的堂客扶着，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后头走。陈先生活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

    为了看看陈独秀的墓址，次日，我们步行到了城西五里处的“康庄”。“康庄”是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为避日机轰炸而修建的一处简易别墅，陈独秀生前曾在此小住过，死后，也埋在这里。

    我们去时，墓地已经荡然无存。我们访问了住在“康庄”里的一户农民。这位社员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说：“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异地说：“这两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看陈独秀坟的人多得很。我们队长说陈独秀是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诗人说：“陈独秀不是坏人。”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

    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已缺了一只角，“独”字没有了偏旁，变成了一个“虫”（蜀）字。

    我和孙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人杰的墓碑已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