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从“五四”开始，陈独秀对孔孟之道、对东方文化、对国学国粹国故就施以猛烈攻击，一直将之认定为国之妖孽，认定是麻痹、蛊惑中国人的精神鸦片，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中国新老封建文化反动势力的保护伞。在推倒旧文化、旧学术、旧文明的历次战斗中，陈独秀一直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不讲情面，不留余地，不搞任何折中与妥协。建党并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之后，除了将现实政治纳入视线，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激烈，浓笔挥洒，鼓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国民革命的主旋律之外，他也时时警惕着文化领域的斗争动向，时时注视着中国的文化论坛各色人物的出没与表演，手中的矛戈始终握着，眼睛盯注着新旧文化的冲撞，随时杀出来助“新”攻“旧”。与之配合，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他又义无反顾地助“西”攻“东”，毫不含糊地对“东方文化”及其核心的“精神生活”施以猛烈的攻击。20年代中陈独秀有在文化战线上的立场几乎与“五四”前后一样，没有丝毫挪移，而斗争的锋芒则似乎更加尖锐了，批判的情志更加急厉了，文字的笔力更加犀利了。
　　陈独秀批判“东方文化”，往往与所谓“精神生活”的反物质反科学反现代文明的本质联系起来。他在1924年2月的《前锋》上有一篇《精神生活东方文化》的短文(“寸铁”专栏)，一开头即指出：“我们不否认有精神生活的这回事，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我们不是迷信欧洲文化，我们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比欧洲文化更为劝稚。”他强调：“我们若把东方文化当作特别优异的东西，保守着不思改进……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幽谷。如此提倡精神生活，如此提倡东方文化，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了。”——在文化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是以吴稚晖为战友的。他要攻击的人物主要有张君劢、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等。这些人或是“好学深思的人”，或是“新知识的先觉者”，或是在为人的品格上，深得陈之钦佩，或是“二十年老友”，但是他们共同的一点是“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地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陈独秀认为：“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那些无限称美中国传统文化，陶醉在东方式孔子的生活，而甘心幽谷自闭，梦想着西方文化来向他们低头称臣，梦想着“世界未来之文化即是中国化”的人应该犯然醒悟了。陈独秀自称：在文化上，“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走”。正是基于这一点文化救赎的动机，基于他对文化——政治转因的思考，他特别重视“文化”领域的趋向与前途，特别重视“五四”的遗产是否有人继承，文学革命的大旗倒不倒，文化方向上出不出问题。他在《国故党与复辟党》(《向导》59期)上曾说：“文学革命运动中，颇现出复辟的倾向：文学的复辟如果实现，政治的复辟也会跟着来”，“我以为反文学革命的国故党和反政治革命的复辟党，本是一家眷属。”——看重文学文化的革命与进步，正是看重政治革命的前途与命运。由国故党他自然也迁怒到当时最流行的“国学”。他认为“国学”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国学》)——“粪秽”是同一的，“香水”与“毒药”也有个主观愿望上的区别。寻找香水的故胡适之、章士钊的墨经研究、名学研究；“寻找毒药”的便是章太炎、叶德辉、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或宋儒道学足以救济今之世”。
　　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文化萌芽破土，西学渐渐渗透进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并时时处处在改造着中国学术文化的传统，从整理国故到汇融更新，中国的思想学术挣扎着脱去旧胎，汇入世界新潮。——中国前进的知识界正在推动这一进程，而顽固的保守力量、国粹派、调和派、折中派、东方文化派也在呼风唤雨，充分表现，力图守住阵脚。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事件恰恰成了一个文化焦点，形成了舆论的风波。——陈独秀对泰戈尔尖刻而急厉的文化评价与批判很值得注意。
　　泰戈尔自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声名鹊起，他的有关东方文化的思想与议论，当时的国内知识界已经传播开来。许多人也都认识了这位印度的诗圣，东方精神文明的积极传播者与宣扬者。1923年中国出版界开始大规模地翻译介绍泰戈尔的著作。——1922年郑振铎就翻译并出版了他的《飞鸟集》。1923年沈雁冰、郑振铎等在《小说月报》中推出《泰戈尔专号》，译出了泰氏的许多诗歌、小说与戏剧。同年郑振铎的《新月集》出版。陈独秀听到这些消息，就立即表示不同看法：“像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戈尔?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中国青年》第二期1923-10-27)——因此他断言：“此时出版界很时髦似的翻译泰戈尔的著作，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意义!”应注意的是，陈独秀并不反对我们“贫学的中国”要文化引进、科技引进，“于我们目前思想改造上有益的文学书，也有翻译的必要”。——反对引进泰戈尔的书，问题出在“内容即思想”。这里似乎还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就在8年前1915年10月的《青年杂志》一卷二号上就刊载出了陈独秀自己翻译的泰戈尔诗《赞歌》，即《吉檀迦利》4首——这4首五言古体的“达噶尔”(即泰戈尔)诗，似是最早的泰戈尔诗的中译。原来陈独秀正是第一个将泰戈尔翻译并介绍到中国的人。这似乎是一个极有趣的文化现象，时代转景，还是人物错位?——泰戈尔1924年4月来访，5月离去，近一个月的访华期间，做了多次讲演，而陈独秀也几乎是紧追不舍追泰戈尔的访问讲演发出一连串的尖锐犀利的批判。
　　1923年年初，泰戈尔的秘书、英国朋友Elmhirst来北京，见了徐志摩等人，表示泰戈尔有意来华访问，徐志摩非常高兴，当即拍定，“讲学社”出面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演讲、游历。“讲学社”正式委托徐志摩操办一切接待事项，并担任泰戈尔在华讲演的翻译。为之，徐志摩在《晨报》和《小说月报》专门写了《诗人泰戈尔》和《泰戈尔的来华》两文向国内同行介绍。7月又写信给泰戈尔，告知“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率领一个“国际大学访问团”乘船抵达上海(他在印度拉到一笔赞助旅费)，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瞿菊农等人一早就到码头迎接。在徐志摩、王统照等人陪同下，泰戈尔一路游玩，一路讲演。上海、杭州、南京、济南，4月23日抵达北京。到北京站迎接的有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等一时文化名流。——文化学术界巨头相逢，名贤云集，西化派、国粹派在泰戈尔的题目下也难得聚了头。泰戈尔在华活动一时成为文坛媒体追逐的首要新闻。泰戈尔在北京过了一个十分舒心的64岁寿诞，还拜见了废帝溥仪。之后又游了太原、汉口，到5月29日才由上海搭船去日本东京——徐志摩一直陪着泰戈尔到东京，到香港才返回。这期间又抓紧时间译完了泰戈尔在华的所有讲演稿，同时或随后陆续发表。——陈独秀正是根据报刊上大量的有关泰戈尔的报道与泰戈尔的讲演一路追踪批判的。
　　《泰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是泰氏来华并开口演讲后陈独秀反应最早的一篇批判文字。文章开头便说：“泰戈尔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故有文化之复活’，又说：‘亚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又说：‘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陈独秀指出，泰戈尔“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他现在大力提倡复活东洋思想、亚洲文化，无非是要开历史倒车。把中国人——亚洲人拖回“尊君抑民，尊男抑女”、“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轻物质而重心灵”的东方伦理极妙世界中去，倒退回孔子的时代去。他厉声批判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呵!”紧接着4月25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又登出他的《评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指出泰戈尔演说中的“两个错误的根本观念”。“第一个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着重批驳泰戈尔的看法，即认为中国文化已被物质文明所逼迫，“濒于危险之境”。他希望中国人心中升起“反抗的精神”，反抗戕害创伤中国人心灵的物质文明，“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
　　创中国的不是中国自己发生的特质文明，乃是欧美帝国主义者带来的物质文明，这正是中国自己的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结果。魔鬼是驱使物质文明的帝国主义者，不是物质文明本身。
　　他强调中国现在缺乏的正是现代的物质文明而不是东方精神文明的乌托邦。他说：
　　中国文化到底是些什么，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这种可笑可怕的文化倘不被物质所迫，皇帝仍在坐龙廷，龙廷里还幽闭着许多宫妃与阉宦；男子仍在埋头读八股，女人仍旧裹着足关在绣房里；印刷店仍用雕板或木质活字，不会有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欢迎泰戈尔；泰戈尔坐小车由杭州到北京，至少要走一个月，泰戈尔路上犯了法，知县大老爷或许赏他数百小板、一面大枷。——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
　　“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泰戈尔在杭州的演讲每每宣称“人类要用爱来调和”。陈独秀批道：“我们不知道泰戈尔有何方法可以实现他的‘用爱来调和人类’这个志愿。没有方法的一个空空的志愿，本是无用的废物，孔夫子的‘仁义’叫了几千年，基督的爱也叫了几千年，何以现在仍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此时泰戈尔又叫‘爱’，我要问问你：这爱之叫声能够感动欧美资产阶级，使他们实行人类相爱，使他们自己取消资本帝国主义，不去掠夺劳动阶级，不去侵略弱小民族?我看等于向老虎说：‘你不要吃人罢’。”——这里的对“文化”与“爱的调和”的批判，已经向阶级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理论靠拢了，已经涉及到陈独秀的世界观、政治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了。陈独秀的结论是：
　　泰戈尔这两个错误的观念，都是社会改造之思想上重大问题，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上谈诗说艺。
　　所以他将泰戈尔的文化哲学延伸或者说是诠释为一种“和平运动”，严正地批道：“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地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并嘲讽道：“第二次诺贝尔赏金——和平运动的赏金，泰戈尔诗圣或者可以如愿以偿。”(《巴尔达里尼与泰戈尔》，《向导》67期)
　　这一段话是陈独秀借用他的“朋友”的，但其文化哲学向现实的政治利害的上纲上线则是他一贯的议论方法。在《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一文中他又借“北京有人说他”的话，上纲上线批判泰戈尔“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向导)68期。有时批判还迹近于骂人：题目就是《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说他到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溥仪、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向导》64期上他已有《泰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一文，还嘲笑他没赶得上与东方文化降盛时的女皇帝武则天合掌相见。不过，他批泰戈尔时很大的一片视界还落在中国，落在北京城里的东方文明的种种表现上。如《泰戈尔与北京》：
　　北京城里提倡道德的大官，正在严禁共产公妻的邪说，社会上一班同善悟善等东方文化派，也相和着斋戒礼佛，迎接铁牌，似乎如此这般的东方道德神佛精神已充满了北京城，用一百万倍的显微镜寻不出丝毫科学与物质文明底影儿。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向导》67期)。
　　在《向导》114期上一则“寸铁”短文《班禅与张天师》也是同一话题，地点改在了上海，泰戈尔又做了一下陪衬：“前天班禅到上海，正值张天师大出丧，迎来一个活的佛，送去一个死的天师，仪仗辉煌装点着上海的东方文明精神生活十分好看。倘能宣统皇上和诗圣泰戈尔同时到此，那更把上海变成天堂乐园了。”
　　不过陈独秀更多还是盯着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搜索着与泰戈尔有瓜葛的幽灵，如在《精神生活与金钱》一文中将“章太炎、泰戈尔、张君劢”捆在一起，揭示我们均多是“金钱”的奴隶；《泰戈尔与梁启超》中更指责了梁启超：“得过诺贝尔赏金的泰戈尔和做过财政总长的梁启超，现在北京携着手大倡其心灵生活与精神文明。他们都得了饱暖以上的暖饱，却忘了普天下众人的饥寒，好个没良心的东方文化代表者!”——东方文化已经与贫富不均、阶级差异沟通了起来，哲学文化与社会现实的伦理学判断缠绕上阶级差别，“良心”的问题便浮上了理论层面。又如《精神文明东方文化与段祺瑞》(《向导》105期)：“大文学家徐志摩运动了段大军阀一封信，去到欧洲迎接活佛泰戈尔再临中国，徐先生果能达到目的，届时必有一番盛况。我等何幸竟躬逢这精神文明东方文化军阀政治的盛世!”——讽刺归讽刺，徐志摩毕竟是促成泰戈尔访华的最关键人物，再一次“运动”泰氏来华也是年轻诗人崇慕东方诗圣的常规表现。——以徐志摩为核心的“新月”诗派正是从泰戈尔《新月集》得到的启发，泰戈尔访华回国后，将他在中国的演讲稿辑录出版，在扉页上写着“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他特地请梁启超写了“序”，梁启超又第一个诠解了泰戈尔的名字：“拉宾德纳特(Rabindranath)”，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他赠了泰戈尔一个中文名字：竺震旦——竺为姓，以印度国名为姓也。——诗人们毕竟承认泰戈尔的伟大成就，刘半农、郭沫若、郑振铎、谢冰心们醉心于泰戈尔的也与徐志摩、王统照一样。值得提一笔的是泰戈尔“热”刚起来时，陈独秀曾经致信胡适，希望他也出来参与“批泰”，并提醒“此事颇与青年思想有关”。按哲学文化上分，胡适确实批判过老庄的虚无与守旧，提倡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对东方文化、精神文明也多有批判言论，但胡适没有参与“批泰”，并且到北京火车站去迎接泰氏。又在泰氏64岁寿诞当日，主持了泰戈尔的祝寿会。但他没像徐志摩那样写歌颂赞美泰戈尔的文章。他当然也留意到泰戈尔的有关“东方文化”的言论，但他无意介入批判。礼数到了而已——泰氏毕竟是世界文化名人，也敬爱“伟大的中国人民”。
　　对东方文化的批判是陈独秀一生坚持的一个文化立场，这一点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批判泰戈尔只是发生在1923年至1924年间的一个大事件而已。此外他批判章士钊的农村立国思想、司法建设观点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基础，批判梁启超的害怕贱民专制及其潜在的贵族文化心理，批判康有为的“忧道不忧贫”的虚伪不实等等，均透露出陈独秀对东方文化的核心伦理和价值取向的深沉思索。不过，已经初步具有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他在“文化”问题上也汇融入了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与历史的一元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成份——文化问题议论往往汇入政治批判的范围，加上自觉且敏感的战斗意识，有时便显得过于偏激与偏执。再加上他的言论有时激于义愤，有时出于迁怒，有时也由于修辞上的排拒平庸——阶级论的立场使他更多的将“东方文化”问题明显地政治化，且引向绝对化，梁上了浓重的狭隘认识判断——这一点也是我们后人解读时应特别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