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以其大智大勇，开辟鸿蒙创建中国共产党，其感情世界也是丰富而复杂的。从早期到晚年共经历了四次婚恋生活，共效于飞的有高晓岚、高君曼和潘兰珍，在潘兰珍之前，1926年陈独秀因患伤寒住院，邂逅了医护人员施兰英感情相许，堕入情网秘密同居了约一年时间。四次婚恋生活中，其与高君曼是最为冲破封建传统，以新青年、新女性的新姿态、自由恋爱畸行特性而展开的。

陈独秀在这四次婚恋感情世界里，原配高晓岚（乳名大众）生于1876年，安徽霍丘县城东十里高家墙人，父高登科出身农家，家境寒素。一次因放牧露宿麦田，恰遇清军官兵，见其机谨收作勤务。由于他聪明伶俐，做事勤快，颇受上司赏识，逐步受到提拔，一直晋升做到安徽统领（相当于旅的长官，也称协统），以虚衔副将有军功，清廷赏穿黄马褂，并给以世爵。于是敛财置产，由清素寒门一跃而升名门望族。高登科原配夫人早丧，继娶詹氏生晓岚，未及笄年，詹母不幸亡故，高登科又续弦阜阳亓（古其字）家花门楼亓提督的女儿为妻，后生君曼得父母宠爱，视为掌上明珠。

陈独秀幼年曾过继于其叔父陈衍庶（又名昔凡），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举人，历任知县、知州，因有政声以知府赏戴花翎，过班升道分省补用。致仕后，专攻书画，诗文书画名重皖江，为一时阀阅名流。1886年，十八岁的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参加县、府院试。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居然以《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一篇不通的文字，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一矢中鹄，榜列秀才取了第一名。捷报传出，全城轰动。当时陈独秀以“二九”将趋及冠之年，缔姻议婚已是世俗惯例。于今功名有成，淑女闺秀前来提亲说媒的络绎不绝。其时高晓岚已届花信年华，经人说合陈高联姻，于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一线姻缘，红绳牵定。

高君曼乳名小众，又名君梅，生于1886年，母亓氏，与高晓岚为同父异母姊妹，童年遭遇却迥然不同。由于前后晚继晓岚常受虐待，更谈不上有读书识字的机会，以致性格内向，落落寡欢。高君曼生性聪明，器质伶俐，父母对她寄予莫大的希望，慈爱关怀备至，“得天独厚”的感觉在她身上体现得无微不至。即是父母对爱女能够转变当时流行的封建观念。破除自古以来就有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传统古训，真是“谢公自小偏怜女”，请塾师上门教其读书识字。文化知识的薰陶，使她获得而且奠定了较深厚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在学业“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的进程中，高登科感到爱女极富超常意识，学业日进十分高兴，于是送她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深造，接受新文化知识的洗礼。

1897年9月，陈独秀南京乡试未中，回安庆与高晓岚结婚。新婚燕尔，开始尚觉相安，迨后不久，双方性格、思想差距就暴露出来，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矛盾勃溪时有发生，其根源是陈独秀才华横溢，出口成章；高晓岚目不识丁，性格古怪，两人文化层次差距太大，亲亲我我难觅知音，闺房谐乐相对减弱，按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的说法，高晓岚与陈独秀的“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婚后，陈独秀曾多次规劝高晓岚读书识字，学文化，长知识，增广见闻，高则不屑一顾，甚至反唇相讥，骂陈放“洋屁”。最令陈独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次拿了一本《三字经》欲教高晓岚念读，她却火冒三丈，一把夺过去撕得粉碎，斯文扫地，使陈独秀恼恨不已！陈独秀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因阮囊羞涩，缺少经费，欲借她的“十两金镯作为游资”。高则一口拒绝，坚决不肯。夫妻间的感情裂缝自然越来越大，似此巨大隔阂，强如咫尺天涯，缺乏爱情与沟通的婚姻，勉强维持，分手势难以避免的了。及至1913年陈独秀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开安庆，高晓岚从此独守空房，夫妻名义的感情关系自然也就名存实亡了。

1909年正当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婚姻濒于破裂之际，高君曼已是20出头的大姑娘，出落得亭亭玉立，文雅大方，明眸皓齿，丰姿绰约，端庄秀丽，着装入时，有文化、有见识、思想新颖、求知欲强，接受新式教育，思想活跃，敢于冲破旧束缚，也敢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合乎时代潮流的新女性。当她来到姐姐家中，与姐夫陈独秀一见如故，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共识，使他们相处投机，高君曼那开朗不失深邃，飒爽不失其文雅的性格，给陈独秀留下极好的印象，而陈独秀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胆略，聪明睿智早已让高君曼心潮激荡，仰慕不已。他们过从热络，经常寻找各种由头见面唔谈，耳鬓厮摩，倾诉心曲，交流思想，讨论问题。天长日久，“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情愫缠绵，感情的天平很快的滑落，两人的关系，渐渐超出了姐夫和妻妹的界限，情不自禁地坠入情网，步入爱情的伊甸园。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出格”行为，当时在社会上引起舆论大哗，陈、高两家感到极为尴尬，呵斥责难，千方百计地极尽于涉阻止之能事。继父陈昔凡大发雷霆，痛斥陈独秀大逆不道，扬言要“退继”断绝父子关系。岳父高登科更是怒火冲天，悔恨择错女婿，甚至对高登君曼施加暴力，逼其另嫁。男方的父子反目，女方的父女成仇，双方家庭无情严厉的压力，对陈独秀和高君曼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俩毫无顾忌地依然我行我素的发展恋情，热烈相亲相爱，决定远走高飞“私奔”结婚。1909年，陈独秀赴沈阳，将其在沈阳病逝的大哥孟吉的棺木护送返里，旋即赴杭州，就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此时与高君曼正式同居在杭州西子湖畔，新婚燕尔，甜蜜温馨，旖旎情怀，精神生活十分愉快和满足，陈独秀在授课之余，日与知心挚友刘季平（刘三）、沈尹默以及马一浮、谢无量等常在一起，遨游湖上，以诗酒自娱，春风得意，心旷神怡。高君曼亦追随陈独秀征逐于文朋诗友之间，陶醉于文艺气息的氛围，文思日进，诗情勃发，最近《南社通讯》曾辑佚其诗作，诗思风格悱恻缠绵，与婚后境况甚相契合，诗情巧思堪与苏曼殊绝句媲美。杭州逆旅，陈独秀在给友人苏曼殊信中写道：“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用度虽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转引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按陈函所引诗句，见唐李商隐《富于少候》诗，原句为：“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又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回忆道：“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1期辑）章士钊也为之感激赋诗道：“三月江南噪阳春，胜友联翩六七人，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思归迈苏程。”（转引见孙其明《陈独秀：身进、婚恋、后代》）温馨旖旎，是陈独秀与高君曼结合的一生中最安然自得，赏心悦目的美好时光。

1911年10月，辛亥武昌起义的炮声惊醒了他们温馨酣甜的美梦，思想激进同情革命的陈独秀与高君曼，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始跳出甜蜜的安乐窝，投身到社会斗争的洪流中，迈上革命的征程，安徽光复后，1912年初都督孙毓筠敦请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他们回到安庆，大约住了一年半时间，旋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二次革命”。斗争失败后，陈独秀逃离安庆，挈妇将雏旅居上海，接着又应故友章士钊的邀请，再一次东渡日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其间陈独秀因无固定收入，高君曼扶病（患咯血）带着孩子，生计拮据，生活渐入困境，虽然饥饱失时，但她能忍受饥寒交迫的煎熬，安之若素，实属难能可贵！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离沪赴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搬到北京，三个月后高君曼亦携子女，到北京安家，进京以后，感情滋润，高君曼的身体和精神均大有起色，恢复青春，独力承担操持家务，教育孩子，送往迎来，接待来访的客人，并协助陈独秀做编辑工作。当时到过陈家的来访者，无不对女主人的才貌风华，精明能干，热情好客，啧啧称赞留下了极深的良好印象。

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所育长子延年，次子乔年，自幼育于故里祖父陈昔凡处，“五·四”运动前后，均曾赴上海学习法文，陈独秀对他们严格要求不允同住，而使寄宿于亚东图书馆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内。白天在外谋生自给，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夹衣），夏不张盖，日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体瘦骨立，高君曼秉性善良，视姐子如己出，睹此艰难窘状，尝泣诉于老友潘赞化曰：“独秀性情与人不同，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说数次，他总不以为然。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也因此事吵口多次，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说其为吾姐之子，其母已逝。小子何辜，我也是他姨妈，又是继母，他们也很驯实，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失母无依，视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谁能谅我？言之流涕不已。余亦以言告独秀，而独秀以为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余亦与之强争数次，终不可行。”（见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的两小英雄故事略述》、《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高君曼的真纯母爱，的确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6月11日陈独秀因亲自上街散发爱国传单，而被北洋政府的便衣巡警逮捕，高君曼心急如焚，后因各方竭力营救，在全国各界舆论的巨大压力下，1919年9月16日，北京政府被迫将陈独秀释放。几个月后，在李大钊、高一涵、王星

拱等人帮助下、秘密离京南下，高君曼也和孩子于1920年春转回上海，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的高君曼原以为，渴望着从此可以恢复安定的生活了，但是事与愿违，理想中的愿望并未能实现，原因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先后两次遭遇逮捕，还被抄家，第一次1921年10月4日，包括高君曼在一起都被捕了，第二次（1922年8月9日）高君曼虽未波及，但也饱受惊恐，两次被捕给他们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中共的主要领袖，陈独秀不得不考虑个人和组织的安全。故在二次被捕事件之后，他便同高君曼和孩子们分开，另找秘密住处，以便于隐蔽，就高君曼而言，为确保丈夫的安全，赞成与丈夫分开居住，同时她也预感到这样会无法过那平常人那种亲密无间的夫妻家庭生活，她深切体会做一个革命者的伴侣，将要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对陈独秀的革命生涯所带来的各种艰难和风险，开始尚能承受，到现在身体和精神的确难再以支撑下去了，不得不毅然同丈夫分手，于是约在1925年冬，高君曼决定离开上海，带着孩子到南京，住在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南京城南购买的十余间草房和数十亩土地上，高君曼离开上海到南京后，健康益发欠佳，常与病魔相伴，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

1930年7月，高君曼获悉姐姐高晓岚去世的消息后，姐妹情深，脊令永叹，急忙带着子美、哲民同回安庆奔丧，虽未得到充分礼遇，但她处之泰然，不失仁者宽容的大家风范，汪孟邹曾夸她是“女中之杰”（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注）。回安庆给高君曼带来无限伤心和悲痛，加上旅途劳顿，高君曼的宿疾病情急剧恶化，咯血复发，兼又患上了子宫癌，以致一病不起，1931年病逝，终年仅45岁，高君曼逝世时，身后萧条，凄凉备至，仅子女随侍在侧，老友潘赞化为之料理丧事，草草营葬尽朋友之责，葬于南京清凉山向阳的高坡上，陈独秀当时虽在上海，可能由于白色恐怖未敢露面，没有前去亲视殡殓，顾念陈独秀和高君曼从1909年于结缡同居至1925年，一起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高君曼以火热奔放的激情，冲破封建世俗的藩篱，始终对陈独秀一往情深，夫倡妇随，恩爱有加，自由恋爱，却未能白头偕老，不能不为之引作一桩憾事！至如高君曼墓葬，历经战乱，乏人祭扫，墓圯碑亡，一抔黄土，枯冢难寻，幸其孙女陈祯祥在1992年得同济大学孙其明教授帮助费尽周折，始为寻获，迁葬于南京雨花台附近黄金山墓园，女杰畸人最终得与烈士陵园为邻，会当告慰而含笑于九泉了。

女杰畸人，悲欢离合，为赋四绝，以遣枨怀。

皖江淮水彩虹牵，亲亲我我感情连，世俗藩篱全不顾，愿作鸳鸯不羡仙^（1）。

西湖载酒泛中流，旖旎风光眼底收，最是怀宁陈仲子^（2），新得佳人字莫愁。^（3）

京华风雨破鸿蒙，德赛旗扬荡帝封，春申建党贤内助，缧绁^（4）同经不负侬。

白下秋风怒吼吹，美人香草^（5）感支离。弥留^（6）咫尺天涯远，白头偕老梦难期。

[注]：

（1）借唐卢照邻《长安古意》诗句。

（2）借章士钊怀陈独秀诗句

（3）借唐李商隐《富平少候》诗句

（4）缧绁：拘系犯人的绳索，引申为牢狱。《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之中，非其罪也。”

    （5）美人香草：陈独秀尝在诗中自喻：“美人香草”。

    （6）弥留：病久不愈，后谓病重将死为弥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