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今年第一期《隨筆》上袁鷹先生的文章《陳獨秀·太平軍》，(本刊上期轉載——編者)產生些疑惑，向您求教。袁鷹先生的文章中引有您的大作《聯共檔案揭開中國大革命真相》中的話。所以我估計《陳獨秀·太平軍》那文章是袁先生在讀了您的文章之後有感而發的。袁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說，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主要是當時共產國際硬加在中國共產黨頭上的結果，“其主要罪責，應該由當時的第三國際(實際上應該是聯共中央)來負的，是他們的錯誤決策和瞎指揮，斷送了中國1925—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我覺得袁先生這裏“罪責”一詞用的似乎過份了。

第三國際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負面的是客觀存在，正面的也是歷史事實。對這樣一個當年工人為階級翻身，為世界革命(姑無計其可能有多少)而組織起來的國際組織的評價，似乎要作得全面。它在革命運動中確有諸多不足，而且隨著檔案的披露，還有更多的不足會被發現，但它畢竟是在資本主義統治的這個地球上謀求創建新社會的。對它的功過應聯繫著歷史背景來評說。這功過的評說，和“罪責”的指認，似乎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東西。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應該為陳獨秀正名；為陳獨秀正名，似乎不一定要抹黑第三國際，除非有材料證明第三國際自始至終背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近有學者著文明白表示聯共黨在後期已離開馬克思，其所述社會已非馬克思原意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這個污點能成立，對於第三國際在中國所起作用似乎也得一分為二，評論功過，似不宜指認“罪責”。

隨便再說一下袁鷹先生所講的另一個觀點，就是對太平天國(袁先生稱之為太平軍——我的歷史知識少，不知究竟應怎樣稱呼洪秀全他們)的完全抹殺。袁先生說他是讀了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之後，動搖了自己原來的觀念，認識到太平軍原來是一個邪教組織，對國家對人民之害，大之矣。袁先生說當時的歷史狀況是“社會急待發展經濟，增強國力，百姓渴求安居樂業”，而清政府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奮圖強的情緒”。這一切是“被太平軍的造反打亂了、中斷了”的。袁鷹先生從這個發展經濟的角度認識到了太平軍的罪過，而我卻由他的話陷入迷惘，如果當時的百姓確如袁先生所說那麼渴望安居樂業而不思變，那，太平軍又怎麼會興起?又怎麼能那麼快地刮過半壁江山?如果當時的清政府確有奮發之意，而為什麼幾次改良都夭折，其自身終於還是被推翻?我是一直認為十九世紀中葉的清政府是走到了盡頭的。為維護它的統治所作的各種努力都不能成功，證明它的存在已經是社會發展的羈絆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動搖這個封建王朝的行為，似乎都該說是對社會發展有(一定)正面作用的。雖然馬克思有話，批評太平軍，我卻仍以為太平天國對五十年後民國的成立有催生作用，不宜抹殺。

這兩個問題，我所以一併提給您，是因為我覺得時下一些對歷史人物、事件的議論，常常從此一端跳入另一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講歷史條件，不講歷史過程，以今人水平去要求古人，視歷史事件為離開必然的一團團偶然。這麼一種現象，我以為似乎是不利於認識歷史真實，也無益於正視當前的。以上我這些話都沒有新材料作根據，只是憑原有的一點點知識作推動，也許恰恰違背治史的科學精神，有以論代史的遺毒。真心盼望指教，也極望多得一些史料，以匡正自己的有偏頗。(2月28日)

歷史不承認假設，但允許反思

——答梁有根先生談袁鷹文章的信            

唐寶林

敬悉“2·28”來函，本來已安排在上期轉載袁鷹大作《陳獨秀·太平軍》時一起發表，因稿擠臨時撤下，延至本期。對不起，讓您久等了。您又來信，擔心我們故意壓制不同意見。這一點請您放心：一是袁鷹先生雖然是一個名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曾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而且與我們的關係也不錯，但是我們為真理而鬥爭，決不唯名，也不唯親。二是我們本身是一言堂的受害者之一，是反對思想壓制，堅決執行百家爭鳴、相容並包方針的，特別歡迎不同意見（包括批評我們、甚至罵我們的言論）。這一點，我們自信比起那些口喊擁護“雙百方針”，實際害迫不同意見的人開放得多。況且，陳獨秀在五雷轟頂、最惡毒的罵聲中還能為真理不懈奮鬥，我們這些研究陳獨秀、學習陳獨秀精神的後輩小子，難道聽聽不同意見的氣量都沒有嗎！關於您的信，我先回答有關我能回答的幾點意見，然後轉給袁鷹同志，聽聽他的意見，如果有必要，可以在下期公開發表。

一、  共產國際（實為聯共中央史達林）的“錯誤決策和瞎指揮斷送了中國1925-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用“罪責”一詞，是不是過分？我認為考慮到“四一二”、“七一五”失敗時犧牲那麼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用“罪責”一詞並不過分，不過多了一點“感情色彩”。用平和冷靜的心態去處理，叫它“錯誤”，似乎也可以，以使更多的人能夠接受。

您說對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要全面評價，有功有過，應當一分為二。“為陳獨秀正名，似乎不一定要抹黑第三國際”。這是我同意的。我一貫認為，1920-1921年幫助中國建黨、1922-1923年幫助中共確立國共合作政策、1935-1945年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確立領導地位、西安事變中幫助中共確立和平解決方針、解放戰爭中幫助中共打敗蔣介石、抗美援朝中支援中國，以及五十年代的工業現代化建設中給予的援助，都是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功績，雖然這些援助都是有條件的，但是，沒有這些援助，中共的成立和中國革命的成功，可能會走更漫長更曲折的道路。可是，全面評價共產國際的功過與檢討在某一問題（如大革命失敗問題上對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搞文過飾非，使陳獨秀蒙受幾十年的冤屈）上的錯誤，是不同的兩個問題。楊奎松教授單單敍述“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就用了52萬字（臺灣出版），袁鷹同志對陳獨秀右機問題在讀了我的文章後寫了一千多字的一點感想，怎麼可能要求他對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功過作全面評價呢。本人拙作《聯共檔案揭開中國革命真相》以及其他為陳獨秀某個不實之詞作的辯誣文章，也各有主題，側重某一方面，不可能全面評價共產國際的功過和陳獨秀的一生功過。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辯誣者認為“陳獨秀一切都是對的，沒有任何錯誤”。如果用這種無理的指責來干擾我們為陳獨秀正名的工作，我們應該保持清醒頭腦。

對太平天國怎麼著，我沒有研究，無資格發言，而且這裏至少有兩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如何看待群眾運動，如何看待改良主義——結合古今中外的歷史把它說清楚，需要巨著鴻篇，三言兩語是說不清的。袁先生讀了潘旭瀾專家的著作，全面否定太平軍，對於我們這些受過歌頌農民起義傳統觀念薰陶的人，的確難以接受。但是，這種觀點現在能夠發表，卻說明瞭現在學術民主的進步，應該歡迎，正像您為“左派”二刊“自裁”鳴不平一樣，只要沒有違犯憲法、沒有顛覆現政權的嫌疑，應該最大限度地允許不同意見發表和爭鳴。同時，我也注意到現在在“與時俱進”中有一個不好的苗頭，即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不考察具體的歷史條件及這個條件下出現的進步事件（事物），如您所說完全“以今人水平去要求古人”。我認為這有走向“歷史虛無主義”的危險，是應該注意的。這些人的動機可能是好的，不希望歷史上出現那麼多醜惡。假設沒有那麼多冤假錯案多好啊，假設沒有那些戰爭多好啊，等等。但是，歷史不承認假設。那麼多醜惡本身是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歷史卻允許反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寫《資治通鑒》，就是這個意思吧，為的是使後人不要重演歷史悲劇。在這個視角上來讀袁鷹同志的文章，是否會受到益處呢。

一般來說，人老了，再加盛名之累，往往趨向保守，有人甚至利用職權，肆意壓迫進步的新生力量。年屆八旬的袁鷹，願意重新考慮原來十分信仰、十分堅持的觀念，參加到不斷進取、與時俱進的隊伍中來，這種精神是多麼的可貴啊！茫茫人海中，您能找出幾個這樣的老人名人來？我說的“歷史虛無主義”現在只是個苗頭，要注意，現在的主要傾向還是維護錯誤傳統觀念的勢力太大。20多年來為陳獨秀正名之路如此艱難，就是一個證明。不過我們堅信，進步者必勝，否則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

二、  幾年來，在為陳獨秀正名的隊伍中，走進了不少像袁鷹這樣的文學家、散文家、記者等非歷史工作者。中國的文史從來是一家，這是好傳統。作為歷史工作者應該歡迎，而不應該像水泊梁山上的王倫那樣，搞中國的“門羅主義”。當然，二者畢竟各有特點。文學家重于故事與情感，歷史家重於學術與理性。文學家在寫歷史題材的作品時，往往用合理想像和形象思維，有時可能會出現與歷史事實不符的缺點（歷史家有時也難免）和歷史家難以接受的思維邏輯（有人如果用文學家的某些歷史題材的作品，來衡量一門歷史學科的研究水平，乃是一個笑話）。缺點錯誤可以熱情幫助，不同的思維邏輯也可以互相討論切磋。我要說的是我們應該特別學習文學家的優點：

一是要學習“史情並茂”的寫作方法。有人總是批評研究陳獨秀的論著、特別是為陳獨秀正名的文章感情色彩太濃。如果以情害文，違背史實，拔高地位，那是應該糾正的。如果不是這樣，卻是應該鼓勵的。因為世界上哪有不帶“感情色彩”的史學論著？。國寶《史記》就是一部史情並茂的歷史巨著。學術大師季羨林說：“《史記》中的許多列傳，本來都是敍事的，但是，在字裏行間，洋溢著一片悲憤之情。”（《二十世紀中國著名作家散文經典·代序》）從司馬遷到梁啟超，都主張“筆端常帶感情”。陳獨秀也有詩曰：“筆底寒潮撼星斗”。所以，史學著作，特別是人物傳記，不可能沒有感情色彩，關鍵是這種感情健康不健康。衡量的標準無非是二條：一，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二，是否站在正義和進步的一邊。說到底是一個立場問題。過去動不動說“階級立場”，現在吃不開了，但站在正義和進步的一邊，還是站在非正義和保守落後的一邊，總是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標準吧！另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場和感情，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寫同一個人物，如《毛澤東傳》或《蔣介石傳》，不可能寫出一樣的感情來。這也不必非要“統一”，世界本來是豐富多彩的。至於感情的表達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義正詞嚴，慷慨激昂；有的發發牢騷，說說怪話。不必大驚小怪。一般說來，發牢騷、說怪話者，都是正義的弱小者在受到強權者無理壓制時，所作的無奈而微弱的抗爭（如果他有權勢改變現狀，決不會採取這種方式）。一般有良知的人，應該給予同情。如果連這樣的表示都不允許，是不是要回到那茶館的牆上張貼“莫談國事”的年代。

二是要學習文學家對人性的關懷。文學作品的魅力在於它滲透著對人性的關懷。過去，把這一點視為文學家的專利，好象現代歷史家都是只知道理性和學術、沒有感情和人性的“冷血動物”（陳獨秀的冤假錯案如此深重，除了主要是政治原因之外，與歷史家的這種人性弱點，不無關係）。所以寫出來的歷史論著總是味同嚼臘（像《史記》那樣的著作太少太少），讀者寥寥，影響力自然就小。有的“為虎作倀”就更讓人瞧不起了。袁鷹同志寫過幾篇為陳獨秀正名的散文，情況就不一樣。為什麼？就是他們更關照人類的良知和人性。如他在為趙蘅女士的畫冊《拾回的歐洲畫頁》所寫序中所說，文學藝術家的根本任務“是加深人類的良知，對真善美的維護和對假醜惡的憎恨”，“是對人類命運和尊嚴的訴求”。正是出於這樣的本性，袁鷹並不因自己名大位高而失去對弱小的無辜者的同情心。他總是為他們大聲呐喊：“正直和平的普通人民何辜，天真純潔的孩子何辜，冷戰的鐵幕竟給他們善良人性以如此深遠的無聲傷害。全人類有識之士，難道不應該制止這種    害人性的愚蠢和罪惡嗎？”為了美好的未來，“真切地希望那種種不幸的事永遠不要再來。我想……對一個有良知的人，這應該是最低的願望、最起碼的要求吧”。

這種聲音表示了袁先生扶正壓邪的鮮明立場。可是有些人卻總是自覺不自覺地站在強權者一邊，對正義弱小者的無奈而微弱的抗爭進行打擊，這就有點太那個了。（2002年6月9日）

以上文章原载《陈独秀研究简报》，袁鹰先生的<陈独秀.太平军>没有找到,但搜索出下面这篇“世纪回牟的匡正”,其意相同，也转录于此。感谢陈独秀研究会简报主编唐宝林先生允许在五柳村转发这些文章。          陶世龙,2003.04/07